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时期国民政府的腐败_风闻

重庆大轰炸是指中国抗战期间，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军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日军对重庆实施轰炸两百余次，出动9000多架次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重庆死于轰炸者万人以上，万余幢房屋被毁，市区繁华地区大部被毁。日军对重庆实施的空袭，是世界军事史上最早的战略轰炸，其目的是企图通过制造大量平民伤亡，来瓦解抵抗者的士气。长达5年半的重庆大轰炸，给重庆人民带来了极为惨重的灾难。这场灾难固然是由日军的暴行所造成的，然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上下腐败，特别是防空部队的腐败，也大大加剧了重庆人民的灾难。

　　地痞盗贼成了防空救护的“主力”

　　1937年11月淞沪抗战中失利后，南京陷入危机，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开始迁都重庆。日军为了威逼中国政府早日投降，随即不断派出飞机远赴重庆进行轰炸。国民政府为加强重庆空中防务，成立了防空司令部，任命刘峙任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随即向军委会要求成立了专门的防空部队，下辖通讯队、防护大队、担架营、工程大队、机踏车排、警报台、对空联络哨、情报传递哨等部门，直属防空司令部。其实，这些所谓的防空部队大部分是由原刘峙的卫戍部队顶替的，如通讯队就是由卫戍总司令部的通信连顶替，按月由通信连伪造名册领取双份军响。刘峙为了应付部下，规定通讯连长可多拿50元办公费，派在防空司令部工作的官兵每人每月有4元勤务津贴。

　　而防空部队的担架营则由卫戍总部劳动总队的一个营组成。劳动总队以改造流氓地痞和盗贼为名，把当时重庆社会上一部分盗窃犯(还有一部分妓女)抓来，用铁链子拴着强迫劳动，而他们的劳动所得则被上层军官贪污分赃。当然被锁着干活的都是一些安分的犯人，甚至是一些政治嫌疑犯。至于那些真正的扒手窃贼，却被看守们私自放到街上继续偷窃，偷来的东西就交一部分给总队的官长分赃。防空司令部成立担架营时，从中挑选了一部分身体强壮的去当担架兵，规定由犯人自己连环担保。而实际上所选的都是些扒手惯贼，这些人平时穿着便衣或军服在街上进行偷窃，一有警报就到指定地点集合准备抬担架。靠这些扒手盗贼搞救护，救护的效果可想而知。

　“五三”大火中守城部队竟趁火打劫

　　1939年5月3日至4日，一场大火把重庆市区的房屋烧去十分之九，人员死伤无数，是重庆空前的大惨案。造成这一惨案的主要原因，是日军飞机施放了燃烧弹，但重庆防空部队的贻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驻在重庆郊区的国民党部队有6个师，还有许多独立团营单位。火灾发生后，卫戍总部下令所有部队立即出动救火，但几乎无一响应，反而纷纷向卫戍总部索领救火器材，卫戍总部也就一筹莫展。刘峙只知道在电话里训斥那些师团长：“你们如果不把火扑灭，我就杀你们的头。”而那些师团长却把困难数了一大堆。直到第二天下午，在舆论责难下，刘峙下令，担一挑水给一元钱，这才调动起数万军队参加救火。本来起初只有二十多处火头，此时已经是满城大火，广大市民的损失极其惨重。

　　而火灾发生后，许多达官贵人都直接打电话给防空司令部，要求派救火车去。当时并没有统一指挥防火的机构，防空司令部也只是临时抓差，达官贵人们常常持刘峙手令调动正在救火的车辆去先救他们的宅第，以致火势很快蔓延全城。此外，在着火的第一天晚上，社会上就发生多起抢劫财物的案件，多半是散兵游勇干的。军政部所属监护大队担任菜园坝一带的警卫责任，但他们自己就趁火大肆抢劫。群众报到卫戍总部，卫戍总部竟不迅速采取措施，却用电话询问该大队有无此事。因电话线路已遭破坏，电话没有打通，最后竟然不了了之。火灾之后，大量疏散居民下乡，很多未被烧完的东西都被留城部队搜刮一空，烧剩的木头积存起来当柴烧，损毁的房子略加修理即占为己用，以后竟然向房主索取高价赎回。大火后，许多救火部队竟竞相比较看谁在火场发的财多。

防空情报所的防空情报要出钱买

　　当时，重庆防空情报所内设有专门向各大机关和要人所在防空洞报告敌机情况的设备，另外还私设通信网，专替有钱人服务。凡银行、大企业及大富翁在重庆都有私设的防空洞，另外还有专门卖防空证的防空洞(每张月票10元，躲一次警报每张2元)。这些防空洞都自己出钱请防空情报所为他们架一部电话，以便及时把敌机情况告诉他们，他们则每月送防空情报所一笔钱。当时，许多防空官兵利用与这些有钱人的来往，参加一些经商活动或投机活动，因此这些防空官兵大多能在重庆建起房子，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

　　至于广大公共防空洞的防空情报问题，当时是没有人管的。防护大队虽然分布在各防空洞门口，但整个防护大队只有10部电话机。重庆当时共有800个公共防空洞，当然不敷分配，所以防护大队的人员经常遇到通讯不灵，不能及时处理问题。特别是每次轰炸之后，防护大队对通信线路的修复总是优先有势有钱的人家，最后才修防护大队公共防空洞的电话。总机转接也是有势有钱的人有优先权，而公共防空洞来问情况总是迟一些才答复。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更多的额外收入。

　　由于当时重庆市内的通信线路经常被炸，群众对敌机轰炸的情况不容易了解，中央大学等一些团体便在重庆发起创设有线广播，专供传递空袭情况所用。这本是一件好事，很受群众欢迎。但这件事从1940年计划起，至抗战胜利止，也一直没有搞成。原因是大家都争建有线广播的经手权，协调不一致而拖延下来。最后，这一工程被重庆防空司令部争到了，经费第一期就是14万元。但防空司令部拿到这笔钱不是马上动手开干，而是拿去经商，到万县去买烟叶，卖给重庆烟草工厂。他们借口首先要解决技术问题和器材问题，就这样一再拖延，最后还是说器材问题无法解决而中止进行。当时，技术和器材是有些困难。交通部拥有一部分技术力量和器材，但因经费不由他们支配，他们就不肯拿出来。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有制造器材的设备，但借口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也不同意给重庆防空制造器材。而重庆防空司令部的人就正好以此为借口长期占用资金做生意。同时，负责电讯工作的人也反对有线广播的建设，因为这样一来，所有额外津贴都有被取消的可能。后来防空司令部勉强买了一些器材做了一些初步试验，但因没有诚心去搞，最后还是作罢。

大隧道惨案不忙救人忙敛财

　　著名的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在1941年6月5日夜。当时重庆防空警报的发布和解除，都要有防空副司令胡伯翰的命令才能执行。胡伯翰一向刚愎自用，有几次他判断敌机不会飞临重庆上空，居然猜中了，为此他十分自信，谁也不敢和他争论。这次敌机是采取所谓“疲劳轰炸”的策略，即以三五架飞机一队轮番不断进入重庆上空。根据这种情况，应在敌机未临空时解除一下警报，让群众出洞换换空气。当时大家几次建议解除警报，但都遭到胡伯翰的反驳，未被采纳。大隧道内向防空司令部反映洞内空气不良的电话有4次之多，胡伯翰只下令努力维持秩序，不许群众乱动。最后，群众因为空气稀薄迫不得已争相向洞外逃跑，胡伯翰这才下令解除紧急警报，但仍保持一般空袭警报状态。但为时已晚，出洞的群众一接触新鲜空气就倒在洞口不能动了，后面的人出来就压在前面的人身上。这样越压越多，洞口又在地平面下十多公尺，很快就被塞阻，导致后面的群众无法出洞。同时外面的救护力量又未组织好，一再迟误，终成惨案。此次惨案中，死亡992人，重伤151人。

　　惨案发生后，防空司令部调担架营去抢运伤员。没想到这些人进到防空洞内首先干起搜捡死尸身上财物的勾当，大大耽误了时间。当时许多人还处在假死状态，如果抬出洞及时通风或施以人工呼吸，还可救活一部分人。而有些人并没有完全丧失意识，在被搜敛财物时还能挣扎，担架兵就把这些人掐死灭口。当时，负责指挥搬尸的是卫戍总司令部交通处长姜吟冰和交通科长刘吉龙，当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发大财的机会后，马上下令搜查担架兵的腰包。一部分担架兵反抗，姜吟冰就下令在洞口枪毙了一名抗拒的担架兵，以示威吓。搜出的财物(金银首饰、手表、纸币之类)用小汽车向刘峙家里运送了三次。事后，刘峙家庭因分赃不匀，还引起纠纷。因为当时刘峙正去外地检阅部队，没有赶回重庆，姜、刘二人都是刘峙大老婆的亲信，所以把财物都送到大老婆家里去了，后来刘峙的小老婆知道了，就向姜吟冰问罪。但因这种事不敢向社会公开，经过再三调解，刘峙大老婆才分出一部分财物给小老婆。

　　　大隧道惨案发生后，防空部队不忙救人忙敛财的行径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指责。军委会曾组织吴铁城等主持军事特别法庭进行审问。刘峙事先通过卫戍副司令贺国光向吴铁城送去大批礼物，最后只把防空副司令胡伯翰以下一些救护、通讯各方面的人叫去问了一下。口供都是事先拟好了的，在庭上都按拟好的答，都把责任避开，谁也没有过失，似乎惨案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刘峙只受到撤职留任的假处罚而不了了之。贺国光因替刘峙奔走有功，在军委会免去刘峙所兼的防空司令一职后，刘峙便推荐由贺国光继任防空司令。

　　巧取豪夺的防空司令

　　贺国光继任防空司令后，原由卫戍总部顶替的防空部队就非另组织不可了，于是将通讯队扩编为电讯大队，担架营也由师管区拨一营志愿兵来担任。但这中间还有许多问题是与刘峙分不开的，首先是通讯网问题。刘峙兼防空司令的搞法，是把国防工事通信网与防空通信网结合，这样他就可以领两笔经费和材料。在当时，防空通信网的电话专线达四百余公里，铁丝、电杆都花了不少钱，刘峙又借这一部分通讯线路的名义向军政部报领一笔国防工事通信网的材料。这种冒领经费的做法在当时几乎是半公开的，军政部派去的验收人员也是知道的，反正是分一点肥就了事。后来刘峙不兼防空司令了，这两个通信网当然要分开。刘峙采取的办法是，“防空通信网借用国防通信网的木电杆，双线改单线，一归国防通信网，一归防空通信网”，使双方都能向上面交差。而军政部根本不去查究这些问题，送点小礼就摆平了。

　　重庆防空司令部情报所原设在浮图关下防空洞内，后因机构逐渐完备扩大，不敷应用，才选择大坪朱家花园建筑另一所防空洞做办公地址。当时核定经费是40万元，主要费用花在开石洞上。但出乎意料，当开石方开到一丈深后，发现这里是一个天然岩洞，可容千余人，面积此原计划的大得多，因此原预算的经费可以省去十之七八。刘峙当然认为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但贺国光也想争这一笔意外之财。刘峙下面的人主张，把工程进行完毕后，由刘峙向上面报销这40万元经费，贺国光下面的人当然不愿意，以后经过再三协商，才由刘峙报销28万元，贺国光报销12万元。

　　重庆浮图关设有所谓中央防空情报所，直属军委会防空委员会。每天只记录一下全国各地敌机活动情况，记下来也没有什么作用，但机构还是庞大，人员待遇也很高，因为防空当时属空军系统，而空军待遇比陆军高。这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甚至有人主张，取消这个机构。中央防空情报所当时自吹所记录的情报对空军作战很有作用，将来空军多起来，这些记录的作用也会更大些。他们为了保全机构，建议把重庆防空情报所归并到他们那里去。按道理，这是一个正当的建议，不仅省钱，而且许多设备可以共同使用。但重庆防空司令贺国光却始终反对这件事情，因为防空司令部能否存在，与重庆防空情报所能否存在是相关连的。而重庆防空司令的设置，分明是蒋介石给部下分赃的搞法，当时贺国光每月在防空司令部报销的个人款项至少是二十万元以上。有一次，贺国光被部下控告贪污，贺国光在纪念周上公开说：“我来当防空司令，是上面对我的调剂。我每月开支一点钱是应该的，根本不存在贪污问题，告不告是不起作用的。”果然，对贺国光的控告上面根本就置之不理。

　　作者:刘向上 本文原载于《党史纵横》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