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抒怀 | 我的西藏情结_风闻

我曾有幸先后两次踏上我国这个地大物博的自治区，并在那里工作与生活了半年多的时间，可以说与西藏这片广袤的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2年，当刚刚结束大学学习生涯尚未踏入外交部大门时，一纸调令把我送到雪域高原——西藏，也就是被人们称作离太阳最近的地方。作为译员，在一场边界冲突中承担一些文职工作。

新世纪伊始，结束在国外的使命，我和我的丈夫又被外交部返聘，筹建“西藏事务办公室”，涉足于西藏对外事务。在我的外交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服从命令  听指挥

敬爱的周总理曾经说过，外交人员是“文装解放军”。回忆50多年前我受命紧急出差的那次经历，真正体会到“文装解放军”的含义，一个“文装解放军”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记得当时我已在两所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了两种外语（英语和印地语），外交部选定我入部工作，并把我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部印地语（印度北方地区的官方用语之一）组实习。

一天，印地语组组长，一位老大姐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很和蔼，也很神秘地对我说，“小潘啊！外交部通知你马上回去一趟。”从她的表情看，好像有块美味的馅饼要掉到我的头上。我突然从办公室“消失”，引起同事们的种种猜测。

到了外交部，一位领导态度非常严肃地用十分简练的语言对我讲，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服从分配，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的道理，并要我从现在起绝对保守党和国家机密。

然后开门见山地几乎用命令的口气要我在两个半小时内出发，到北京前门外一个军队招待所集合。当晚要起飞赴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执行一项“紧急”任务。并要我对去处与任务不要多打听，也不要向家人和亲友透露自己的去向。实际上，当时我无法泄漏任何机密，因为我一无所知，只感到很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怀疑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能执行什么特别任务。好像那位领导，没问我有什么困难、能否按时出发之类的话语。我既没提出任何想法，也没向领导表示什么决心，只是在朦胧中默认了领导对我所说的一切。

偏偏这时我的丈夫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参加出国留学生学习班，准备到印度尼西亚去留学。当时交通与通讯非常不便，既打不了“的”，更没有“手机”。他近在北京西郊，我竟然无法与他取得联系，就根据领导的指示，按时到指定地点报到了。

记得当时没有专门给我派车，我自己提着行李，坐着拥挤不堪的公交车准时到达指定地点，前门打磨厂一个军队招待所，外交部亚洲司的谭静同志曾到我的临时住所为我送行，我不知她是作为我的（北大）同学，还是哪方面的代表。我现在难以想象当时突然出差这一切是怎么操作的。

▓ 作者大学时期的照片。图源：作者供图

在这种意想不到的背景下，告别我新婚燕尔即将飞向“千岛之国”的丈夫。我在临时借用作为我们新房的桌子上留了一个小条，上面简单地写了这么一行字：“我有紧急任务，临时出差了。这是我所知道的一切，具体情况请向外交部教育培训司了解。”同时，我向不甚熟悉的邻居老大妈打了个招呼，“我有紧急任务出差了，我爱人回来，请您多关照。”随后，我提着极其简单的行装就出发了。

40多年后我才从那位邻居老大妈的女儿（外交部朱祥忠大使的夫人）口中得知，当时她妈妈很同情我，她对她的女儿说：“这叫什么事啊？！刚结婚就派人家出差，连丈夫没见一面就走了。”这位老人多善良！她的心态和我妈妈一样。她怎能理解此时我已是“文装解放军”，领导要派我去“世界屋脊”执行任务。

当时我虽已结婚，但仍扎着两条小辫儿，像个农村里的大姑娘，身上土气十足。走在广阔的长安街上，看着来去匆匆的行人，我思绪万千，心情复杂。我不知道将踏上什么样的征程，能否胜任领导对我的派遣。但无论如何，这是组织上第一次把我当作“文装解放军”的一名战士，而我也毫不打折扣地真正做到了服从命令听指挥。因此，我对自己的起步总的还是感到踏实和自豪。

接受指令 攀天路

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心里既激动又恐惧。到了机场，一位首长（后来才知道他当时是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将军）看到出发的一行人中只有我一个女同志，他以慈祥的面容，和蔼的语气，好像毛主席说话的那种腔调（我感觉像湖南人）对我说了一声“花木兰要上西天咯！”这是我从首长处得到的有关我去向的第一个信息。

▓ 1955年4月1日，杨公素作为中央代表外事帮办与印度驻拉萨总领事梅农签署印度向中方移交其在中国西藏地方所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等企业及其设备和驿站及其设备的协议，后排右三为中方主持人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将军。图源：《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

与这位首长同机出发，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有什么重大事件要发生。加上当时报上陆续有报道称，在西南边界沿线连续发生事端，而我学的又是那种语言，于是初步判断我们这一行人可能要飞赴喜马拉雅山麓或到边境地区什么地方。

我们到了边境地区后是以军人面貌出现的，还穿上了真正的人民解放军的服装。军区领导分配我到西藏山南琼结县筹建俘虏营，并在那里担任翻译工作。没想到一夜之间，我摇身一变成了女兵，更没有想到，我平凡的外交生涯就这样在西藏山南地区这个偏僻又贫穷的小县城开始了。

50多年来，我之所以情系高原，如醉如痴地眷恋着这片广袤的土地，因为西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古朴的民风，特别是优美的歌舞使我为之动情。更重要的是，西藏既是我外交生涯的起点也是终点，这里有我对西藏挥之不去的情和永远解不开的结。

我在这块净土上接受了“岗”前教育和意志锤炼，开始懂得铁的纪律对一个外交人员，一个“文装解放军”意味着什么，也使我在后来的外交生涯中每当遇到艰辛与困难时，总要进行一番今昔对比，一想到条件比当时在琼结还好，精气神就来了。

回想当时琼结的卫生状况与生活条件，对我来说真是刻骨铭心，那可以说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艰难的岁月。结束在西藏的任务后，回到我的家乡，向我妈妈讲起我在西藏的生活情况，她心疼地流着眼泪对我说：“你这个小丫头，就是心太大，总要远走高飞。爹娘哪舍得让你吃这样的苦啊？！”

是啊！我在家里是独生女儿，左邻右舍都知道我是个惯宝贝儿，谁都不相信我能吃那样的苦。但说也奇怪，面对西藏严冬季节的高寒缺氧，一没有氧气瓶罐，二没有御寒设备，我似乎倒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好在有的是革命热情与青春朝气。用现在的话说，当时真是“缺氧不缺精神”。

但在我们第一批先遣人员亲手所建的俘虏营里，对我这个当时唯一的女性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方便”成了我最不“方便”的事。

当时俘虏营建在一个喇嘛庙里，没有任何卫生设施，我的“卫生间”白天黑夜都在俘虏营后面那座大山脚下的荒野里，每“方便”一次，我都“胆战心惊”一回，既怕有陌生的藏民出现，更怕野兽出没。

当地藏族同志对我说过，那座山顶上有文成公主的望乡台，我心中把它当作精神寄托。我想，来自唐朝长安的这位公主的亡灵定会保佑我这个内地江南水乡来的汉族姑娘。从此，我的胆怯心情有所缓解。

我是个很爱干净的人，但50多年前的西藏实在没有条件让我讲卫生。从拉萨坐着敞篷车，包着一条头巾（我记得是绿色的），顶着刺骨的寒风，土头土脑地到达琼结。我本憧憬放下行李首先要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可是一看实景，一切都明白了。“洗澡”此时对我来说是“天方夜谭”。从此，我创下了个人卫生史上一次不卫生的最高“纪录”——大约半年多的时间没有洗过澡。

不仅没有条件洗澡，在那里洗衣也是很困难的事。我只能到山脚下雪水集存的沟渠中去洗，每洗一次衣服，双手都要被冰冷的雪水冻僵一回。

每次我去洗衣服，总有一群藏族女孩拥到我身边，与我拉家常。可是我们语言不通，刚开始时相互只是傻笑一番。但藏族女孩都有一种特别拨动人心扉的美，她们黝黑的脸廓上挂着两个迷人的笑靥，又纯朴，又灿烂。那一双双明亮如镜的大眼睛让我如醉如痴。可能因为学语言的关系，对语言比较敏感，我很快就懂得一些藏语，能与她们进行简单对话。

她们让我每天都去，说会在那里等我，但我要工作不可能每天去，所以去洗衣服时，总会带着肥皂，揣点糖果。当时这个地区很落后，这些女孩没见过肥皂与糖果，她们看见这些东西很新奇，我在可能的条件下给她们一些。这样我就与这一群藏族女孩交上了朋友。

另外，内地有一位汉族干部当时在这个县当县委书记，死在这里，葬在这里。他的夫人与孩子也留在本地，住在县委。周围很难见到汉族人，他们感到很孤独。我到该县参与筹建俘虏营后，那位夫人知道内地来了一位汉族姑娘，不时来找我，我有时也到县委去看看她。

我这个人很重感情，我走时还是向那群藏族女孩和前县委书记夫人一家人一一道别，把身边剩余的一点肥皂、糖果与那条绿色头巾等小东西分送给她们了。那位夫人为我的离开还哭了一鼻子。后来，我与她通了几封信，还告诉她孩子大了到内地上学可一定来找我。好像是“文革”开始联系中断了，但是我对他们一家的思念始终埋在心间。

回到内地直到现在每当听到藏族民歌“洗衣歌”时，就会想起在琼结山脚下与我一同洗衣的那群藏族姑娘，心中默默地对她们说一声“札西德勒”（吉祥如意）。

因为这一段经历我对西藏歌舞兴趣特浓，现在每天早晨起来在家门前跳一个小时的广场健身舞，选用的多数是西藏与蒙古草原的舞曲，其优美的意境让我如醉如痴。

我在西藏期间睡的是地铺，下面垫的是汉族人很不习惯的有着浓烈酥油味的喇嘛庙卡垫，我想那块卡垫已为时久远了。因此，刚开始几天，每当我要睡觉时，全身都起鸡皮疙瘩，后来慢慢就“麻木不仁”了。

初到时，因没有高压锅，我们吃的是夹生饭和发不起来的粘馒头；喝的是顶多八分开的水（西藏气压低，烧水不到摄氏100度就沸腾）；长时间吃的都是萝卜干与白菜干，没见过一片绿叶菜。

我想那时的肠胃是否有“特异”功能？不然为什么在那里几乎没闹过肚子。更有意思的是，第一次吃手抓羊肉、酥油茶和粘粑面时，内地去的汉族人都不大习惯，我样样都吃得有滋有味。看来，我与“世界屋脊”生来有缘。

咀嚼磨练  增志勇

除了生活条件的艰苦外，在西藏工作期间遇到的种种难题也给我上了一堂在两个大学里都没学到的课。

我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每天要与刚刚放下武器的异国军人打交道，要管他们的吃喝拉撒睡，还要管对他们的教育，甚至管他们的治病。因为是翻译，这些事我都要参与。

在那里工作可以说是没有上下班，没有白天和黑夜，更没有节假日，有事就得干，有情况要立即汇报与处理。就是那样的生活条件与工作环境，但那时的琼结乃至整个西藏给我留下的却是值得反复追思与咀嚼的回忆。

作者重返高原，在布达拉宫前留影。

记得2002年我在外交部涉藏事务办公室工作时，再次出差到西藏，还专程去了一趟琼结，并在新的县委大院门前照了一张相。那里已景变人移，找不到50多年前的任何影子，心中思绪万千。我在心中默默地念到：“西藏我又回来了，琼结我没忘记你。”

回首一生的外交生涯，我还是能吃苦的。特别是我作为一个外交人员走南闯北，东跑西颠，在恶劣的环境中或优越的条件下，可以说都能适应。我想，这与我生在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家庭以及在“世界屋脊”经受的磨练不无关系。因此，一直把涉足西藏的经历看作人生赋予我的一份“特殊礼物”。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一百年风雨兼程，一百年奋斗不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亿万人民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伟大的时代必将激发出伟大的外交。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的正确指引下，我们开拓进取，砥砺前行，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这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更是一条方向正确、前景光明的道路。

当然，这条道路也不可避免充满各种困难和挑战。如何把这条道路走好、走到底，是每一个外交人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题目。

作为外交战线的一名老兵，我衷心期待并坚信，我们的年轻一代外交人定会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去践行“忠诚、使命、奉献”这一外交人员的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