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赋予企业过多期望时注定将无比地失望_风闻

我们尚未必真正理解企业，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多样性。

无论是否身为企业中人，当我们身边出现了对一家企业抱有太多的不满、抱怨、不适、牢骚、鄙视，甚至盲目地谩骂时。

或者与此相反，当我们对一家企业普遍充满了无以复加的赞扬、赞美，推崇，甚至盲目地讴歌时，即说明我们仍沉醉于某种迷信或消极不切实的期待之中，既抛弃了理智，也湮没了情感。

我们不是理论家，且不展开类似“企业如何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这样复杂的话题。只是从企业自身，以及设想为身为企业人的视角，做些必要的观察、阅读、理解和思考。

无论企业管理是如何组织的，无论管理人员是从何处招聘而来的，无论管理人员向谁负责，企业管理者的首要责任总是要保证企业的经济业绩。必须始终从管理的视角看待企业。

企业利益不仅与企业单个员工个体的利益不同，也并非企业诸多个员工利益的机械加总。这种不同是性质上的不同，一个完全是经济性的，而另一个是经济性、社会性和政治性的一种混合，且社会性占主导地位。

企业利益和员工利益在方向上也不同：一个追求的是商品生产，另一个追求的主要是社会地位及公民权。

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转折。

从农村社会到工业社会，传统的农村社区迅速瓦解直至消失，尽管这一“转折”在工业革命策源地的西方国度历经了长达二百多年的漫长时间，但是，这与之前人类农耕时代数千年的历史长度相比，简直就是骤然间翻天覆地的剧烈变化。

对于中国，实现这一转变所经历的时间之短更是史无前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为工业社会的结构而起，它所谋求的是工业社会的原则、目标和制度。战争社会与和平社会必然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二战时的战争社会必将成为之后工业和平社会的先导。

现实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不能创造任何东西，或者解决任何问题，现实只是存在于那里。

现实是否有意义，如果有意义，是什么意义；它们是在创造还是在毁灭；它们是否解决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它们。

所谓“大型企业的社会”，于西式国家早在30年前就已经过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在西方社会，企业的确是所有各种社会机构组织中除了政府之外的最有权势的机构。但自进入20世纪以来，企业的重要性开始逐步下降。

并不是由于企业变得越来越小或越弱，而是由于其他种类的社会机构组织形式成长得更加迅速，社会日益呈现出种类多样的组织机构并存的多元结构的状态。

虽然农业在更多地趋于转变为企业化运营，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比例将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各种服务机构或第三产业。我们国家现已然如此。

更具挑战的是，非典型的工商业性质的服务型机构，对管理的需要并不比工商企业小。

而是相反，人们对非工商业机构的管理正变得越来越关心，服务机构在管理方面的匮乏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缺陷，不论是各级各类学校、医院，还是众多的各类研究机构，甚至正在成长得各类公益组织等等。

在个人的生活中，经济成就与经济报酬的重要性未来仍然会像今天一样。没有理由认为技术进步会中断。最不可能的是，经济活动会成为工业社会的建构性社会活动，经济目标会成为工业社会的决定性社会目标。

经过不断累积经验教训，人们已经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了取得某一经济成就，必须付出的社会代价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无论何种社会，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功能关系的种类和形式，无不取决于该社会关于人的本质和终极圆满的基本信念。

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信念主宰着社会的意志；关于其终极圆满的信念，则创造了实现这一意志的追求氛围。西式社会已经有不少人放弃了那种认为人从根本上说是“经济人”的观念，即放弃了那种认为人的基本动机是经济动机，其自我实现在于社会成功和经济报酬的观念。

人们还已认识到，一个功能性社会已经不能在市场中和通过市场组织实现。自由的本义在于，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如何理解自由是抉择和责任，而非完美和效率，这一问题人们仍存在程度不同的认识困难。

我们现在可能需要更大的安全感。

但是，在任何社会里，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经济中，企业、大学或医院等等提供就业机会的机构并不会如何安全无忧。

某一机构组织要生存下去，就需要在就业上具有灵活性。

但是，知识工作者，特别是掌握先进知识的人还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认为组织是实现其“各式各样”、“别具一格”的自身目标的工具（真是“众口难调”啊！），并因此对让他们服从于社区型组织的任何企图都抱有抵触情绪，即他们不得不受到组织的约束。

组织想要他们无比忠诚而终身成为某一组织的一分子；组织要他们放弃他们自己的抱负，以组织的目标和价值观为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

这种情况在日本甚至一度愈演愈烈。……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大公司工作的青年工程师的流动性正在迅速赶上西方公司的流动性，而且在某些方面实际上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对“谁能处理知识社会的社会挑战?”、“人类需要的现代社区和情感家园究竟会在何处？”这类问题的正确回答，既不是“政府”，也不是“提供就业机会的组织机构”，而很可能会是独立的和新兴的社会部门。

美国人称之为继现代政府和私人企业之后大量出现的“第三类部门”，即“非营利部门”——非有赖于营利才能生存下去，以处理现代社会的社会诸多新挑战为宗旨的各类组织形式。

第三类部门既不同于政府，也不同于私人企业。换言之，政府和企业各有各的社会功能，没有谁可能被谁取代。

相对于法律意义，“非营利”组织只是不需要纳税，一个非营利组织是否具有“非营利组织”的组织结构实际上与它们的职能和行为无关。

就像自1960年或1970年后，美国的很多医院都成为了“营利”组织，它们在法律上已经属于商业企业，但其职能与传统的“非营利”医院的职能完全一样。因此，重要的不是法律基础，重要的是社会部门型机构拥有不同的目的。

政府要人们遵纪守法，制定并执行法规。企业希望得到回报，企业提供商品，即可以变现为货币形式的产品或服务。社会型机构则以改变人类的现状为己任。学校的“产品”是学习的学生；医院的“产品”是痊愈的病人；教会的“产品”是生活发生了变化的教众。

社会型组织机构的首要任务是致力于人类自身的健康成长与生活。

许多社会部门型组织机构将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虽是合作伙伴，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竞争。

这种关系实际上史无前例，是一种复杂的关系，既要求互相依赖与互信，又要求双方深藏不露地相互猜疑和经常打游击战争。至今我们甚至还没有搞清楚社会部门型组织的“绩效”是什么。

企业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简称一种社会“组织”。组织既不是社区，也不是社会。

对于生活在农村社会的个体而言，社区是一个既定事实，无论是家庭、宗教还是社会阶层，社区都是既有的体制。

农村社会缺乏流动性，即使有少许的流动，也多半是向下流动。

这也是为何数千年来，农村人口做梦都想逃到大城市去的原因。实际上，数千年来尽管农村不断被人美化，然而农村社会的社区具有很多强制和强迫的特征。人类是需要社区的。但有人希望保存的有机的传统农村社区，已经趋于永远地消失了。

现代的人们需要一个有别于传统乡村社区的都市社区。

它不仅具有自由和自发的特征，也让城里的每一个人有机会展示自我，创造成就，作出贡献，且跟社区息息相关。

有思想家很长时间还认为私人企业或许可以能做到这一点，也应该这样做。如今看来，私人企业无法满足这种人类的需求。

在知识社会里，私人企业逐渐变成一种谋生方式，而不是生活方式，它可以也应该提供物质和个人成就感，但企业客观上显然是滕尼斯在一个世纪前所说的“社会”的范畴，而非“社区”。

虽然整个社会都更加肯定向上的流动性，而将任何妨碍上进的东西皆视为某种歧视，但竞争中只要有赢家，就会有输家。知识无高低之分，在某个特定情况下，知识要么派得上用场，要么就没有用武之地。

只有强者才会保持清醒，才会勇于自我批判。

社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0世纪之后的人类社会，早已无法像其先辈那样，回到曾给予精神安定的类似宗教信仰所蕴含的那种合理性。现在的世界或许跟之前的所有社会一样，复杂而错乱，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

偏执不是治愈世界的良方。相反，要在错乱纷繁的环境中生存，更需要保持清醒。

成熟并不包括让宇宙万物理性起来，成熟也不包括抹去世界万物中的非理性。成熟所需要的是，我们让自己的行为理性起来。

也唯有如此，人类才有机会拥有一种正直的、有意义的、有成就感的人生和一个正直的社会。

“要求的越多，反而有可能收获的越少”。

无论对于工商企业组织，非工商企业组织，还是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