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帮助美国监视默克尔，是否有深层政府的存在？_风闻

丹麦国防部的防务情报局帮助美国国家安全局，在2013年了监视包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总统弗兰克·沃尔特·施泰因迈尔等诸多欧洲政要。

丹麦政府在2015年就知道了他们国家的情报部门卷入了丑闻。

不光是德国政客，丹麦情报部门还帮助美国国家安全局监视瑞典、挪威、荷兰和法国以及德国的主要政治人物，以及丹麦外交部，财政部，和一家武器制造商，最离谱的是，居然还帮着美国国家安全局监视美国政府。

丹麦政府发现后，要求丹麦国防部的防务情报局集体下台。

大多数人在评论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丹麦在美国和德国之间选择了美国。

而事实上，这个问题远比上面所说的严重，如果单纯是帮助美国监视德国，那不过是一个国家在盟友问题上选择和另外一个国家更亲密，其实算不上什么，即便是丹麦和德国是盟友，丹麦也无需对德国负责，关键问题是：丹麦情报部门是背着丹麦政府进行这些间谍活动的，且间谍活动居然还指向了本国的部门。

美国那边也是一样，美国国安局居然要求一个外国情报机构对本国政府进行监听。

这就等于赤裸裸的卖国。

在欧美一直有一个传说，传说是这样的：由政府官僚、公务员、军事工业复合体、金融业、财团、情报机构所组成的，为保护其既得利益，幕后真正并实际控制国家的集团，这个集团是在历史上存在过的，奥斯曼帝国垮台前就出现过这种集团。

1990年的土耳其，军方和毒贩的杀手勾结，对库尔德人发动过战争。

深层政府这个词就来自于土耳其。

斯诺登在说深层政府的时候说：“深层政府不仅仅是情报机构，实际上指的是政府职业官僚机构的一种方式，这些官员坐在有权有势的位置上，谁当总统对他们来说不重要，他们看着总统来来去去，他们影响着政策，影响着总统。”

政治学家乔治弗里德曼说，深层政府自1871年以来一直存在，控制并且重塑政策，美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限制总统权力，在1871年之前，总统可以选择联邦雇员，所有雇员的任命都符合总统的意愿，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了。

过去“深层政府”这个词一般见于一些小报，但是特朗普当上总统以后，把这个东西给挑明了，根据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2017年7月的报告说，特朗普政府几乎每天都受到国家安全漏洞的攻击，其发生率远高于他的前任。

2017年7月，CIA局长约翰·布伦南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行政部门官员“有义务拒绝执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发出的令人发指或反民主的命令。

2018年，《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引发了轩然大波

2019年，《纽约时报》又出了一篇文章：

这基本上就是实锤了“深层政府”的存在。

《纽约时报》当然是反特朗普的，因此纽约时报在文章中说：

“但过去三周以来，深层政府以过去和现在的一些真切存在的政府官员的形式，从暗处浮现出来，他们反抗了白宫阻止与众议院弹劾调查人员合作的企图，他们提供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至今保持匿名的检举人的说法。”

……

“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职业官员对他们在政府机构内部看到的情况感到震惊，他们想方设法阻挠川普的目标，比如通过拖延执行他的命令、不向他透露信息、向记者泄漏信息，或者请求国会中的盟友介入。”

《纽约时报》反特朗普反过头了，如果按照《纽约时报》的叙述，那么整个美国国家体制都会崩塌。

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是1871年建立的，在此之前，美国的各级公务员属于分赃制度，1883年《彭德尔顿法》的颁布，美国的文官制度借鉴了英国选官制度，《彭德尔顿法》执行以后，划入职业文官行列的公务员不再是由总统或是部门长官任命，也不再与政治家的选举或任命共进退，而是终身任职，为文官在政治上摆脱政治家的控制创造了条件。

和一般西方国家一样，美国公务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

政治任命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因此任命的官员在政治立场上和首脑保持一致，随着首脑的上台而上台，下台而下台，比如说国务卿蓬佩奥就属于政务官，特朗普下去了，他也下去了。

除了白宫外，还包括各州州长，各市市长都是如此。

大部分被任命的政务官都属于“正职”。

而事务官政治立场中立。

政务官领导事务官，事务官服从政务官，体现了选民的意志。

至少表面或者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美国政务官平均任期仅２２个月，比如说特朗普时代的国务卿，特朗普任内就有四个国务卿，根本对一个部门还没有熟悉就下台了，而事务官是没有任期限制的。再加上文官所具有的专业知识优势、信息优势、时间优势，政务官根本无法对整个部门进行掌控。

这种情况在《是，首相》里面就体现的淋漓尽致，《是，首相》的汉弗莱属于常务次官，掌管内阁部门内的实际行政工作，常务次官和政务次长不同，政务次官是由国会议员担任的政务官，参与大臣、首相所属的内阁政府活动，随内阁共同进退，而常务次官则处理部内的日常工作，保持政治中立，不参加党派活动，聘任不会受内阁的任期影响。

汉弗莱实际上是属于较为优秀的事务官，因为他除了偏好自己的利益外，对于政治上的倾向问题压根不关心，且他非常熟悉整个政府的运作，各式各样的条规，行政禁忌信手掂来。

《是，首相》里面虽然把汉弗莱刻画成“道德的空洞”，但是对于事务官来说，他就属于国家机器上的齿轮，需要的是正常运作，而不是让他“有所发挥”，想发挥去参选，转政务官。

怕就怕那些在政治上还有企图心的事务官，有一些自己的政治信仰，明着暗里和政务官对着干，特朗普任内有不少事务官都是这样。

情报部门的问题更加凸显，由于情报部门自身的特殊性，往往干脆甩开政府的管辖单干。

特朗普任内期间，情报部门就和他对着干，而且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以这次出事的丹麦国防情报局局长拉斯·芬森为例，他在2020年7月17日，还专门在国会辩论中说：未来电信网络有间谍的危险，5G隐藏后门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他说：“我们知道中国正在监视丹麦”。

仅仅过了一个月，也就是2020年8月，拉斯·芬森被免职。

11月，丹麦政府已经提交了有关对丹麦防务情报局即将进行的严格保密调查的法案。

鉴于拉斯·芬森和美国人合作，可想而知他在国会里面所说的东西有多么的假。

联想到之前连德国的情报部门都配合美国人监视过默克尔，所以非常诡异的是：在情报界，美国人到底施展了何等魔法，让这些他国的情报官员直接背弃自己的国家利益，转而和美国人合作？

且上次斯诺登事件爆发后，默克尔还专门打电话给奥巴马，奥巴马承诺了不对默克尔进行监视，结果这个事情还是发生了，所以问题是：到底是奥巴马撒谎，还是奥巴马对于情报部门根本失去了掌控？

如果以此来判断，那么美国人处罚华为就很明显了，由于华为参与了基站以及巨多的通信设施的建设，美国肯定没办法利用华为，如果不能利用，踢掉华为自然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来源 | 李建秋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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