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疫苗犹豫”看“生娃犹豫”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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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第20期

文/书航 2021.6.2

现代社会在制定一项“利国利民”的公共政策时，简单粗暴地逼迫公众参与会有很严重的副作用。因此，在自愿参与的前提下，如何减少人们的犹豫，增加诱因，刺激更多人参与就显得非常重要。

生育显然就是一种这样的公共政策。继2011年双独二胎，2014年单独二胎，2015年全面二胎后，如今“一步到位”全面三胎，显示中国的生育政策正加速放开。

不过，很多网民对三胎政策拒绝“收货”。从恋爱、结婚，到生第一个娃，再到生更多娃，每一步都会“劝退”一批人。

“不聊生”的年轻人并不都是从心底里讨厌生育，很多只是承受生存压力，导致生育意愿被压制。但是，假设我们把所有该给的条件都给了，生育率就会立竿见影的提高吗？

不妨就让我们去寻找一些“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社会公共政策，去看看在什么情况下，即使已经扫除了参与政策的一切客观障碍，仍然有很多人主观上不愿参与，他们犹豫不决的理由又是什么。

生娃问题，谁在犹豫

全面放开三胎的消息一出，网上立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吐槽。尽管随着此消息发布的同时，也提到了完善托儿所覆盖、照顾失独家庭等方面，但除了三胎之外的议题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

总结相关的言论，可以看到网民主要提出了三点意见：

对于刚刚踏入社会的新鲜人，恋爱、结婚本身已经是一大障碍。交友范围窄，三观不合，恋爱之外更有趣的事情有很多；好不容易谈婚论嫁了，又涉及到买房，定居，彩礼等。

结婚后，是否要孩子也是一个“可选项”而不是“必选项”。很多夫妻用宠物作为孩子的“平替”承载情感寄托；妇女生育前后在职场上竞争力减弱；长辈是否帮带孩子，怎么带，都成问题。

已经有娃的生老二、老三的意愿也不是太高。如果生老大的时候没有特别计划，或者有些事情没想明白，那么实际上手之后的种种体验，会让家庭在决策是否继续生时候更为慎重。

这些意见，各种抽样调查，乃至具体的案例访谈，哪种方式可以窥见14亿中国人的“多数意见”？什么样的声音可以代表中国人的“主流”想法？

虽然中国网民总体规模达到10亿，但其中也包含了很多未成年人、老人等。以前有句话说，当你在网上和他人吵起来之前，不妨先留意一下对方的年龄和学历，可能马上就释然了。你在现实中遇见同一个人，也许都懒得打招呼。

除此之外，在网上频繁发出声音的人也是全体网民的少数，因为发表言论的门槛就算再怎么低，仍然高于单纯的只看不回。在算法分发的前提下，更有一些人都不一定能看到相关讨论，也不怎么看热搜，或者看到了也觉得与己无关。

所以，想要精准估计发出声音的人有多少，在总体中占比多少是很难的。

但大体上，可以认为青年“中产”群体是对生育态度消极的主流人群。他们正普遍承受买房、落户、子女教育、老人养老等重重压力，从而导致生育意愿被压制。

而真正可能会生育三胎的人群，则包括有经济条件的富人、刚刚脱离绝对贫困但仍然收入靠后的家庭、还有宗族观念很强的特定地区，等等。全面三胎是挖掘“存量”多于开发“增量”，主要着眼于此前已经生过两胎的家庭如何再生一胎。

“不聊生”的年轻人并不都是从心底里讨厌生育。诚然，有些人接触的信息中，关于女方生产、养育时吃的苦被大量渲染放大，导致不太理性的恐婚恐育情绪。但更多人其实对要孩子还是持开放态度的，毕竟对自己来说，这也是人活一世一种特殊的生命体验，可以让人生更丰富和精彩；也有些人从满足家长、朋辈期望角度出发，觉得有必要生孩子。

很多分析都已经指出，在住房、教育问题未解决，家庭经济压力大的时候，引导生育并不会有什么效果，要想提高生育率就应该提供切实和具体的政策支持，解除年轻人的后顾之忧。不然，徒然生下孩子又不能给ta一个好的成长环境，最终会害ta吃苦，也会增加家庭矛盾。

那么，假设我们通过某种方式，减轻了社会居高不下的竞争压力，然后把所有该给的条件都给了，最终会怎么样呢？我们社会的生育率就会立竿见影的提高吗？

当然，我们知道一些发达经济体中的所谓“中产阶级”仍然是生育意愿最低的，即使他们的条件跟中国同阶层相比已经优越很多。也许我们应该再将问题“提纯”一些，排除了所有的干扰因素之后再去评价。

而其中一个相当“提纯”的社会实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疫苗接种。

疫苗来了，人们为何犹豫

目前来看，打疫苗是一种风险很低，收益较高的公共政策。对很多国家的公民来说，新冠疫苗还是全民免费，无需任何短期长期的家庭财政负担，不说“有百利无一害”也差不多了。

但全球多地仍然出现了奇怪的情况：疫情还严重的时候人们大都盼望疫苗，但疫苗已经到了家门口，自己却犹豫起来。这种情况与上文提到的生育犹豫不同，不能用“太贵了，打不起”这样的理由解释。

接种新冠疫苗、筑起免疫屏障，对于避免下一波大规模疫情，乃至人类社会最终重新开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任何事物都是风险与收益并存，我们也不是在确保某事100%无风险之后再去做，而只是评估其收益是否显著大于风险。

举个例子，福岛核事故废水排放入海问题。假设当地可以按照操作规程，在国际社会有效监督下排放，也许其对环境的损害不至于特别严重。但问题在于，这种小概率的风险，本来是完全没必要由其他国家代为承受的。所以就算排污风险再小，与零收益相结合看的话，也是难以接受的。

那么，与全民接种后能获得的收益相比，新冠疫苗已知的风险，就是完全可以忍受的了。

现在被批准紧急使用的疫苗，都有一定的不良反应概率，可能与接种直接相关的症状有血栓、贝尔面瘫等；在接种后几日内死亡的个案往往也会引发高度关注。但截至目前的不良反应，经过各地专家评估，都是与疫苗无直接关联的，其出现概率也是在以往成熟疫苗的不良反应率范围内的。

如果以生育类比，就好像产妇遇到羊水栓塞、急性大出血等极端情况。固然一旦遇上则产妇是九死一生，但发生的概率极低，也就万分之几以下。产程中一些原本频繁发生的死亡威胁，已经由于现代医学的进步而逐步得到控制。所以，现在我们说“不想生孩子”时，生孩子很容易死人已经不再是一个主导的理由了。

更何况在大中华区，目前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免费的。所以如果真的从理性层面思考，那么大多数有条件接种疫苗的人都应该尽早接种，疫苗一到就应该排队抢着打。实际情况则是反过来的：美国、中国内地及香港等疫苗供应相对充足的地方，都出现了“疫苗犹豫”。

在中国内地，民众接种疫苗的积极性一开始并不算高。年初刚开始接种时，全国疫情基本都得到了控制，人们更多的关注到疫苗风险并感到犹豫，以至于到4-5月出现了部分地方街道、单位、学校动员方式简单粗暴，变相“强制接种”的情况，被新华社等媒体点名批评。

但是在最近安徽、辽宁、广东等地散发疫情出现之后，当地居民接种疫苗的热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点燃，甚至广州已经到了要临时暂停个人预约接种，以腾出人手做核酸检测和重点行业集体接种的程度。在央视《新闻周刊》里，白岩松感叹“政府宣传半年，不如某某确诊半天”。

这么说来，只要有眼前实在的威胁，让打疫苗的好处一下子大大的体现了出来，那么人们就能直观意识到疫苗是收益显著大于风险的，从而积极参与接种。但是在香港，问题似乎又不是这么简单。

香港市民的“疫苗犹豫”

香港引入了两款新冠疫苗，即科兴和复必泰（由德国BioNTech原装，上海复星医药负责分发），而且准备了足以满足全体香港市民接种需要的剂次，可以说准备非常充分。然而截至5月底，只有100万人接种，相当于全港市民总数1/7，接种比例仍不理想。

由于复必泰疫苗有效期较短，第一批供港疫苗剩余未用的剂次可能会在8-9月份失效。到时如果不妥善处理，或者捐赠到别处，就只能销毁；同时没有快速用完第一批次，也影响后续剩余批次的发货。毕竟全球多地仍然相当紧缺疫苗，比如一水之隔的台湾省就在苦盼疫苗到来。在这种情况下，药厂自然不能再“损不足以奉有余”。

香港在过去几个月持续受到第四波疫情的困扰，在刚开始打疫苗时，每天的本土确诊病例都有数十例。期间有外佣感染在印度首次发现的B.1617变种病毒株，引发全港外佣两次强制全员核酸检测。

那么，在已经有疫情威胁的情况下，为什么香港市民又不愿意打呢？导致香港市民接种意愿如此之低的原因是什么？

说起来你也许不信，事情可能跟特区政府在信息发布方面的策略也有一定的关系。最近，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组成员，香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袁国勇接受采访，就后悔港府在对公众说明疫苗不良反应的时候有欠考虑。

当时，港府卫生部门只是按照世卫组织的建议，公布了所有上报的关于疫苗施打后7天内出现的严重不良反应，其中包括中风、面瘫、心脏疾病引起的猝死以及流产等等。

相对地，中国内地、韩国、日本等地对打疫苗后短期内发生的死亡案例等，则并不是每次都会对外通报，是有选择性的。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案例不会被严肃对待。

袁国勇认为，现在香港疫苗接种率低，与市民担心出现副作用，以及相信“打疫苗后会死”有关；但是施打疫苗之后再出现这些问题的概率，远远小于全体人群出现同类问题的概率。

“政府一开始的解说是不足的，应该一早公布不打疫苗时平日有多少脑中风、脑血管爆裂的死亡个案，结果现在让人以为‘打疫苗会死’。很多专家都说过，其实那些人是迟早都会死，因为血管都已阻塞，而且已经有很高死亡风险。每日都有很多人因中风、心脏病离世，所以有很多坊间的误解。”

袁国勇指出，他自己都发现有些备孕医护害怕流产而不敢打针，但事实上数据证明疫苗与流产没有直接关系。

实际上，作为大中华区最早开始大规模施打 mRNA 技术路线的“复必泰”疫苗，并将其与传统灭活路线的科兴疫苗放在一起打的地方，香港的接种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加之民众其实可以自行选择打哪一款疫苗，理想状态下，这可以将“中国vs西方”、“旧技术vs新技术”等多重条件进行“对比试验”，为全球疫苗接种提供宝贵经验。

遗憾的是，由于港府认为尽可能公开疫苗各方面数据，包含不良反应数据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但又没能做到对数据本身进行即时到位的解说，让很多市民对数据产生了误解。

香港对外公开了每一起应通报的接种后不良反应及死亡个案，这种策略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罕见的。这导致香港死亡个案的详细情况也在全球广泛传播。毕竟其中也涉及科兴疫苗，所以即使在内地听到此类消息，人们也难免心头紧张。

mRNA 和腺病毒载体等技术较新，一旦出问题，会被社会大众施加较高的宽容度。国药和科兴疫苗采用传统灭活技术，本来是以“安全可靠”作为卖点的，但在香港却也有死亡个案，这使得国际上一时间增加了对中国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疑问，直到两款疫苗陆续被世卫组织认可为止。

实际上，在当初公布有谁在打完针几天后死亡的时候，就应该同时统计在剩下那些没接种疫苗的人群里，出现同类死亡个案的概率，并且一起公布，让广大群众有个对比。

现在外界知道的则是，每个不良反应或死亡案例刚出现时都是“不确定”，要经过专家委员会的评审，而评审结果都是跟疫苗接种“无直接关联”，毫无例外。这样不断的“辟谣”却反过来引发怀疑论者越发形成了一种“专家委员会帮忙掩盖真相”的错误判断。

结论

如果将世界各地的“疫苗犹豫”追根溯源，并还原到我们“生娃犹豫”的这个议题上，那就是说：

每一个公共政策的推行，实际上都是在收益和风险之间做取舍，目的是让收益显著大于风险。“疫苗犹豫”是因为疫苗的好处并不能即刻体现出来，但人们对风险却有更明显的感知。生育议题上同样存在这个矛盾。

对于决定生育后要承担的风险和能获得的收益，根据身边经验和网上的案例，人们心中都有一个大致的预估。独生子女时代，造就了中国家庭精细培养，密集母职的养育方针，让生养子女这件事显著的降低了夫妇的生活质量；再加上沉重的养老压力等等，就变得不可承受了。

从双独二孩起算，生育政策逐步放开已有十年。国家的政策导向是一回事，具体出台落地的政策是一回事，从上级到地方的具体执行是一回事，作用到每个人身上结果如何又是一回事。

在过去十年，人们是否亲自感受到了国家对育龄夫妇托儿、育儿、子女教育、就业的实质性帮助，是否能有握在手心里的“获得感”，都已经有了清晰的结论。过去的经验其实可以帮助人们判断，现在伴随放开生育所做出的提供配套支持措施的承诺，是否能在自己身上兑现，让自己享受到。

如果不是所在地出现了确诊引发公众注意，强烈提醒了打疫苗的好处，给健康码镶个金边的用途并不大；而如果有意无意地过分渲染了疫苗可能的不良反应，却忘记提醒这其实是个小概率事件，恐惧又会阻挡大家前进的脚步。

同理，如果人们不能直接看到身边的某个家庭在生孩子之后，获得了实际的好处；以及如果反过来，他们看到了一些有子女家庭体现出的各种困难和混乱，那么他们心理上的顾虑就会加重，从而不会单纯从“我们家适不适合要个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了。

国家既然有意鼓励生育，将政策落到实处，为群众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接下来的步骤也很重要——通过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家庭，去逐步影响和带动身边其它的家庭，从亲友角度“眼见为实”地展示生育带来的幸福和新奇的体验。

当人们都能自发去传播一些温暖的瞬间，真心为身边亲友、单位员工家里小生命的诞生和成长而高兴和祝福的时候，社会对生育的态度和取向才有希望得到根本性的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