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夫人朱霖回忆录 | 任职法兰西（四）_风闻

作者简介   

朱霖（1920.2-2021.4.12）原名文佩卿，山西省孝义市司马村人，抗日女战士，黄镇同志夫人；曾任外交部政治部原副主任、部纪委副书记，新中国第一代大使夫人。

使馆内部工作

到驻法使馆，我被任命为对内政务参赞。驻法使馆是一个大馆，一共有四名政务参赞。宋之光同志是大使的第一助手，我是大使夫人，要有所回避，因此主动要求接受宋之光同志的具体领导，内部实际工作我可多做，小事由我负责，大事请示宋之光同志，这是我在国外工作多年已取得的经验，驻法使馆的实践也说明这种经验是行之有效的。

我们很快成立了党委办公室，由我、宋之光参赞的夫人张如同志、王平参赞的夫人曹凌同志三人组成，我是党委委员兼负党委办公室的责任，张、曹二位都是对内二秘。我们在党委领导下负责党团工作，人事工作、保卫保密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我们三人分工协作，许多事都商量着办，大家都希望把工作做好。

因为这是一个大馆，建馆初期就有80多人，很快发展到130多人，还有200多进修生和留学生，内部工作量很大。同时，我们成立了夫人工作领导小组，由大使、参赞、武官夫人组成，选我当组长。我们都要配合丈夫工作，对外活动也不少，一天到晚忙忙碌碌。

宋之光同志作为临时代办1964年1月就到达巴黎，负责使馆筹建工作，用120万美元在诺伊市古堡路买了一幢房子，作为大使官邸。这样，我们一下飞机就有了安身之处。后来，又在附近租了一处公寓作为临时办公楼。直到三年多以后，1967年初夏，才收回了位于乔治五世路的国民党“驻法使馆”。

在建馆工作中，同志们勤俭办外交、艰苦创业的精神是很值得赞扬的。使馆改建工程中的许多具体工作，如和泥、刷墙、油漆等等，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干的。官邸的院子相当大，花草树木很多，草坪的修剪工作都由公务员、司机和年轻干部抢着干了。西部围墙边上，有一排四五层楼高的橡树需要整枝。邻居说，你们必须雇人来修。

经打听，整修一次，要花2000多法郎。同志们一算，心疼得不得了。我和他们一起开会研究如何克服这一困难。会上，公务员潘聚起同志自告奋勇说：“只要花300法郎买些修树的工具和绳子，我从小爬过树，可以想办法把树修好。”

于是，我们组织人员在树下协助和保护他，我自己也不敢离去，紧张地站在树下，好像他掉下来我也能接着似的。没想到这样干了三天，就把院子里所有的树都修整好了。邻居以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们，说了好多敬佩中国人的话，以后也请我们的同志帮助修树，我们当然总是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们在法国九年，仅这项开支，同志们就给国家节省了一万多元人民币。不幸，潘聚起同志调回北京后，感染了大脑炎，医治无效，过早地去世了，真令人惋惜。

使馆汽车维修费用是又一笔很大的开支。我们刚到巴黎时，外交部为我们从驻莫斯科使馆调来一辆吉尔汽车作为大使专车，那车子很大，但机器常出毛病，需要修理。后来，又向国内要了一辆国产红旗牌轿车，外观挺漂亮，挂上五星红旗，行驶在巴黎街头，很神气，但这车子机器没有过关，不时坏在半路上。

有一次，走到凯旋门，喇叭失灵，按下去以后，鸣叫不止，出了洋相。这些车如果送到法国工厂去修理，花钱很多，国产车没有过关的机器也有失中国人的体面，同志们讨论以后决定自己修理。我当然表示支持，大使和宋参赞也很赞同。于是，牛献亭、袁庚旺、赵树芝等司机同志就买了工具自己修起来。我们在法国九年，建馆初期买的汽车，由同志们自己修理，一直用了九年，超过使用期很久，节省的钱就更多了。这主要是司机同志辛勤劳动的成果。

又如，1967年初夏，我们收回了乔治五世路使馆的房子，国民党时代的垃圾仍然堆积在这五层楼内。这时参赞们已调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去了，只有大使和少数外交官留在巴黎。他们带头组织全体同志将垃圾一袋袋背下楼来，用使馆的大卡车拉倒郊区，整整劳动了一个星期，才算清理出来。没有雇佣一个外国人，节省了很多钱。劳动，不仅节省了钱，更重要的是坚持了党的勤俭办事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锻炼了同志们的思想和意志。

应对策反事件

驻法使馆保卫保密的工作任务也是很重的。我们到巴黎不久，就发现我们会客时与外宾的谈话，外面很快就知道了。经过同志们的努力，居然在会客室挖出了窃听器，这是在我们搬进去以前安装的。

1967年初夏，我们从临时使馆办公楼搬往乔治五世路，即将最后撤离时，只有一个同志留在那里。突然来了一辆警车，跳下来几个彪形大汉，把我们的同志推倒在地，并且看管起来，另外的人进入大门口的传达室，挖出一些东西，一包就拿走了。由此可见，这幢房子在租给我们以前也安了窃听器，总机关就在传达室。这些都使我们提高了警惕。

幸好，建馆之初，使馆领导已经决定，不用当地雇员，所需人员尽量从国内派出，一切事务都组织同志们自己动手，以保证使馆安全。各种保卫保密制度三令五申。内部因有应付不测的组织，平时作好战时准备，故在1968年5月暴徒袭击时能应付自如。

我们到法国不久，就遇到一起策反事件：原对外交委翻译董济平，1965年被派往我驻布隆迪使馆工作，出国路过上海，他连母亲都没有去看一看，到布琼布拉不久，就叛逃去美国，后到台湾接受特务的训练和指示，专门到巴黎搞策反阴谋。

他给我们使馆由对外文委派出的一位同志送来花和信，信的内容主要说：

你是一个有能力而未被重用的干部，到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望快快走董济平的路等。

这位同志立即将信和花交给组织，我们对他表示信任和鼓励，要求他进一步提高警惕。同时像在印尼时那样，我们也把敌情和应付的办法定期告诉同志们，让大家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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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司马文森夫妇在驻法国大使馆合影

（司马小莘供图）

后来，这位同志随文化参赞司马文森夫妇到法国南方参加戛纳电影节。一次回到旅馆时，参赞夫妇在前面走，他在后面，一进大门，就有人把一张火车票扔到他脚下。他没有理睬，赶快回到房间，立即报告参赞。看来，董济平跟到了戛纳，决心要对他下手。他们沉着应战，小心谨慎，电影节结束后，安全回到巴黎。

经党委研究，我们采取了积极的方针。首先，与这位同志讲清楚：“敌人要来策反你，你的态度是好的，组织上对你是信任的，同志们会设法保护你，你自己应更加注意，不要单独外出，以防不测。”我们还告诉他：“不能因为敌人要策反你，就调你回去，你刚来法国一年多，还没有完成任务，这样对你不利，敌人也会感到我们害怕他们策反。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同敌人作斗争。”从此，他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升。因为从各方面做了工作，最后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建馆初期，我们主要是帮助同志们了解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特性，增强抗拒腐蚀的能力，就是前面所讲的“巴黎第一课”，效果很好。同时，我们也特别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和使馆工作的严肃性，并根据部里规定的使馆工作制度，再加以具体化。

欧洲国家政府机关一般星期六都不办公，星期天商店又不开门，我驻西北欧的一些使馆曾规定使馆人员星期六可以上街买东西，我馆有的同志要求援此先例。我们考虑，每周五天工作很忙，星期日要组织同志们参观旅游，正好利用星期六组织政治时事学习，同志们必须买的日用品登记后可由司机等同志出去代为统一采购，以便大家安心学习。这主要靠大使、参赞等外交官夫妇带头，虽有少数同志思想不通，但大家都是执行得很好。

对一般干部和公勤同志，我们定期组织报告会向他们介绍法国情况，也给大家介绍使馆开展对外活动和中法友好关系发展的情况，让大家知道各自工作所起的作用。这样，他们的干劲就更大了。

我们还分期举办党课，培养教育发展对象。年轻同志都能积极主动参加听课。后来，他们大多都入了党。

我们也组织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教育，由苦大仇深的李志通等同志现身说法，给年轻同志以启发，效果还比较好。

对留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比较重视，基本与使馆相同，文娱体育活动要更活跃一些。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 |《大使夫人回忆录》

作者 | 朱霖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