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湘黔边长征研习十得_风闻

中央红军在湘黔边的长征活动已近90年，年来有感有的细节与事实似有出入，有的“年谱”类的文献书籍也以讹传讹。历史研究与传承要公正反映前人和不误导后人，不因个人好恶或其它需要而歪曲史实。同时，如果把一些并不复杂的“历史谜团”留给后人，我们的懒惰与不负责任将会招致抱怨和讥笑。况且，红军长征是重大历史事件，我们有责任加以认真考证，查史料、理轨迹，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笔者将中央红军在湘黔边活动的研习琐得罗列在此，既有尝试性的一家之言，又有旧论新证，旨在抛砖引玉。欢迎专家和读者随时赐正为祷。

**一、**中央红军入黔最早是到黎平县飞地牙屯堡1934年12月10日，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率红二师第六团及电台[1]，经牙屯堡地域，过通道县、靖县，侦察入黔线路。

红一师政委赖传珠日记载：“十二月十一日，12时出发到达牙屯堡宿营。”[2]“十二月十一日，朱毛主匪窜菁芜洲、牙屯堡”[3]可见，至少在12月11日，中央红军主力已到牙屯堡。1951年“8月，两县商定将黎平县洪州区飞地牙屯堡、头所、五所、黄柏、地了等村寨……划入通道管辖”[4]可见，依1934年的行政建置，中央红军入黔最早是到黎平县的飞地牙屯堡。

**二、**黎平会议会址是“野战军司令部”黎平会议会址是“野战军司令部”旧址，称“红军总司令部”不合时宜。

第一、为便于西征，中央红军于10月12日(本文所有未标明年份的时间均为1934年，下同)改编为野战军，下辖两个野战纵队、五大军团凡十二个师等。“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野战军，开始向西南移动。”[5]另，由留在中央苏区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组成中央军区，掩护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

第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编写的《红军长征·文献》里的中央、军委电令里称中央红军为“野战军”。

第三、1936年8月，斯诺进入红区采访，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们：“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活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精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

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短短两个月，红军总政治部征集到约200篇作品，50多万字。后历经坎坷，200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刘统整理注释的《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其原始性、真实性毋容置疑。书中文章皆称中央红军为“野战军”。

第四、收录在《亲历长征》里的陆定一《长征大事记》(简称陆定一记，下同)，均以“野战军司令部”和“军委第二纵队”来记述军委两个纵队的行程。它是在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保安由杨尚昆(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提供材料，并让他(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追记的。

另外，黎平会议会址既然是野战军司令部，就应设“叶剑英住室”供人参观。刘伯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不满李德的错误指挥而降任五军团参谋长，直到黎平整编中才复任军委总参谋长。其间“叶剑英以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主持军委总司令部的日常工作”并“兼任军委总司令部一局局长”[6]。

**三、**通道会议召开于芙蓉

现在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通道转兵会议会址”是通道老县城县溪的恭城书院，笔者则认为应在今通道菁芜州镇芙蓉村。通道会议是在军情如火时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7]它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为尔后黎平会议的战略转变，作了必要准备。

陆定一记：“十二日，野战军司令部到芙蓉。”“十三日，军委一二纵队在播扬所以北”[8]随军委活动的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日记：“十二月十二日，下午到达芙蓉宿营。”“十二月十三日，自芙蓉出发，经芦溪到播阳所。”[9]

可见，12月12月，中央和军委的主要负责人都在芙蓉宿营。这正是通道会议的召开时间和地点。芙蓉是有几百户人家的一个侗寨群落，可以容纳军委两个纵队在此宿营和开会。试想，他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不在宿营地开会，而去二十里外的县溪开完会尔后又返回来？

**四、**红五、红八军团突然改变入黔线路12月，中央红军由湖南通道进入黎平有三条主要线路：

中央军委两纵队线路：

(1)A：湖南通道芙蓉(今通道菁芜州镇芙蓉村)→金殿(今通道牙屯堡镇金殿村)→炉溪村(今通道牙屯堡镇炉溪村)→播阳(今通道播阳镇)→黄垢(今通道播阳镇黄垢村)→流团(属今播阳镇寨什村，由此进入贵州黎平县)→草坪(今黎平洪州镇草坪村)→小寨→洪州→地青→中潮→佳所→三合→羊角岩→黎平城。

(1)B：湖南通道芙蓉(今通道菁芜州镇芙蓉村)→金殿(今通道牙屯堡镇金殿村)→牙屯堡(→头所(今通道牙屯堡镇头所村)→团头(今通道牙屯堡镇团头村)→播阳(今通道播阳镇)→黄垢(今通道播阳镇黄垢村)→流团(属今播阳镇寨什村，由此进入贵州黎平县)→草坪(今黎平洪州镇草坪村)→小寨→洪州→地青→中潮→佳所→三合→羊角岩→黎平城。

军委两纵队和红三、五、八军团走此路，先后于16日-18日进入黎平城。

(2)：芙蓉→金殿→县溪→新厂(今湖南靖州新厂镇)、马路口(今湖南靖州平茶镇马路口村，由此进贵州锦屏县)→平茶[10](时属贵州省锦屏，1955年划归湖南靖县)→官团(时属黎平，1941年划归湖南靖县)→潭溪→五里桥→黎平城。红一军团走此路，于15日到达黎平城。

(3)：县溪→新厂、马路口→平茶→丘团→小里→中黄→铜鼓(老锦屏)或新化(时属贵州黎平，1939年划归锦屏)等。红九军团、十五师等走此路。其中，红五、八军团原定走第二条线路进入黎平的。

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日记称：12月14日“我军准备尾我十五师之后，经新厂向贵州前进。”15日因通道和新厂附近发现知情，“我军奉命改道播阳所到洪洲，尾三军团后跟进。”，五、八军团分别由张黄、深渡等处向播阳紧急集中，旋即经流团等处进入黎平县，于当晚到距洪州不远的草坪地域集中宿营。后经洪州(16日宿营地)、中潮(17日宿营地)等，于18日中午到达黎平城。[11]

红一军团十五师政委肖华于1976年函复黎平宣传部：“我们这个师是由通道经新厂进入贵州境的。”“中央军委纵队和红军第三、第五、第八军团，大部是从通道以南地区经播阳、洪州、地青、中潮等地进至黎平<城>的。”[12]

**五、**通道转兵是“战术转兵”，黎平转兵是“战略转兵”

湘江战役后，大多数红军指战员对革命前途感到迷茫，对“左”倾错误强烈不满，需要中央给他们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12月12日，通道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此时，蒋介石已集结四五倍[13]于红军的国民党兵力于湘西的绥宁、洪江、武冈、靖县等地域，布成一个口袋阵，张网以待中央红军北上，以求“一网打尽”！但“左”倾领导人仍执迷不悟。会议只解决了行军战术问题，而未解决根本性的战略问题。“博古最后同意进军贵州，但并没有放弃去湘西的计划。”[14]

可见，通道转兵是“战术转兵”，即只对行军路线做了调整——作为红军暂时避开强敌、脱离险境的迂回绕道行军的手段——按红六军团路线，西进贵州，取道黎平、锦屏，再北折黔东去湘西。

12月18日，在黎平古城翘街召开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政治局否定了“左”倾领导人关于进入黔东、进而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错误意见，采纳了毛泽东深入贵州腹地，到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议决定不去湘西去黔北，实现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战略转兵——黎平转兵。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指明了正确方向，从而避免了中央红军北上湘西可能全军覆灭的危险。下面的军委电文证明在黎平会议前，中央仍要去湘西。

14日，致电贺、任、萧、王：“我西方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我二、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之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

16日，“现黔敌正企图固守清水江、沅江的第二防线。湘敌、薛、周第二兵团的先头部队，正开始向铜仁、玉屏、天柱之线前进……我野战军以继续突破黔敌第二道防线与赶过薛、周两敌之目的”，并要求一、九军团渡江北上。[15]

当然，黎平会议后关于红军战略转移的争论并未停止。所以，到猴场会议时，“左”倾领导人又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计划。诚如周恩来所言：“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更烈。”[16]

**六、**贯彻黎平会议决议的军事部署和政治部训令

12月19日的《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之决议电》和21日的《总政治部关于创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是贯彻黎平会议决议精神的具体体现和保障：

1.军事部署——“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19日18时朱德、周恩来签发《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之决议电》，成为贯彻黎平会议决议精神的首封中革军委电报。《决议电》明确指出三大红军主力的战略任务：野战军以红一、九军团为右纵队，红三、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左纵队，以求尽快通过贵州东南地域，作战对象主要为黔军；二、六军团应在常德地域调动湘军，以配合野战军径趋黔北；四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钳制川军，策应野战军向川黔边行动。据笔者考证，《决议电》的拍发地为今黎平坝寨乡高场。第一、从拍发环境看。

当天在黎平县境没有发生战事，故电报应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里拍发的。换言之，即便不在一个全天休整地，也应该是在宿营地。第二、从跟随军委纵队长征的亲历者的日记里，可印证十九日野战军总司令部出西门离开黎平城，到高场宿营。

伍云甫日记：“十二月十九日……由黎平出发，经地西、勇寨到高场。(四十里余)”陆定一记：“十九日……军委纵队到勇寨、高常地域”。当日，殿后的红五军团到地西宿营。第三、从行程来确定。从黎平到地西有23里左右，从地西到高场有20里左右，两者相加不超过45里。即便行军缓慢，十八时前也应早到高场了。

2.政治动员——“在部队中关于决定之解释，总政治部另有训令”为加强思想动员、教育工作，12月21日代主任李富春签发《总政治部关于创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其目的是达成黎平会议决议。它要求红军各级政治机关政工人员的工作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做好政治局决议的宣传解释——“以一切方法(干部会议、党的会议、军人大会、代表讲演、宣传棚等等)深入连队中去……对中央决定进行详细的解释工作……务使每个红色战士了解我们行动的总方针与当前的任务……为实现在川黔边创造新苏区根据地而奋斗。

”第二、政治动员工作的主要任务有——“提高部队战斗情绪”；“注意克服疲劳、整理军队、严肃纪律”；宣传“中心口号”(如“消灭贵州军阀赤化贵州”等)。

第三、“要完成工农红军当前的伟大任务，必须坚决的反对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的悲观失望情绪，和生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指出悲观失望情绪的表现，以及由此派生的游击主义的表现和危险。[17]

伍云甫日记：“十二月二十一日……七时出发，经八受，沿河下行，至大苗光(亦称瑶光)。”[18]陆定一记：“二十一日……军委纵队到大苗光。”当日，断后的红五军团到八受宿营。从跟随军委纵队长征的亲历者的日记里，可判定12月21日红军总政治部从黎平八里(上八里)出发，宿营于今锦屏瑶光中寨，行程约55里。因此，《训令》当发布于黎平八里或锦屏瑶光(因训令没有具体发布时间)。

**七、**驻防黎平城的部队

12月15-19日，为了安全，军委派出一个师的兵力驻防黎平城。“以一个师的兵力驻守黎平，一面驱逐城外的黔敌，一面保障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19]赖传珠日记载：15日，从潭溪出发往鳌鱼嘴方向，半途接令折回黎平城；16日，在黎平城休整；17日，离开黎平城向锦屏方向行动。[20]红军十七日的行动部署为：“一军团主力应进至柳霁东南地域，一师应经鳌鱼咀向主力靠近……四师则前进至黎平城”[21]根据部署，红一师应于17日离开黎平城，经鳌鱼嘴等追赶尚在锦屏县境的红一军团部等，红四师接替其警戒任务。

陆定一记：16日，三军团向黎平前进。17日，一军团部等在八瓢集结，以先头师向柳霁前进；五、六师等到鳌鱼嘴，四师在黎平城休息。18日，三军团在黎平五胡、罗里、抱桐地域集结休整；五、八军团进到黎平城。19日，五军团主力到地西，拱卫军委纵队，另以一部在黎平掩护。[22]可见，四师于17日替代一师驻防黎平城。另据陈伯钧日记可知，十三师于18-19日驻防黎平城。综上所述，黎平城的驻防部队依次为：12月15-16日，一军团一师；17-18日，三军团四师；18-19日，五军团十三师。

**八、**中央、军委主要领导进出黎平城日期

1.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于12月17日下午随军委一纵队进入黎平城，19日上午和军委纵队一道离开黎平城。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具体负责长征编队的李维汉回忆说：“按照中央指示，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样、李德，还有其他负责同志，都编在这个纵队……”[23]军委十七日的部署要求：“军委纵队前进至黎平城。”[24]陆定一记：“十七日，野战司令部与军委二纵队到黎平。”“十八日，五、八军团进到黎平城。八军团进行改编。军委一、二纵队在黎平休息，举行干部同乐大会。一、二纵队进行合编。”“十九日，五军团到地西地域，以一部在黎平掩护。军委纵队到勇寨、高常地域。”[25]伍云甫日记：“十二月十七日，由中朝所至黎平，九时出发，十四时到达。”“十二月十九日，由黎平出发，经地西、勇寨至高场。(四十里余)”[26]另有部分著述为证，如：“十七日，毛泽东到达黎平县城。”[27]“12月17日，(周恩来)进入黎平。和朱德等分析敌情后，决定不渡清水江……”[28]

2.陈云、刘少奇是随红五军团一同于12月18日中午进入黎平城，19日上午离开黎平城。理由如下：第一、军委要八军团余部和五军团一起行军，并受五军团指挥的电令——4日“八军团仍归董、李指挥。”；9日“董、李转周、黄”；11日“五军团抄转八军团”；12日“五、八军团互相抄送”。[29]

12月13日电令指出：“军委决定八军团并入五军团”。13日-19日，两个军团合编(宣传、鼓动、解释、编制等)。这能证明两人在一起，因为“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工作，秦邦宪与周恩来致电何克全和刘少奇，命令他们分别到红九军团、红八军团担任中共中央代表，派陈云到红五军团担任中共中央代表。”[30]第二、陈伯钧日记对红五军团、八军团进出黎平城的线路作了详实的记载，间接反映了陈、刘行踪：“十二月十八日……由中赵经枷杓到黎平府，约四十里……十二时左右即安抵该城。”“十二月十九日……由黎平到地西，约二十里。上午全部时间均用来改编队伍，下午则继续出发到地西。是日我负责编制三十七团，编制后即到军团部工作。”“十二月二十一日……由罗里经平新、上下八里到八受，约四十里。是晚足病。刘参谋长(即刘伯承)、陈云同志等回军委。”[31]

**九、**毛泽东、张闻天过黎平时的职务

一般人对1934年初至1935年初一年里毛泽东和张闻天的职务难分清，都叫“主席”——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期间的全国最高政权机关；人民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负指挥全国政务的责任。”[32]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相当于现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故，毛泽东相当于现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闻天等同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

**十、**中央红军攻占锦屏？在不少论著说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新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攻城拔寨，穿州过府，连克锦屏、剑河等城。如陆定一记“十七日……九军团占领锦屏。”给人的感觉是，中央红军在黎平会议后攻占了这些县城。其实，中央红军并未攻占锦屏县城，只攻占了老锦屏(铜鼓)。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置铜鼓所(今锦屏铜鼓镇)，属湖广五开卫(今黎平城)。洪武三十年(1397年)，升所为铜鼓卫。清雍正三年(1725年)，湖广五开、铜鼓二卫划归黎平府。雍正五年(1727年)，改五开卫为开泰县、铜鼓卫为锦屏县，属贵州黎平府。道光十二年(1832年)，锦屏县改为乡，设县丞，属开泰县。民国二年(1913年)，原黎平府开泰县治移锦屏乡县丞驻地(今铜鼓)，改名为锦屏县。民国三年(1914年)，锦屏县城迁至王寨(今县城三江镇)，故铜鼓遂称“老锦屏”。相沿成俗。难怪红军会把铜鼓与锦屏城混为一谈了。

再说，红军是12月15日攻占铜鼓，就算如陆定一记的17日，也都是发生在18日前。怎么会成了受黎平会议决议精神的鼓舞呢？！

注释：

[1]周均伦《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10月第1版，第130页

[2]《赖传珠日记》，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8页[3]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24页[4]通道县志编委会《通道县志》，民族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53页

[5]《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471页

[6]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年第1版，第96、98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439页

[8]《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484页

[9]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166-167页

[10]靖州县志编委《靖州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10月第1版，第77页

[11]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26、27页

[12]中共黔东南州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红军在黔东南》，1985年7月，第241、242页

[13]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7页

[14]吴葆朴等编《博古文选·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年出版，第393页

[15]《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177、179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75页

[17]总政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987-988页

[18]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169页

[19]《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12月第2版，第237页

[20]同注2

[21]《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180页

[22]《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485页

[2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344页

[24]同注21

[25]《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原始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1版485、486页

[26]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168、169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440页

[28]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269页

[29]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166、167、169、171、173页

[30]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年6月第1版，第150页

[31]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27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424页

单位：黎平会议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