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饭」和环保，是怎么连在一起的？_风闻

袁隆平其实是「环保英雄」

袁隆平先生的逝世令人无比遗憾，在沉痛悼念他和赞颂他的功绩时，他还有一项巨大的贡献鲜为人知。他除了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环保英雄。

表面看来，作为杂交水稻之父的他，成就都和环保好像不沾边。他没有找到能替代石油的新能源，没有找到分解塑料污染物的办法，也没有拯救什么濒危动植物。

但对农业的环境破坏性，以及水稻的碳排量放略知一二的人可能会明白，农业为了供给人类的需求，对环境的破坏力是巨大的。而袁隆平的贡献就在于，他开发出的水稻杂交系统，经过千千万万育种工作者的努力，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亩产，也大大减少了对农田面积的需求。

他的环保贡献更加底层，在养活了中国人的巨大功勋下，袁老环保的功绩也应被人看见，被人重视。

被低估的农业碳排放

人们常常产生一种错觉，认为麦浪稻海的田园风光是「环保」和「自然」的。恰恰相反，农业本身非常「不环保」。

农业的本质，是把农作物塑造成工厂，这在所有层面上都和自然背道而驰。自然生态系统需要物质实现内部循环，而农业要求农田源源不断向外输出粮食。自然生态系统要求物种和种间关系的多样性，而农业要求一切资源供给农作物，其他的全都是杂草和害虫。

常听到的「退耕还林」就是基于这个逻辑，让被破坏的农田退回到自然生态系统中。

农业出现之初就是破坏，人们以刀耕火种的方式连续制造破坏以实现农耕文明。后来农业逐渐发现了耕地、轮作和有机肥，但也往往要靠休耕才能「苟延残喘」，修养耗尽养分的土地。

现代农业则发明了化肥，这对农业发展养活更多人类来说是一个伟大对发明，但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变得更加明显。现代农业用化肥弥补物质缺失，用农药驱逐其他生物，勉强维持了持续生产。

再到发展有机农业的当下，就算关注着土壤质量和生态，也只能对造成的破坏稍加弥补，仍然比不上真正的自然生态系统。

另外，人们不太容易意识到农业有多占地方。地球的陆地面积有将近 10% 用来种植作物，如果把包含畜牧等等的广义农业算进去，这个数字会变成 30%。而且，这些土地大多都是非常「好」的地方，本来可以承载十分丰盛繁荣的自然生态。

就农业碳排放来说，一组数字能清晰看出，农业的碳排放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据统计，农业，林业和土地利用的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的 18.4％。整个食品系统（包括制冷，食品加工，包装和运输）约占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四分之一。

其中耕地占比 1.4％，焚烧农作物占比 3.5％，水稻种植占比 1.3％，农业土壤 4.1％。和种植农业相关的碳排放占比就超过 10%，单单水稻一项种植就能超过 1.3%。

「不环保」的水稻

从工业革命以来，甲烷已经导致了约 20% 的全球变暖。由人类活动造成的主要甲烷来源是农业，多来自于牲畜的肠道排气与粪便，还有便是水稻。

为什么是水稻呢？因为淹水的稻田下缺少氧气，是生产甲烷的微生物的理想的「家」。稻田排放的 80% 至 90% 的甲烷是由生长在植物根部的微生物产生的；其中一些气体溶解于水，但大部分甲烷与水一道被植物的根吸收，随后传送到茎和叶，并最终逃逸到大气中。

水稻种植碳排放占比 1.3％似乎很可观，但也要说明一点，大米约占世界卡路里供应量的五分之一，是全球数十亿人口的主要农作物。

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研究员张卫建曾介绍，水稻是我国最重要的口粮作物，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及国际论坛中，我国水稻生产的甲烷排放问题一直在争议中备受关注。

而中国也一直致力于高产低碳水稻的创新种植。2019 年，中国农科院发布研究证明，近 50 年来我国水稻品种改良与稻作技术创新在促进粮食增产的同时，为碳减排作出重大贡献——单产提高 130%、温室气体排放下降 70%。

该成果在国际上给我国水稻产业正名，也为全球高产低碳稻作创新提供了一个方向，可为世界作物生产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理论参考和技术借鉴。

此外，水稻具有的谷物越多释放的甲烷就越少。这是因为碳都被锁在了米粒的淀粉之中，而无法供给土壤中的微生物。也就是说，单产量越高的水稻越环保，这就不得不提到袁隆平为水稻亩产做出的伟大贡献。

吃饱和环保关系这么紧密？

人类不能没有农业，农业再不环保，人也不能没饭吃。

那么提高亩产，提高农业的效率，就能在维持粮食需求的前提下，降低对农田面积的需要。袁隆平等农学家对于环保事业的贡献，就在于此。

袁隆平 1964 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74 年育成中国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2000 年到 2014 年，每年的超级稻百亩连片单产都在提高，从 700 公斤到 1000 公斤/亩的育种目标实现。2016 年，袁隆平向世界介绍正在探索种植的「海水稻」，在盐碱地上也能成功种植水稻。

生命的最后几年，袁隆平依然在不停歇地研究，致力于提高水稻的种植效率。直到 2020 年，第三代杂交水稻早晚双季稻平均亩产突破 1500 公斤。

农业科学家跟气候变化关系深层的关系在于，人口不断增加，粮食需求不断增加，不提高农业效率的话，人在农业上的的索取对环境的破坏性将是巨大的。

关于饥饿，曾有一个著名的预言被证伪。1968 年，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在其书《人口爆炸》中描述，与《饥饿游戏》等小说中的反乌托邦场景颇为相似，「无论现在启动何种应急计划，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都将有数亿人死于饥饿。」

然而预言没有成真，原因在于其忽视了农学家的创新能力。到 2100 年，全球人口规模将接近 100 亿，要养活这么多人，需要更多的食物。人口到 21 世纪末预计将增加 40%，所需的食物也将增加 40%。而耕地稀缺，环境问题严重，到那时亩产量提高的意义将比现阶段的认识更加重大。

在这个意义上，大幅提高水稻等粮食作物的单位产量，在更少的土地上种植出更多的粮食养活更多人的功劳，也应被人们在这个层面上被人们理解和记住。

现阶段的农业生态保护成果，也正是因为有了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学家，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才成为了可能，才不需要把每一寸土地都变成光合工厂，才能让无数森林、草原、湖泊和山丘维持原貌。

如今袁隆平逝世后，还有很多中国以及世界的农业科学家，为人口和环境持续发展而努力。更大幅度提高作物亩产的技术、低碳基因作物品种、不需土壤、不用占地的农业生产方式等等，很多技术正在开发。

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也许有一天，人类喂饱自己不再需要与环境作对，仅需保留一小部分农田，大部分土地可以回归山野。袁隆平院士和他的所有同行，也许说到底就是在为这一天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