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国面对的经济环境_风闻

本文尝试用一个广角、简略但直入重点的方式分析中国在疫情之后所面对的全球经济环境。

国家竞争力的经济学概念与中国县竞争制度

根据经济学比较优势定理，国家之间的竞争始终被比较成本所局限。而在分析国家竞争力上，摒弃华而不实的哈佛商学院Michael Poter的钻石竞争理论，回归最基本但正确的经济学成本概念，其中尤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 Coase的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鸿文启发：

国家竞争成本 = 直接生产成本 + 间接生产成本 + 制度费用

特别说明我所谓的“间接生产成本”更接近上头成本，本身除了牵涉到整体租值外也会涉及到产业乃至于社会国家的路径依赖。

在相同供应层面，某国是否可以用更低成本下满足同样的需求，以及是否可以善用比较优势定理。后者包含了前者的同时，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角色不单纯只是竞争关系，而是有更多供需关系。后者之所以尤为重要在于“买方与卖方永远不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在供应链上彼此依赖的买卖双方国家，依赖程度越深入越广泛，则敌对的成本将等比级数增加。

换个角度来说，Covid-19疫情本身带来上述三种成本的同步增加。这也意味着在疫苗逐渐普及的后疫情时代，能够以更快速地降低上述三种成本的国家将在新一轮全球经济重新平衡的过程中取得更佳的竞争优势地位。

在张五常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一书阐述的中国曾有的1990年代末到2010年间之县竞争制度下，中国借此享受人类近代少有的超低制度费用与间接生产成本，佐以原本享有的人口红利带来的在中低阶工厂流水线上较低直接生产成本，中国制造横扫全世界九成以上的中低阶工业领域。

但随着政府出台劳动法与加强反托拉斯管制与大大小小的管制措施，上述独有的县竞争制度似乎已不复存在。这也为疫情后面对全世界新的经济环境中国是否还具有经济学谓“低制度费用”的高弹性与快速适应力埋下变数。

了解这个重要局限条件改变后，我们来看看疫情后中国所面对的全球经济挑战有哪些。

1 全球通货膨胀可能带给中国输入性通膨

美国建国以来90%以上的M0货币发行量是在最近15年内产生，尤其疫情后Fed诸多举措都可说是“疯狂印钞”，在世界多数原物料与贸易均以美元定价与结算的前提下，世界性通货膨胀必然来到。

站在2021年5月这个时间点看，美国股市、房市、债市与全世界的大宗期货、能源价格都受到局部性通膨影响，尤其主要农产品、金属期货价格多在52周以来新高。（见图）

（美国M0通货）

（美国股市）

（美国房市）

（美国债市）

（石油价格）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货币汇率政策紧盯美元。2010年代以后虽然改盯一篮子货币，但明眼人都看得出美元的比重。故，在美元疯狂印钞的环境下，人民币相应的输入性通膨也必然发生。

这一块我们可以预测，在货币学 Impossible trinity law的局限，以及中国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追求下，中国人民银行应将在近年内逐步脱钩对美元汇率的政策，同时部分放宽外汇管制，以得到更多货币主权。

同时取消或降低部分关税，以及放宽户口管制，都可以是中国政府提高国家竞争力可能采取的措施。

二、 全球局部地区将因疫情影响出现粮食危机

很明显Covid-19疫情影响了粮食生产与输布，全球局部地区的粮食危机已经开始出现。根据联合国2020年粮食安全报告估计到2020年底全球因疫情而陷入经济衰退与饥饿的人口数达8300万～1.32亿人。其引发的粮食价格增长将加重中国输入性通膨下，百姓生活的负担

中国家户支出30%花费在食物品项，又中国国内大豆需求90%依赖进口满足，因此可预见中国的饲料与肉品市场价格恐将上扬且吃紧。

（中国主要粮食供需状况）

全球能源市场也会因疫情与之前负油价事件影响一段时间内失去部分供给弹性，意味着能源市场价格伴随通膨因素影响的上扬也是可以预期，这一块同样也会加重中国未来将面对的输入性通膨压力。

因此我们会看到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推广上会施以更大力道，例如与更多国家签订货币清算与货币交换协议，尝试在粮食/能源品项上更多地采人民币定价结算。如此方可在不过度牺牲中国世界供应炼地位的前提下，减少输入性通膨对人民的冲击，尤其是输入性通膨下中国国内资本投资的资源错置现象将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约束。当然这部分中国政府应该还会采取价格管制或其他市场管制措施相佐之，但政府干预与介入本身又会带来更多讯息费用、交易费用，甚至政府本身就成为资源错置的问题根本，也是极为可能。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持续观察与因应。

三、 中美冲突与战争风险提高

如前述，国家边际竞争成本，尤其边际间接生产成本与边际制度费用，增加速率大过他国之速率，则一国之国力衰退，或更精准地说，国家相对竞争优势衰退。反之则可视为国家相对竞争优势增加。

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将直接与美元产生竞争关系且削弱美国对全球征收“美元税”的能力，经济逻辑上的效果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QE之所以没有在美国发生严重通膨，正是因为美元在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霸主地位可以对全球抽取美元税，意味着美国可以将货币滥发带来的经济成本移转给全世界承担，其中以世界贸易额占比越高者承担越多，故身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的中国自然也承担大部分苦果，这也是为何我长时间以来主张美元的地位相当程度是由中国支撑。

而在人民币竞争之下（我们假设人民币国际化真取得成效），美国不再能轻易移转自身国家竞争成本给全世界时，通货膨胀将回归随着货币发行量增长而提高，这对美国而言代表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等一系列债券、连动债务的利息支出成本将提高，未来借贷成本也将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政府或州政府可能因此停摆，甚或我们会看到州政府、市政府因此破产。

因此美国必然会尝试在各方面阻止之。

提高上述中国的国家边际竞争成本也无可避免会是美国未来数十年的整体战略目标。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从President Trump任期开始，尝试寻找各种可以提高中国国家边际竞争成本的手段。

然而在当今真实世界供应炼、服务炼、金流、资讯流高度分工交杂的局限条件下，我推断任何一任美国政府、智库都难以清楚厘清自身采取的任何竞争战略是否会带来意料之外的后果（unintentional consequences）。

a 举例来说，比如美国政客错误判断关税手段制裁中国会有效，于是我们看到Trump任期贸易战初期就是违背WTO规范，片面无理对中国出口商品加重关税或其他非关税贸易手段。

然而真正懂经济学逻辑者看法多如我当时写下的预判一样 — 如果美国以关税手段要抑制中国出口经济，但关税提高幅度不够大不够全面的话，则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状况不但不会缩减，反而在某些不同弹性系数之下会增加。（见图）

（中国出口美国统计图）

反之，美国经济将因自身对中国的片面关税障碍而受创。

更进一步，若美国政客傻到真的将制裁关税提到够高，足以发生抑制中国出口额的效果，则美国经济将必须付出重大代价，其中包括美元地位将大幅动摇。如前述货币政策问题，不但联邦政府利息支出将压垮政府财政，州政府乃至市政府破产潮亦不远。故，我们看到即便是Trump也被迫停止更疯狂的关税壁垒措施。

b 再以半导体产业的光刻机为例，美国施压荷兰ASML禁止出货中国厂商已经付费采购的光刻机，其结果反而是给中国光刻机或EDA厂商创造市场，协助排除了原本ASML强力的竞争。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件很讽刺事情。

这是因为全球光刻机市场是一个高度技术集成的天然寡头垄断市场，除非有类似当年ASML与日本佳能之间的技术弯道超车（浸润式UV光刻技术）特殊情况发生，否则后来者都会因为技术认证与攻克的巨大前期投资成本而被排除于竞争之外。

然而，从经济学竞争的角度看，美国禁止ASML对中国出口，结果反而是让中国半导体制造厂被迫转向投资与采购其他中国光刻机供应商，使得原本在市场上几乎无竞争力的后者，因美国的禁令创造的“竞争真空”环境而有了成长空间。

因此我们放大时间尺度来看，20年、30年后如果中国半导体设备商有了长足的进展，肯定要回过头感谢美国政府政府的错误干预所创造的商机。

说到商机身为投资人的我们可以注意，在上述政客的错误决策中，一些转瞬即逝的投资机会也会因政府干预而起。例如下一点。

c. Super Micro 微星间谍晶片事件，2018年10月美国知名商业性杂志Bloomberg刊登新闻The Big Hack: How China Used a Tiny Chip to Infiltrate U.S. Companies声称Super Micro这家公司利用一颗米粒大小的间谍晶片替中国政府窃取资讯。

姑且不提一颗米粒大小，本身毫无无线射频天线的晶片在当时技术上几乎不可能窃取什么资讯，2年多后海潮退去，不但美国政府或Bloomberg都未提出更进一步有力证据，整件事甚至根本就被遗忘。

当年我不但写了几篇文章驳斥这种谬论栽赃。还亲自动手买入这家粉红单公司，短短三天就赚了台轿车。

香港2019年暴动事件、2021年新疆奴隶棉花事件、最近新冠病毒向中国求偿事件…等，我们都可以看到美国政客在试图提高中国竞争成本的过程，会创造大大小小系统性或个体性的灾难风险，例如前述Super Micro因栽赃性假消息股价从$20.61美元在一两日内崩跌至$13左右，但随着栽赃者无力提供更多证据，市场回归均衡的过程，截至2021年5月28日，Super Micro股价已经来到$35。

这是说，某些因政治干预造成的个体性或系统性风险，虽然属于不可预测的风落（windfall），但其中不乏类似Super Micro的例子，在随后回到正常的价值位置。如W. Buffett所言：市场短期是投票机，但长期是磅秤。

d. 美国知名桥水基金创办人Ray Dalio在其将于2021年11月初版的书籍」The Changing World Order已提前公开的第七章US-China Relations and Wars提出综合国力历史计算与国力表（见图）

提出美国正处于信用扩张后期的大国阶段，而历史上处于此阶段与新兴国力上生阶段的国家一旦发生国力曲线交叉时，多半发生大规模战争以重新均衡双方与整体国际关系。

依其推论，中美两国发生战争的风险来到史上最高点。

但这部分我持较保留态度，特别是新任President Biden政府的高达$6 triilion美元的联邦预算案出台，我们注意到一者，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继续维持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GDP高占比--达25%，二者，预算增幅最大均在健康医疗（成长23.1%）、商务（27.7％）与环保（21.3％），然在国防（1.6％）与国家安全（0.2％）几乎未有成长，甚至计入通货膨胀因素，后二部门的预算是实质减少的。因此可推估此任政府对发生大型战争的预期心理。

四、 变种病毒的不确定性

这是最后最难评估的风险，在现阶段的资产配置决策中不可忽略却又几乎难以估计。拔高到国家决策层面来看，这也是中国面对的最棘手风险之一。

结论：

以上是我从经济学角度出发，非常简略地预测中国在疫情后将面对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与挑战。其中任何一项单独提出要深入探讨都会是长篇大论。还有一些我认为相对重要性较低的现象与局限条件转变，本文也尚未涵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