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深疫情的对比看岌岌可危的暑运_风闻

随着广州决定对离穗车辆和人员施以管制，交通运输行业和旅游行业的传统旺季暑运，正在新冠的阴影下岌岌可危。可以预计的是，即使广州成功在暑假开始前控制住疫情，我们也很难见到往年暑假机场和高铁站热闹的景象。换言之，对交运行业和旅游行业的从业者而言，今年将会是非常黯淡的一年——甚至比去年更为黯淡。

国内对于新冠不同变种的本土传播能力一直没有研究——出于医学伦理原因，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研究。但在无形之中，这一次在广州和深圳的情况，或许从一定角度可以看出两种变种在华南的传播效率。广州和深圳几乎同时被变种新冠袭击——唯一的区别是广州被印度变种袭击，深圳被英国变种袭击。

病毒在广州的扩散速率远远快于深圳。这种如此巧合的「自然试验」，或许能够告诉我们变种病毒之间的对比。印度的疫情表明，在南亚的湿热气候下，印度变种的确具备在炎热地区快速传播的能力。东南亚的疫情同样证实了这一点：疫情在多个重大节日（基督徒的复活节、穆斯林的开斋节和在家众的佛诞）的背景下，快速在气候相似的东南亚传播开来。

在东南亚的传播随即通过种种渠道蔓延到中国——香港在四月下旬的疫情（这一疫情直接暂停了新港旅游气泡）表明，气候随着夏季来临而越来越趋近于东南亚的华南地区难以在印度变种面前独善其身。英国变种同样值得小心：它在深圳也许传播比较慢，但在气候较华南温和的台湾便如鱼得水般扩散开来。换言之，与台湾有着相似的气候的华东-华中一线，在英国变种面前同样脆弱。

因此，随着夏季风逐渐北移，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会易于被这两种新变种侵袭——两种变种都在 2020 年的夏季形成，已经习惯了热带（印度）和温带（英国）地区的夏季气候。中国侥幸在 2020 年躲过了这两种变种的传播，但在 2021 年这两种病毒已经在海外多个地方扩散，早已不是吴下阿蒙。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是广深两地疫情中人们的身份。广州疫情的吹哨人是一位退休人士（本地人俗称的「阿婆」），而深圳疫情的吹哨人是一位码头工人。

细细端详的话，可以发现「忙、闲」或许也是一个因素：广州通报的疫情相关人士行动轨迹几乎遍布全广州，使得荔湾、海珠、越秀、番禺都出现个案；与此同时，深圳通报的疫情相关人士的行动轨迹，相对固定，使得深圳的疫情相对可控（深圳市卫健委的原话是「局限于盐田港区及邻近区域，尚未在其他区域发现新增感染个案」）。

广州通报的相关人士的活动范围之广，以至于在最初的「阿婆」的行动轨迹中，广州人甚至调侃起了「哪里的早茶最好喝」。当然，笔者在广州住了廿几年，我都知广州哪里的早茶好喝。但是，这的确反映出一个问题——无规律的人口流动对疫情的传播的确起了一定作用。倘若全广州的老广喝早茶都只去一家店，疫情可能都不会以那么快的速度传播。

而中国即将迎来规模极大的无规律人口流动——暑运。和人口流动相对有规律（以回乡度岁为主）的春运不同，以旅游客流为主的暑运相对是无规律的。暑假期间，带着孩子出游的家长、赴外地实习的学生、仍然要出差的上班族，共同构成了无规律的人口流动。换言之，在暑假期间，你根本不知道，甚至无从推测你的邻居、朋友、同学去过哪里——除非你问人要行程卡。

很难想象对于有规律人口移动都无比紧张和忧心忡忡的政府和民众，会任由规模相近的无规模人口来往自己所在的城市和乡村——这毫无疑问是危险的。因此，可以看见的是，新疆、辽宁等省份，已经对广州乃至广东表明了态度。

我们需要再考虑一个问题——在此次广州疫情中出现了学生群体在和家人出外聚餐时感染了病毒，回到学校内造成了校内感染的情况。

这暴露了另一个问题：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的疫情防控意识显然是较弱的。他们在学校的时间中，不少情况下无法佩戴口罩——例如吹奏乐器、体育活动、在饭堂集中就餐等；同时，即使可以佩戴口罩，也难免会有有意无意间摘下口罩的情况。

因此，教育系统在疫情下压力巨大——尤其是在高考和中考即将到来的时候。即使顺利挺过高考和中考，在秋季学期开学的一刹那，没有人知道学校里会发生什么。设想一下，从全国各地回来的学生，带着五湖四海的经历回来了——倘若里面有一个携带了某个地方的病毒，那学校里可就热闹了。

很难想象学校能够承担这样的风险。学校和教育部门唯一可能的做法，就是主动劝喻学生（和家长）不要在暑期前往外地旅游。

这三点结合在一起，问题的全貌已经昭然若揭。印度变种带来的热带传播能力使得病毒在夏季的中国不再有传播障碍；暑期无序的人口流动使得各地无从预测可能的疫情来源；而学生群体的校内传播则成为了社会的脆弱点。因此，「暑运」毫无疑问成了各地心照不宣但避之不及的事情——这个暑运对交运和旅游界而言，可能又是颗粒无收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