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_风闻

作者：钟庆 

本书作者钟庆长年旅居日本，通过其留日的所见所闻所感，结合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从自然科学规律的角度，严肃批驳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及其指导中国改革实践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其对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害处。本书提出，一个国家的技术力是本民族安身立命之本，日本产经联历史上誓死保卫技术力的信念值得国人借鉴。（当代出版社2005年9月版）

刷盘子，还是读书？

中国目前的状况充满了矛盾，这让我想起了自己曾经耳闻目睹的留学生生活，与中国目前的现实颇有相像之处。

学生是应该刷盘子还是读书？这种问题还用问，当然是读书了，这在国内根本就不成为问题，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何况刷盘子打工也赚不了几个钱。但对于留学生来说，却是一个时刻困扰的问题。

首先刷盘子的诱惑很大，以日本的标准，刷一个小时的盘子，折成RMB大约60元。那么一天是多少，1个月是多少，1年又是多少。而读书则很辛苦，学费高不说，课程也不轻松，还要加班加点地学习，还有拿不到的学位的可能，即使读出来了，也有找不到工作的可能。所以很多人干脆选择了刷盘子。选择读书的，也必须刷盘子，因为没有钱。又有新问题，即多长时间刷盘子，多长时间读书。刷盘子的收入是用于读书还是改善生活，比如说买辆车耍耍。用于读书的，还要抵御很多诱惑，为什么自己的生活比刷盘子的差，一旦松懈，原来所读的书白费。有很多问题要考虑。当然，读出来了，找个工作，收入远非刷盘子可比，且很轻松。但这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潜心读书。

之所以从中国经济现状扯到刷盘子，是因为国际社会其实与一个国家差不多，内部也分三六九等，平等只是理想，但不是现实。有的国家是读过书的白领（制造技术文化产品），有的国家只能刷盘子（出卖简单劳动和资源）。成为白领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家道殷实，则生下来就能上大学当白领，但这种国家就那么几个。如果中了彩票，一夜之间就变成白领，这种概率小的可以忽略不计。其余的国家成为白领只能靠自己努力。

日本就是个模范生。日本祖上的遗产不多，即没有土地也没有资源，手工业还不发达，“刷盘子”是刷不好的，只有读书这一条路。它也赶上了好时代，当时通信和交通不发达，有个收音机就不错了，国民很难受到物质诱惑，一门心思读书，即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准。用了不到一个世纪，掌握了全套先进工业技术。由于高超的技术力，少量的技术产品从世界市场换回了大量的粮食和资源，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平民生活水平还与中国持平，40年代打仗，平民还没有饭吃，但是到50-60年代家电大普及，70年代汽车就进入普通家庭。日本成为富裕的国家，以前的书没有白读。

中国没有那么幸运。可能是祖上还留有家业，有些土地和资源，虽然不多。所以自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这段时间，总在想是不是卖卖地（也就是卖粮食），卖卖资源，就可以了。就这样走过来，这种“刷盘子式”的收入一时也不少，于是社会精英们惬意地改善生活，比如买烟抽，比如到十里洋场去耍耍，就这样蹉跎了约一百年。其间虽然也想学些本事，但太辛苦，光交学费，没看到产出，也就放弃了。到了上世纪30-40年代，中国还只能仿造汉阳造，日本已经可以建大和战舰，零式战斗机，不打你又打谁？即没本事又空守着一份家业！

到了50年代，毛泽东高瞻远瞩让中国人安心“读书”，而不是“刷盘子”享受生活。所有“刷盘子”的收入——卖粮食和卖资源的收入，由国家统一管理，充做“学费”，在国家主导下进行工业化，而不急于购买彩电冰箱等消费品。由于心无杂念，也不攀比邻居的幸福生活。“学习成绩”自然很显著，从零点起步，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做出了中国第一台汽车，第一架飞机，第一颗卫星……，创造了无数“中国第一”。完成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近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历程。创造这些第一，培养了无数人才，培育了工业人口和市场。等到80-90年代家电大普及，现在汽车也逐步进入家庭。正复现日本成长的历程。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读”了近百年的“书”，中国只用了30年。但是现在的中国被看作“世界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越来越多地出卖简单劳动，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关心GDP的增长，计算着多少年后会达到什么水准，经济学家的这种算法就像计算靠“刷盘子”的收入多少年之后就成百万富翁一样可笑。按照现在的GDP增长率固然很高，但经济学家也许没有想过，就是再干100年，也还是二流国家。如果继续“读书”深造，不追求一时的GDP增长率，那么只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成为一流国家，人均GDP也会赶上发达国家。

中日两国的战后再出发

日本虽是模范生，但最终不敌工业化的“先生”——美国，二战后沦为战败国。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痍，殖民地纷纷独立，积累了几十年的工业不是毁于轰炸就是被战胜国收缴，剩余的军事物资和正在研制的先进武器，如喷气战斗机、导弹、洲际轰炸机等，从样机、图纸到实验设备等都被美国拆除运走。从明治开始经历了约百年，日本从物质上又回到了原点。

不过，大和战舰虽然沉没，但曾经创造了大和战舰的大量熟练技术工人，钢铁、航空、机械、电子、光学、化学等各门类的技术及技术人才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日本本就一无所有，唯一的资源也就是人，物质财富可以被收缴，但近百年工业化历程积攒的人力资源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剥夺的。

战争刚刚结束，政府的经济安定本部（现在经济企画厅的前身）就开始运作，规划和协调未来的发展。飞机工厂改造汽车，造舰厂改造轮船，造瞄准镜的工厂就改造照相机。这是日本的战后再出发。

转型需要时间，国际市场开拓也需要时间，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在家，会消磨掉技术力，尤其是大工业所必需的组织纪律性。于是政府一声令下，失业工人被组织去种树，演绎日本版的“上山下乡”。今天，日本各地都能看到那高耸入云的水杉，就是当年的杰作。战后日本食品供应困难，政府集中有限的粮食给学校发放免费午餐，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被称作“团块世代”，是日本高度成长期的主力，也是现在日本经济的脊梁。

工程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地劳动，以厂为家，不计报酬，完成了艰难的工业转型。工厂没钱，政府也没钱，只能保障基本的食品配给，但国家生死未卜，怎能计较个人得失？无数人默默地奉献，终于让日本渡过了战后最艰难的岁月。进入50年代，日本逐步打开国际市场，大量输入原料，工业重新运转起来，原来的产业大军又成建制地回到岗位。进入60年代，“团块世代”开始推动日本进入黄金时代。

1949年的中国也是一片战争废墟。从工业化的人才角度看，当时的日本已经领先中国近百年。日本已基本消灭了文盲，有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门类齐全的专业技术人才。而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文盲，极少数的科技人才，包括后来回国的钱学森，也是只读过书，没下过水——没有参与过实际的工程实践。现代工业技术几乎为零，按历史最高产值计算的重工业还不如欧洲小国比利时。知识分子几乎与工业生产不沾边，而是满口的“之乎者也”。祖上留下的土地和资源，人均占有量也不见得比日本多。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唯一的依靠其实与日本一样，是人！而不是土地和资源。如何造就工业化人口是发展经济的最优先的课题。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策，简单地说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当时的中国首先是个学校，目的是改造人。生产，也就是“打工刷盘子挣钱”，是从属的，只是为了支持“学业”——为工业化道路奠定人才基础。当然，在这里我无意对毛泽东时代做全面的评价，但是分析当时的经济发展脉络，如果仅仅采用消费品生产做指标，无论评价得高还是低，结论一定是不得要领。

工业化首先要进行扫盲初级教育。那个时代政治运动不断，读毛选，贴大字报，好象很荒唐。但奇怪的是，中国人读“子曰”两千多年，绝大多数还是文盲。读《毛选》只20余年就大部分扫盲了。暂且不论其出发点如何，单就这一结果来说，真是奇迹。

中国的工业化是漫漫长路。除了进行基本的识字教育，还要尽快把工业文明之风吹到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初等工业化训练。农业集体化被许多人指责为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阻碍了农村发展。的确有这方面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在新一代人中基本扫除了文盲，农民接触到了现代的农业技术，学到了科学知识。

在工业急剧扩张的过程中，消费品生产停滞，人均收入增长缓慢。但却使更多的人卷入到工业生产之中，已经熟练的技术工人，没有必要积极地重复机械高效率地生产产品，而是带着更多的学徒，节省下的时间，学知识学文化，进夜校，搞小发明，小革新，或者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自学无线电技术。可别小看半导体收音机，当时可是高新技术，一点不亚于现在的计算机。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获得的知识，比现在组装电脑所学到的多多了。看上世纪60-70年代的《无线电》杂志，就能清晰体会到这种人才的再造。经过这种社会教育，中国完成了中级人才的准备，拥有了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大量中层技术和管理人才。

那个时代的高等教育也是个奇迹。中国几乎所有的“第一”都诞生在那个年代。即使现在的神舟五号载人宇宙飞船的技术储备，也是那个时代的作品。中国的这些“第一”，尽管与世界的先进水准相比还是幼稚的，质量和性能上还有很大差距，但对于工业化的后进“学生”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

“以市场换技术”之痛

二十多年的人才准备之后，中国开始从一所大“学校”向一个经济体转变。按照当时的提法，转变的原则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改革调动了积极性，开放则如潮水般地引进了西方的技术和资金，中国的经济列车骤然加速。大量的消费品被生产出来，几乎一夜之间完成了“三种神器”（日文，即中国的三大件）的普及，实际生活水平领先人均GDP比中国高几倍的国家近20年，人民生活突然间得到了极大改善。改革开放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成为上上下下的共识。

但是，在这场释放工业化能量的划时代大剧中，一些战略设计并没有完全实现。引进外资的初衷是，在引进资金的同时，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缩短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以市场换技术”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策略，1992年为此还修改了中外合资企业法、同年，中国大规模降低关税，取消部分进口许可证。

但是，实际发生的情况与美好的初衷发生了偏离。外资进来了，核心技术却没有换回来，民族产业提前“入世”，大多数企业在技术准备不足的前提下，被迫加入异常激烈的竞争。

以技术力著称的华为公司的总裁任正非对“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更是深有感触：“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发展速度，不断地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一时间合资合作浪潮此起彼伏，而当时中国还处在一个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许多的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国内工业体制、技术改造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合资合作的结果是让出了大片市场，使国有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劣势。这种以市场换技术的代价太大了！”他认为，技术自立是根本，没有自己的科技支撑体系，工业独立就是一句空话，没有独立的民族工业，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因此，任正非一开始就给华为定下了明确目标：发展民族工业，立足于自己科研开发，紧跟世界先进技术，目标是占领中国市场，开拓海外市场，与国外同行抗衡。

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一方面，中国国内经济从短缺时代走向过剩时代，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发生调整，跨国公司纷纷将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降低生产成本，中国首当其冲。国内企业在更加惨烈的竞争中逐步进入全球产业链的末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竞争思想的影响，依据中国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低成本情况，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并明确提出中国要做“世界工厂”的口号。

经济学家们的比较优势理论，尽管指出了中国的优势，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工业如何获得核心竞争力——技术——的问题，而企业忙于组装和加工，追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道路就更加艰难。

各种更加彻底的改革开放政策纷纷登场。但实际情况是，GDP仍然高速增长，企业的技术竞争力却没有明显提高。

问题出在何处？这要问问我们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外国投资者。

日本的低层次家电业最近受到中国企业的严峻挑战。但中国企业的技术主要却来自日本，为什么日本当年会扶植竞争对手呢。我带着这些疑惑询问业内人士，得到的答复是：当年中国已经研制出来了，并开始批量生产，如果不趁早卖技术，晚了就卖不出去了。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

中国企业的真实状况是，上不能突破——开发不出先进技术，外国投资者也不转让（早期转让的也都是在本国被淘汰的技术）；下面临断裂——大量的劳动力不能实现向工业化人口迅速转化，大多数人只能从事简单劳动。此外，还要面临其他人口大国的竞争，“比较优势”正受到后发的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因为这些国家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比中国更低。

技术立国与日本产经联

巴西早已建立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梦寐以求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所以它的发展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就是“刷盘子”的命。俄罗斯刚建立理想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固化，它的发展大致可以预期，未来10余年也还是“刷盘子”的命。

中国的经济前途如何，是日本学者爆炒的话题。由于所处立场、观察角度的不同，结论大相径庭。主要分三类:

1.中国产业结构不变，经济平稳运行，那么2020年中国的GDP大致与日本相当。平淡如白开水，毫无味道。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保持现在的水平；

2.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变，地域格差和贫富格差持续扩大，引发危机；

3.中国的产业层次发生飞跃，由蛹化蝶，那么2015年，中国的GDP将压倒美国，人均生活水平比GDP增长速度还要快。

之所以前面多谈产业结构，少谈GDP，是因为无论是名义GDP还是购买力平价GDP，这个指标只有在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之间才有可比性，日本学者非常注意这一点，

日本以技术立国，技术力是比GDP更加重要的指标。GDP可能被地震一瞬间摧垮，如果技术力还在，则经济的根本还在。如果技术力被摧毁，多大的GDP也会随风而逝。至于什么是技术力，有很多指标衡量，如国民识字率、技术工人数量，各门类专业人才，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的规模和技术水准等，可以通过大量的数据图表来表示。日本学者做学问时比较喜欢比较技术力，他们认为这才是经济的根，真正的经济。

如果只衡量技术力，那么1945年的日本，1978年的中国，1991年的俄罗斯都是先进国家。只是缺少GDP，日本则干脆没有。但日本却在20年间一跃重新迈入发达国家行列。

日本和经济密切相关的有两个组织：政府有个经济企画厅，相当于中国的计委；还有个民间组织——产经联（经团连）。产经联是由日本的大企业相互持股组成，实质上是日本政府的“政府”。产经联里面的大企业是日本的基干企业，是日本技术的精华，是日本经济的基础和骨髓。

产经联有个铁律：如果基干工业没有发育好，即没有准备好相应的技术，改善生活是对民族的犯罪，再大的市场需求也得等待。如果谁敢破坏基干工业，求得暂时的生活改善也是对民族的犯罪。基干工业出问题，政府必须出钱修补。

产经联在1945是如何使日本奋飞的呢？粮食不足，政府得给学校派免费午餐，保障教育。大量工人失业，不能使他们荒废，产经联就通过政府组织他们上山下乡去种树，还要组织已经积累了数十年的技术人员准备民用技术。当基干产业还不完善，即“骨骼”没有发育好的时候，技术遭遇瓶颈，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产经联则坚决压制需求，坚持把资源投入重工业。一面组织人员攻关，同时向国外敲诈：“你如果不卖，以后就没得卖了”，产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坚决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就这么“挺”着，让基干工业的“骨骼”逐步完善，产能逐步增长。在此之前人民的消费需求只能耐心等待。就这么艰难前行，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骨骼”逐渐强壮，一飞冲天，完成由蛹化蝶。

产经联不面对普通消费者，只对整个民族，规划整个民族经济的大厦和发展方向，给其他企业提供基础原料和先进技术，是它决定了这个民族是一流国家还是“刷盘子”的角色。

毛泽东指出，中国要做超一流的工业化国家，打基础和骨骼非常重要，所以倾全力发展基干工业，发展各种尖端技术，抓紧后备人才培育。整个操作手法与产经联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产经联用资本，他用权威。

中国当时已经能够提供各种类型的消费品，但有技术瓶颈，产能受限制。应该逐步攻关，并向外“敲诈”关键技术，人民继续忍耐，让消费带着工业“骨骼”逐步完善，艰难并痛苦地由蛹化蝶。但是主流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理论则与这种方向背道而驰。

清贫是可贵的美德，土地资源钱财是身外之物，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财富，民族安身立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