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这个笑话：一个村妇误入博士群？_风闻

　　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

　　大概是因为知乎用户的学历比较高，下面的回答有很多是从科学角度嘲讽编这个笑话的人一定是低学历。不过我觉得这背后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东西。

　　首先，这类笑话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它有一个关键特征，就是塑造农民与高学历者/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故事的叙事方式往往是这样的：农民虽然不懂很多知识甚至不识字，但往往能凭借“农民的智慧”，以一种极为朴素的方式把握问题的本质，而高学历者则喜欢咬文嚼字，高谈阔论，但往往偏离实际，最后反而被打败。

　　在今天，大家认为这类笑话以及背后所代表的群体是反智的、愚昧的。不过如果把时间往前追溯几十年，“农民的智慧”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概念。被划为右派的刘乃元曾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他因为自己的出身和经历而遭受批判。刘曾在书里写到，当时他非常羡慕一个蹲着吃饭的学员，这个人虽然只有初小水平（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以下），但却被上级安排做了领导，因为“蹲着吃饭”说明这个人出身穷苦阶层，作风优良，这一点比文化水平重要得多。在当时，像这类推崇“农民的智慧”，嘲讽知识分子迂腐的故事和宣传数不胜数，那个时候农民虽然生活贫困且受到很深的束缚，但在宣传上却被捧得很高。

　　近几十年来，农民逐渐从原先的“同盟军”的高位上跌落，成为了发展的背景色。“农民性”不再具有神圣的意味。“农民群体”成了与“先进性”相反的，“连读书有用都不知道的天生反智”的边缘群体。农民群体既无文化资本（考不上学），又无经济资本，更无政治资本，成为绝对意义的弱势者。中国主流舆论和广告所营造的“精致的中国式生活”与他们关系不大。这使得农民群体有着强烈的失语感，当然这并不意味几十年前就不是“失语”的，只是在对比之下这种失语感更加强烈了。此类嘲讽高学历者的故事之所以层出不穷，正是由于它起到了一种心理补偿作用。

　　文本对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意义。布尔迪厄认为，文化的功能之一是区分不同的阶级群体。高雅文化往往是抽象且复杂的，这种复杂性被用来与浅显易懂的低俗文化相区隔，最终目的是为了区隔人群。对于相当多的弱势群体来说，自由落体定律、流体阻力这些知识对他们的现实生活并没有什么直接意义（其实对于很多高学历者来说，这些知识的意义也只有区隔别人的意义，自己并不觉得这些知识本身很有趣），不仅如此，这些知识反而不断唤起了自己的被排斥体验：也许是想到了自己因为成绩差而被老师劝退，也许是因为这些东西在上学的时候就看不懂而产生了自责情绪。

　　（有人会说，这些知识在中学课本上都写过啊。言下之意是说，凡是课本上写过的每个学生都应该记住。然而事实远不是这样，课本上写过的东西能够被记住并且在考试后还能应用在生活中，这其实需要一个人有相当高的心理带宽、良好的记忆力和爱思考的习惯。而这背后需要的家庭条件是很高的，不是单纯的有钱能行的。一个整日为课业和家庭出身而自卑焦虑的学生记不住这些是很正常的，但并不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就反智。）

　　总之，这些知识不断提醒着自己：我是一个在既定社会秩序下的失败者。主流话语将这些知识定义为“智”与“理性”的代表，反之则是“反智”和“非理性”，这套话语唤起了暂时无力改变现状的人群强烈的失败感和被排斥感，失败感越是强烈，这类文本所引起的共鸣和快感也就越强烈。快感来自于创造和对抗，来自于对主流话语的颠覆。

　　然而，这种颠覆也就仅此而已，并不具备真正的颠覆性和激进性，因为从这类故事中获取快感的人并不会在现实中把这个当真，只是在绝望又无力的生活中获取一些安慰罢了，这并不是多么可耻的事情。主流舆论在看到“反智性”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反智背后的种种不平等才是决定性因素（毕竟没有人是天生反智的），如果无视这背后的不平等，那么某些东西确实可能走向激进（对农民性的极端追捧与民国在经济和文化上将农民排斥在外有直接的关系）。或许更应该问的是，许多人之所以认为那些知识很重要，重要到足以成为鉴别智商的标准，这究竟是出于爱智慧爱思考呢？还是因为恰好生活在一个条件不错的群体或者社区所导致的群体压力？自己的思想是否真正超越了自己的圈子和环境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我们可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这类故事中的知识分子角色大都是理工科或者工程师背景（比如学自动化的博士设计探测器VS农民工用风扇吹香皂盒），而极少看到艺术以及人文社科方面的。也就是说，主流意识所强调的“理性”，似乎主要指的是工具理性，而很少涉及到对价值观进行思辨的那种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