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华专栏：新发展理念统领百年路新征程_风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我国所处的时代特征，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两个大局”交汇的关键时刻，鲜明主题是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解决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跨越，解决了“站起来”以及站得住、站得稳的问题；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革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成果，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取得历史性成就，使中国实现了“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新发展阶段，就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就是在未来30年，用3个五年规划期，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然后再用3个五年规划期，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艰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成为举国共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邓小平同志也在不断地思考“发展”二字，他在1993年9月与其弟邓垦谈话中说，“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他还提出，虽然解决分配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内外发展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方位，呈现出新的特征。美国等西方世界主张并推行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使国际秩序面临新考验；全球新兴经济行为体强势崛起，引发国际格局和国家关系洗牌和重塑；新科技革命孕育发生正面临突破，将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不断变异疯狂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平添新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变量因子，使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之“变”越来越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然而，经济发展的一些模式存在不可持续的弊端，应当切实实现转型升级，比如资源套利型应当朝着创新驱动型、规模扩张型应当朝着投入产出型、人口红利型应当朝着知识创意型、债务资本型应当朝着节制资本型、先富后富型应当朝着共同富裕型等转变，切实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解决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必须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摆脱不符合新发展阶段的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必须长期坚持的思想引领与重要遵循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意志和智慧，蕴含了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和精髓，是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发展机遇、厚植发展优势的战略选择。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整个新发展阶段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富有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指挥棒、红绿灯、坐标系，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思想引领与重要遵循。

创新发展重在解决发展动力问题。纵观近现代历史，一次次颠覆性科技革新带来社会生产力大解放和生活水平大跃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轨迹。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不断激发调动创新激情，持续发力，更好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重点破解“卡脖子”难题，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占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现代化、高级化“头部”位置。

协调发展重在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国家整体发展布局上，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一步扎实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推动实施区域发展重大战略，重在聚焦实现战略目标和提升引领带动能力，促进区域间融合互动、融通补充，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以经济大省江苏为例，受制于交通基础设施，导致苏南、苏中、苏北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形成明显落差，苏南的GDP大于苏北和苏中GDP之和，苏南人均GDP是苏北人均GDP的2.2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苏南是苏北的1.9倍。这从一定程度上制衡了江苏整体实力的增强。江苏明确提出跨江融合发展与省内全域一体化，实现苏南、苏中、苏北之间的均衡协同发展，打造强劲活跃增长极，苏中、苏北的崛起发展必将是江苏未来发展的巨大动能潜力。

绿色发展重在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产业结构中低端、同质化、集群化程度低等，使我国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污染代价。高速增长时期的野蛮生长型模式应当朝着绿色生态型转型升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扩大城乡绿色空间，解决好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营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

开放发展重在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我国对内对外开放进程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由被动开放向主动开放、由参与型开放向引领型开放、由向发达国家开放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由东南沿海开放向内陆沿边开放，构建起全面开放新格局，正朝着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演进。比如，上海浦东的鲜明品格是开放，就应当在提供高水平制度供给、高质量产品供给、高效率资金供给上大有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中不断增强资源配置的全球性影响力，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更好发挥龙头辐射作用。

共享发展重在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立足新发展阶段，无论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是促进人与自然生态和谐，抑或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解决内外联动问题，都需要通过与人民同心同行、激发人民伟力来完成。如何凝聚起人民的力量，关键在于促共享，就是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浙江发展的突出亮色，是居民收入水平高、城乡收入差距小，如今承担起“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国家使命。浙江在继续“做大蛋糕”基础上更重视“分好蛋糕”，建立健全“先富带后富”机制，提高收入分配质量，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将奋力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大国小鲜关键在“做好自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起点上的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承受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严峻挑战，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以新发展理念统领百年路新征程，一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二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三是做好区域协调和发展共享，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四是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五是处理好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的关系，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扩大开放，切实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国际竞争中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理念是行动的指南，理论之树长青。面对国际风云变幻，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大国小鲜关键在“做好自己”。在历经百年风雨如磐、接受各类艰巨考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下同欲、万众一心，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以新发展理念统领百年路新征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古老的东方大国一定能经受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不断增强自我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何建华介绍

何建华，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南通大学长三角城市群新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兼职教授，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曾先后在上海青年报、新民晚报、上海市委宣传部、文汇报、文广集团等单位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与传播及经济社会发展，出版个人作品集与主编书籍10多本，发表大量学术时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