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基于政治领导力的视角_风闻

来源：《国际论坛》2021年第1期　作者：杨卫东

内容提要：近年来，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并没有显著下降，但美国的政治领导力却在逐渐下降。美国政治领导力下降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其一，由政治极化和否决式政治所导致的美国国家意志无法有效整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实力的发挥，从而严重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领导力。其二，美国调动本国政治资源参与全球治理、构建国际秩序的能力下降，这主要体现为美国对外战略失误以及 美国战略信誉的透支。由于美国在国内与国际层面的政治领导力都在下降，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自然会衰落。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又会导致美国在国际社会政治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遭受质疑。

　　关键词：美国霸权衰落；政治领导力；政治极化；否决式政治；战略失误；战略信誉透支

　　作者简介：杨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国“衰落论”是中外学界不断热议的话题。在学术讨论中，占主流观点的是美国“兴盛论”。“兴盛论”认为由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等构成的美国实力在近几十年基本没有下降，故此，美国并没有衰落。本文在承认美国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没有明显衰落的前提下，从影响国家综合国力的政治领导力的角度入手，深入剖析了政治领导力下降所导致的美国霸权地位衰落的问题。

一、政治领导力：影响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

　　如何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所拥有的实力，是国际政治中一个不断被探讨的议题。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具有一定的实力，并不必然会拥有与之相当的权力。就实力本身而言，其概念比较复杂，但影响力是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而影响力又是以一个国家的实力为依托，在实力的基础上发挥对外作用力。正是意识到实力的客观属性与主观能动性，作为研究实力的大师级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S.Nye）将实力划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认为硬实力主要指经济与军事实力，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制度、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故此，如何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所拥有的实力，实力在主观层面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法国著名学者雷蒙·阿隆（RaymondAron）在分析国家实力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雷蒙·阿隆在《和平与战争》一书中指出，实力是一个政治单元将其意志施加于其他政治单元的能力。他认为决定政治单元实力的三大要素应该是环境、资源与集体行动。在雷蒙·阿隆的实力观中，“集体行动”就完全摆脱了硬实力的一面，强调实力的主观层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硕风研究员在研究国家实力时，较早地提出了“综合国力”这一概念。按照他的解释，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物质力和精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黄硕风研究员明确提到了国际影响力对于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性。但如何评价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学界争议较大。由于对综合国力概念的界定存在差异，依据的数据不同，以及影响因子权重与合成计算方法存在分歧，所以综合国力的计算结果差异较大。

　　在分析国家的综合国力方面，美国战略学家雷·克莱因（Ray S. Cline）的观点极富启发性。早在20世纪70年代，克莱因就提出了衡量国力的所谓“克莱因国力公式”，即，Pp=(C+E+M)×(S+W)。用中文表达即为：国家力量＝（自然基本力量 + 经济力量 + 军事力量）×（国家战略 + 意志）。克莱因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特别强调国家战略与国家意志对于提升国家力量的重要性。按照克莱因的解释，除非将国家战略目标的连贯性与国家意志力这两个无形因素考虑进去，否则，更为具体并可量化的国家实力统计将不存在。克莱因甚至认为，如果缺少连贯的国家战略或者有组织的国家政治意志，国家实力也许会损失殆尽。鉴于大多数战略学家忽视国家意志研究，克莱因特别指出，国家意志是规划、贯彻国家战略并取得成功的基石，是国家调动其民众就政府在防务与对外政策方面做出决定的能力，是一个国家能够有效调动其资源与实力从而贯彻其可预见之国家目标的特质。克莱因认为，国家意志力的构成要素是多层次与多元的，没有一项是绝对必需的，但有些因素在国家意志力构成中常有，例如：一个民族在感情上忠诚于国家的文化整合程度；有效的国家领导力；国民对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的理解。从克莱因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战略与国家意志对于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研究国家综合国力方面，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的思路与克莱因具有一定的相通性。阎学通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主要由其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与政治实力等综合因素叠加而成，即综合国力＝（军事实力 + 经济实力 + 文化实力）× 政治实力，也就是 CP=(M+E+C)×P。在阎学通看来，军事、经济与文化等实力属于资源性实力，政治实力是指政府的领导能力，属于操作性实力，政治实力是其他实力能否发挥作用的基础，而政治制度与国家战略又是政治实力的核心要素。

　　权力的主观层面，即调动客观资源性实力的国家政治领导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本身具有超强的实力，并不意味其综合国力强大，在世界上具有超强的影响力；一个实力较小的中等国家，如果能充分整合国家意志，内外战略得当，也能够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充分地展示在国际舞台上。所以，政治领导力是构成实力主观性属性的重要内容，是一种操作性实力，对提升与调动资源性实力，乃至综合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力主要体现在两大层面：其一，国家的国内政治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调动国内政治资源、整合政治资源的能力；其二，国家调动本国政治资源参与全球治理、构建国际秩序的能力。这涉及一个国家正确的对外战略、推动全球治理与构建国际秩序的国际信誉与国际担当。

　　具体到如何衡量当今美国的霸权地位，从政治领导力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影响力的视角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美国的资源性实力没有显著下降趋势，但美国式自由主义的国家治理发展到今天存在着许多制度性瓶颈问题无法解决，其表现形式是政治极化与否决式政治导致美国的国家意志整合受阻，国内政治领导能力下降。美国对外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导致成本与收益之间关系的失衡，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美国近年来不断透支战略信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政治领导力。当美国在国内与国际层面的政治领导力都在下降的情况下，政治领导力将严重影响与制约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从而最终导致美国在全球霸权地位的衰落。

二、政治极化与美国政治领导力的下降

　　政治极化是困扰当今美国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美国实行两党制，两党在内政方面分歧不断，但美国政治学家并不认为政党忠诚所导致的政策分歧会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确实，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总体来说以“两党一致”为特色，表现在外交上，两党都认同总统制定的对外政策。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极化现象导致这种“一致”开始崩塌，美国战略学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希冀的“政治止于水边”的情景很难再现。美国学者史蒂文·赫斯特（Steven Hurst）指出，从1944年至1964年，共和党与民主党在总统选举中谈及对外政策议题时，对47%的议题是有共识的，只在6%的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党分歧日益严重。尽管自由国际主义是两党跨党联合的政治哲学基础，但两党在如何看待国际机制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一派更多地强调合作与基于同意的一致，主张支持国际组织、对外援助和自由贸易。另一派更多地强调强制性的手段，主张扩大国防预算、打造绝对军事优势、运用武力等。史蒂文将这种政治极化称为“政党极化”（partisan polarization）。他认为美国第112届国会（2011年至2013年）的政治极化现象是20 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美国学者布赖恩·马歇尔（Bryan C. Marshall）和布兰登·普林斯（Brandon C. Prins）研究了1953年至1998年间总统提交国会的涉及经贸和对外政策的议案后发现，1974年之前，总统提交的涉及经贸的议案中有77.4%获得通过，涉及对外政策的议案有80.7%获得通过，但1974年之后，这两类议案的通过率分别下降至38.7%和59.6%。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奥巴马上台不久就提出要修复美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强调软实力在塑造国家形象中的重要作用，这完全符合民主党的风格。为此，奥巴马希望2010年财政年度国会增加600亿美元的预算。但是，由于国会众议院中共和党占据多数，奥巴马增加预算的提议遭到否决。在随后的2011年与2012年财政年度预算中，美国国会反而从奥巴马的呼吁中分别削减650亿和600亿美元预算。在美国第112届国会期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甚至将奥巴马呼吁向国务院增加预算的要求降到最低。鉴于政治极化严重，有学者甚至感慨，两党都支持总统倡导的对外政策已成为一种例外，而非常态。

　　政治极化是困扰美国政治生态的一个现实问题，美国前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维·博伦（David Boren）就此问题的反思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博伦曾在致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中呼吁国人捐弃前嫌，团结一致。博伦基于自己过去30余年做州议员、州长、联邦参议员、大学校长的经历，认为今天的美国正处于十字路口，处于衰落的危险时期，美国应该进行改革以恢复政治机制的功能。博伦告诫国人，当对党派的忠诚超越国家利益之上时，党派忠诚对国家利益具有毁灭性的影响。所以，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两党应该携手合作。博伦在一本书的序言中再次强调，美国政治机能失调让美国非常难堪，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合作正日益变成一种奇妙的回忆，美国对外政策逐渐被党派政治拖了后腿。民主党与共和党无法在欧洲、中东、中国等问题上达成一致的看法，不愿通力合作以促进国家利益。博伦回忆自己20世纪80—90年代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任职的经历，认为当年两党成员就所有问题的表决几乎都能全票通过，但在他看来，那样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今天，众议院各小组委员会在许多表决中都以党派划线。“政治应该止于水边”这一至理名言已经过时。

　　进入21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导致美国国家政治资源、国家意志无法有效整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实力的发挥，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领导力。2013年10月，美国国会与奥巴马行政当局之间的矛盾甚至导致联邦政府关门，奥巴马总统被迫取消了参加一系列亚太会议的计划。该事件对奥巴马政府极力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出台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国内政治对美国规划与贯彻其所扮演的国际角色至关重要。许多美国人都强调美国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政治一致性，以此作为美国在国际经济中更具竞争力的手段，但一个分裂的美国社会将导致美国在国际社会扮演新角色时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2017年上任的特朗普总统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此前固有的政治极化，撕裂美国的国内政治。为此，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分裂的国家》的文章，指出特朗普总统不仅是美国分裂的征兆，也是美国分裂的原因，他固化了美国政治的分裂。一般而言，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候选人的政治话语与就任之后的政治话语应该有所区别。竞选期间的政治话语用于攻击政治对手，凝聚本党人气，但就任之后的总统一定会尽量缝合分歧，声称自己是全美国人民的总统，而并非某个党派的总统。但特朗普特立独行，在就任之后的公开演讲中，并不承认他代表全体美国人民。所以，特朗普的言辞破坏了现有的美国政治话语规范。故此，有美国学者评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可能对美国造成持久的损害。在当今美国社会，由于政治极化，导致民主党保守势力与共和党自由派势力不断减少，美国社会中能够整合两党政见的中间力量日益消退。中间力量减少，又进一步加剧了政治极化，偏激政策容易产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特朗普时代美国政党的两极分化削弱了政治家需要走中间道路的意念。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肯尼思·舒尔茨（Kenneth A. Schultz）在研究了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极化的消极影响时也认为，在许多重大政策举措背后，美国两党很难达成共识。而没有两党共识，美国运用军事和外交力量的政治风险就会增加。

　三、否决式政治与美国政治领导力的下降

　　在当今的美国政治运作中，否决式政治与政治极化紧密相连，同样也是制约美国政治领导力的重要因素。2017年初，即将卸任总统职位的奥巴马在芝加哥发表告别演说时，对美国民主体制运转中存在的问题深表忧虑，他真诚地呼吁国人应该加强团结。但是，政治家美好的愿望无法替代残酷的政治现实。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政治实践表明，美国式民主政治不断陷入政治僵局，否决式政治正日益取代早期的民主政治，美国式政治体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功能性失调。用美国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话说，就是美国民主从一种旨在防止当事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了一个谁也无法集中足够权力做出重要决定的制度。在弗里德曼看来，国会制衡权力的扩大、两党政治分歧的加剧、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力的上升等，都是导致权力碎片化和整个体制瘫痪的重要原因。弗里德曼断言：“只要我们是一个否决政体而非民主政体，我们就不可能是伟大国家。”

　　美国式民主的政治精髓集中体现于麦迪逊民主。麦迪逊民主基于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强调分权与权力制衡。基于“权力在民”的思想，美国开国先辈设计了一整套制衡体系来保护个人权利，以约束国家权力，强调总统与国会在竞争中共享内政与外交权力。但是，麦迪逊民主发展到今天逐渐演变成一种否决式政体（vetocracy）。2013年10月，奥巴马总统与国会之间的矛盾导致政府关门。2018年，特朗普政府也面临不止一次政府被迫关门的窘状。所有这些政治事件引发学者不断思考美国政治体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所以，21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日益走向冲突政治，否决式政治，因党派政见分歧导致的国家撕裂日益显现，这种现状严重制约了美国在国际社会发挥应有的政治领导力。

　　关于美国式民主对美国政治产生的消极影响，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做过深入的研究。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指出，民主不能再作为衡量一个政府或政治制度的首要标准，而应该将政府执政能力作为首要标准。真正的政治发展是国家建构、法治与民主之间的平衡。他认为人们在研究西方政治时过多地强调民主、法治的重要性，忽视了国家建构的重要性。按照福山的解释，运作良好的政治秩序必须让国家、法治与民主负责制处于良性平衡。“一边是有效强大的国家，另一边是基于法治和民主负责制的约束制度，将两者结合起来的自由民主制，要比国家占支配地位的政体更公正，更有助于自己的公民”。福山认为美国政府运行质量衰败的根源在于，它在某些方面又回到了“法院和政党”治国——法院和立法机构篡夺很多行政部门的应有功能，使政府的整个运作变得颠三倒四和效率低下。作为一个理性的政治学家，福山跳出了早年“历史终结论”的思维窠臼，潜心研究近代以来各国的政治秩序，不再特意强调民主与法治在政治秩序中的重要性，认识到国家建构在政治秩序中具有独特作用。福山意识到，美国存在的问题并非民主法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是美国国家建构不足与欠缺，是政治极化导致美国无法产生一个高效率的政府，是否决式政体制约了美国国家意志的整合。当今美国政治极化与否决式政治导致的政治僵局正是美国国家建构不足的体现，而一个政治失序的国家自然会走向政治衰败。所以，美国政治极化与否决式政治的深层次问题是美国政治体制发展到今天出现了政治衰败，美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美式民主日益显现其民主治理的困境。

　　从政治极化的角度探讨美国政治体制是否存在问题，是学界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美国政治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撰文指出，目前的政治极化是美国自内战以来最为严重的。扎卡里亚对美国政治体制是否有能力确保美国在一个竞争的世界中保持领先地位表示怀疑，他甚至担心政治僵局将意味着美国民主的危机。1975年，由美国、欧洲与日本组成的三边委员会出台的《民主的危机》研究报告曾指出，工业化世界的民主政府在面对大量问题的情况下会被击垮。报告撰写人之一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涉及美国部分时，对美国民主的前景表示忧虑。但多年之后，美国经济日益复苏，社会主义的苏联却危机四伏，资本主义并没有垮，苏联垮了，悲观主义垮了。然而，冷战结束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发达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再次陷入困境。所以，扎卡里亚开始怀疑西方民主是否面临着新的危机？扎卡里亚认为，当年民主的危机并没有真正消逝，它只是被一系列幸运的事件所打断并掩盖。今天，民主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上升了。美国式民主与过去相比功能更加紊乱，更加难以确立权威。约瑟夫·奈对美国政治极化所导致的政治衰败也深表忧虑。他并不认为帝国的过度扩张是导致美国衰落的原因——事实上，他认为美国并没有过度扩张，其军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处于下降趋势。不过，基于罗马的衰落源于内部这一道理，约瑟夫·奈意识到美国可能发生的衰落源于国内政治运作的紊乱。他认同一些观察家的观点，即美国将失去影响世界的能力是由于美国国内的争斗文化、衰败的政治机制和经济滞胀所致。综上所述，美国式民主发展到今天的一大政治困境是因否决式政治导致的政治僵局，而政治僵局凸显了美国政府治理的低效，国家建构的欠缺，所有这些问题又都束缚着美国在国际社会中政治领导力的有效发挥。

四、对外战略失误与美国政治领导力的下降

　　按照克莱因的综合国力公式，国家战略与国家意志同等重要，共同构成国家政治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合理的国家大战略对于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上讲，大战略涉及一个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与其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的关系。国家大战略要回答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具体到美国而言，美国的对外大战略必须搞清楚何为美国所追求的国家利益，美国需要动用哪些战略资源来实现国家利益。就整个美国外交史而言，美国在20世纪以前比较好地界定了国家利益，将国家利益主要局限于经济与安全两大方面。所以，在整个19世纪，美国的对外大战略是以孤立主义为特征的现实主义对外大战略。但是，20世纪以来，美国对外大战略逐渐受威尔逊主义影响，将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作为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冷战期间，这种对外大战略的具体表现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即NSC68号文件的出台；冷战结束后则表现为克林顿政府出台的“参与和扩展大战略”。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崛起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奥巴马政府为了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在其任内出台的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将国际秩序纳入美国国家利益的范畴，认为经济繁荣、国家安全、价值观与国际秩序是美国对外追求的四大国家利益。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利益观表明，美国继续奉行自二战结束以来的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

　　伴随美国国力的相对下降，是否还要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在美国学界引发一定争议。对美国对外大战略有深入研究的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Ryan）指出，美国对外大战略追求的目标有三个：其一，谋求和维护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其二，谋求和维护美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其三，用美国的价值观塑造整个世界并使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莱恩认为美国对外大战略强调全球的“门户开放”，以达到上述三大目标。他还指出，美国大战略在过去6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扩张史，其战略逻辑强调美国在北美洲之外的西欧、东亚和波斯湾这三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建立霸权，也就是说，美国追求的是超地区霸权。莱恩认为，这种追求霸权的大战略并非是一种明智的大战略。霸权大战略并不能给美国带来安全，相反还会使美国更加不安全。威尔逊主义导致美国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在美国学术界，许多学者与莱恩持相似立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巴里·波森（Barry Posen）对冷战后以“合作安全论”“主导论”为主要理论支撑的美国自由霸权战略并不认同。他认为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美国付出太多，实际获益较少。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J. 米尔斯海默与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M. 沃尔特联合撰文指出，按照自由霸权战略的逻辑，美国不仅必须运用其权力解决全球性问题，而且必须建立一个基于国际制度、代议制政府、开放市场、倡导人权的世界秩序。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国家”，美国有权力、责任和智慧来管理几乎全球任何角落的政治问题。这种战略的核心是修正主义的大战略，它强调美国承诺要在世界上任何地区促进民主，捍卫人权。这种大战略不同于美国在关键地区奉行的均势制衡大战略。所以，他们认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奉行多年的自由霸权大战略具有误导性，遭遇挫折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国家对外大战略必须处理好战略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美国自20世纪逐渐形成的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一个致命缺陷，是无法有效地处理好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美国战略学家李普曼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则应该是承诺与实力平衡，目标与实力相符，手段与目标平衡，国家所拥有的资源与其承诺相符。按照李普曼的说法：“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对外的承诺与实力之间的平衡。”自20世纪中期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外大战略总体处于战略透支状态，即对外战略中追求的目标与做出的承诺超越了美国所能够调动的所有战略资源。正如保罗·肯尼迪所指出的那样，美国面临着可称之为“帝国战线过长”的危险，也就是说华盛顿的决策者不得不正视这样一种棘手而持久的现实，即美国全球利益和它所承担的义务的总和目前已远远超过它能同时保卫的能力。在保罗·肯尼迪看来，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帝国的过度扩张所导致的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失衡。对威尔逊主义有着深入研究的美国学者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也提出质疑。史密斯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从一个霸权国家演变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自由国际主义宣称他国对美国所要捍卫的价值观构成了威胁。史密斯将21世纪以来的美国形象地比作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是有一定道理的。

　　2017年高举“美国第一”口号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其执政举措在多方面背离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所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在对外战略上总体呈战略收缩态势。之前的美国历届政府所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导致美国处于战略透支状态，损害了美国的实力。特朗普政府则回归杰克逊民族主义的对外政策，但由于其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作为出发点，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21世纪，特朗普政府具有鲜明孤立主义特色的对外政策最终还是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此外，特朗普政府主动放弃自由国际主义这面“旗帜”，导致美国作为当今国际秩序领导者的国家声誉遭受重挫，美国的政治领导力进一步受损。

五、战略信誉透支与美国政治领导力的下降

　　在国际政治中，具有超强实力的主导性大国一般都会构建有利于本国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而维护这种国际秩序确实也符合主导性大国的战略利益。但要构建这种国际秩序，主导性大国必须为国际社会提供一定数量的国际公共产品，一旦这些国际公共产品“投放”到国际社会，主导性大国就有责任与义务维持这些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这就是国际政治领域所讲的战略信誉。何为战略信誉？学界本无定论。在分析战略信誉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时，阎学通教授强调讲道义、遵守道义规范对于国际信誉的重要性。他认为“战略信誉是信守承诺和言行一致的程度”。本文认为，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信誉主要指大国基于长远的战略考量为国际社会中的他国所做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这种承诺体现在对条约、协议、声明等具有一定道德或法律效用的文本的责任与义务，而对这些文本做出的承诺与履行这种承诺的程度就是战略信誉。战略信誉涉及两方面的政治行为体：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国与其他国家。履行承诺或所谓的践诺，主导国的战略信誉就得到强化，其他国家就会认同主导国的领导能力；不履行承诺或在践行承诺中打折扣，主导国的战略信誉则会弱化，即所谓的战略信誉透支。如果主导国长期自损或透支战略信誉，则其作为主导国的权威性、赢得他国信任的战略信誉会逐渐降低，主导国的政治领导力则会下降。

　　具体到当今国际政治中头号超级大国的美国，近年来由于不断透支其战略信誉，导致美国的同盟国、伙伴国乃至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战略信誉不断提出质疑，从而对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领导力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作为世界霸权国的美国，其政治领导力自然会逐渐下降。透支战略信誉，对任何主导国都会产生消极影响，但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为何还会明知故犯？从深层次上讲，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政治极化所致。正如上文所述，政治极化固化了美国的两党制。任何一个政党上台都会基于本党利益试图推翻前政府与他国达成的条约或协议。例如，2001年上台不久的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退出美国与苏联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府与任何他国签署的条约必须得到国会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议员的同意。签署条约的高门槛以及政治极化导致美国总统和他国达成的重要共识往往以协定而并非条约的形式出现。签署行政协定的门槛低，但废除行政协定的门槛也相应降低，这就导致每一届政府上台都会任性地废除前政府与他国签署的协议。但这种随意废除协议的后果导致美国对外政策的延续性无法有效体现，美国的战略信誉不断下降。

　　其二，是以民粹主义为表现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政治势力对当今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力加剧，这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体现得最为明显。二战后美国主导下构建的基于自由国际主义理念的国际秩序强调多边主义、大国合作，以及美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一定的国际公共产品。但是，伴随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政治势力却强调“美国第一”理念，公开反对美国主导达70年之久的战后国际秩序，认为美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故此，特朗普政府不断表示要退出各种国际组织或要挟其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御费用。从特朗普总统执政的第一天开始，他就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此后的四年，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或条约。例如，关于气候问题的《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美苏《中程弹道导弹条约》《开放天空条约》、世界卫生组织等。此外，特朗普政府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威胁可能废除《美韩自贸协定》，这迫使墨西哥、加拿大、韩国在贸易问题上对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特朗普政府还不断要求北约国家增加军费开支，否则考虑退出北约，这迫使一些北约国家开始怀疑美国是否会承诺对它们的安全保护。作为当今的超级大国，特朗普政府的各种“退群”举措严重影响到美国的战略信誉，导致美国的战略信誉不断透支，国际社会对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战略信誉提出严重质疑。

　　就特朗普本人而言，就任美国总统之前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加之其个人心理方面的一些缺陷，导致其从政方面失误不断，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战略信誉。有学者研究认为，特朗普心理特征方面表现出极不成熟的特点，他似乎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而不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急性子、注意力持续时间短和情绪控制不当等心理因素严重削弱了特朗普的政治领导力。2020年初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以来，特朗普政府没有任何大国的国际担当，置美国的国际责任于不顾，甚至宣布终止美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所有这些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透支着美国的战略信誉，美国的政治领导力在弱化。

六、结束语

　　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力主要涉及两大方面：其一，是国家的国内政治治理能力，也就是利用国家意志整合国内政治资源的能力。美国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治极化和否决式政治所导致的国家意志无法有效整合，这严重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社会发挥政治领导力的能力。其二，是国家调动本国政治资源参与全球治理、构建国际秩序的能力，这涉及国家的对外大战略以及战略信誉等问题。美国存在的问题是以自由国际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自由霸权战略存在着战略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失衡，以及美国的战略信誉透支等突出问题。当国家意志与国家对外战略都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的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领导力必然会下降。政治领导力的下降，又会削弱美国的综合国力，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自然衰落。就一个国家而言，雄厚的实力并不一定能转化为强大的综合国力。完成这种转化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政治领导力，具体而言，要有一个能够有效提升国家意志的国内政治秩序，将国家意志有效整合；要有一个能够将强大的国家资源转化成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对外大战略。美国学者迈克尔·韩德（Michael Hunt）认为，美国雄厚的物质财富、民族信心的确立与成功的领导力这三大因素的有效结合，为美国在世界上不断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但今天的美国实力相对下降，政治领导力日益弱化，并进而导致霸权地位面临衰落。

　　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又会导致美国在国际社会政治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受到质疑。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治理北美的合法性，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构建，这种话语构建的核心是基督新教的宗教使命说与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白人种族优越论。美利坚民族以世界领导者自居的心态，也是基于这样一套意识形态话语构建，即美国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继承者，美国式自由主义导致了美国的经济繁荣与政治民主，美国国内的宪政秩序具有普世性。但是，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将会颠覆这一整套话语体系，从而导致美国式自由国际秩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以及美国式自由主义的“普世性”受到质疑。所以，美国的一些政界和学界精英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美国日益衰落的事实。在他们看来，如果承认美国衰败，或美国真的衰落了，就意味着美国赖以立国的核心价值观及其基本原则在全世界受到了冲击与动摇。所以，美国衰落与否首先是一个政治正确性问题，其次才是一个学术问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指出，惘谈美国衰落是缺乏历史与现实知识的表现。美国衰落引发的悲观主义对于民众是一种误导，如果任其泛滥，世界将陷入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一场战争。在卡根看来，对于美国霸权最大的威胁是美国人也许会相信美国的衰落的确不可避免。他告诫世人，如果美国衰落，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也将衰落，这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约瑟夫·奈也认为，美国的衰落不光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约瑟夫·奈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美国衰落论是一个错误的命题。但是，从学术上讲，基于政治极化、否决式政治与对外战略失误、战略信誉透支，美国国家意志与国家战略存在的现实问题将导致美国的政治领导力衰弱。当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政治领导力衰弱时，由实力与政治领导力决定的美国综合国力将会下降，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自然会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