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历史研究应为「一国两制」现实服务_风闻

　　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昨日在澳门科技大学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澳门中联办副主任罗永纲，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澳门科技大学校监廖泽云等出席并主持成立仪式。高翔在致辞时说，澳门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澳门历史与祖国历史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是中国历史研究院合作共建的第一家实体研究中心，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高翔指出，深化澳门历史研究是新时代中国史学的责任和使命。要以全域性、整体性、长时段的眼光，紧紧抓住澳门历史文化的主线和主脉，讲清楚澳门历史演进的总体过程，讲明白澳门历史发展所蕴涵的独特精神、鲜明特质和发展规律，讲透彻澳门与祖国内地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和历史逻辑。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要服务澳门发展繁荣和「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而澳门科技大学校长李行伟也表示，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澳门科技大学历史学学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要通过对澳门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历程的史料解读和科学阐释，为「一国两制」新实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建言献策。要以史育人，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澳门故事，做好国家意识、「爱国爱澳」优秀传统的教育和传承。

　　昨日成立的澳门历史研究中心，是全世界第一个建制性的澳门历史研究机构。澳门科技大学继承担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的科学研究实验室，参与国家登月及登火星等重大科学实践活动，并成立澳门海洋发展研究中心、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等之后，又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研究举措，是把澳门历史研究的主导权，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并为包括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实现「一国两制」在内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巨擘，增添一道光彩。

　　澳门历史，可能要追溯到在路环发现的史前古人类活动轨迹去，这固然也是澳门历史学的一部分，但这可能是更偏重于考古学的范畴。而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的澳门历史，可能是重点研究的内容。四百多年来，曾经出版了不少专书。包括中国的《澳门记略》（印光任、张汝霖合着），《澳门形势篇》、《澳门篇》（张汝霖），《澳门图说》、《澳门形势篇》、《制驭澳夷论》（张甄陶），《澳门记》（薛韫），《澳门杂诗》（汪兆镛），以及在辛亥革命之后，陈沂春的《澳门》、王仲达的《澳门地图》、黄培坤的《澳门界务争持考》、梁嘉彬的《明史佛郎机传考证》、周景廉的《中葡外交史》、刘万章的《澳门考略》、陈正祥的《澳门》、戴裔烜的《明史佛郎机传证》、费成康的《澳门四百年》、元邦建的《澳门史略》、黄鸿钊的《澳门史纲要》、黄启臣的《澳门历史）（自远古—1840）》、邓开颂的《澳门历史（近代）》等著作，及当代吴志良、金国平等澳门学者的系列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明清歷史档案保管基地的中国第一歷史档案馆，与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作，共同编辑《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全六册，由人民出版社在澳门回归前夕出版。收录明清档案二千一百九十七件、历史文献三百九十七种，时间跨度达二百八十八年，总字数三百七十多万字，其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材料是第一次公布。是研究围绕着澳门问题的中葡关系史的原始资料。

　　与之相对应，台湾地区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六年编印的四大册《澳门专档》，收录了清朝和民国政府有关澳门的档案，全部照原件影印，时间上起一八九七年，下迄一九二八年。书中收录的档案，大部分是当年抗日战争时，国民政府将故宫重要文物装箱运往大西南，抗战胜利后尚未来得及回运北平，就因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败退，转运往台湾的文物中的内容之一（笔者曾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购得一套）。因此，只有将《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与《澳门专档》「双剑合一」，才是完整的历史档案资料，就像《富士山居图》的「合璧展出」那样。

　　在过去，有关澳门史的研究，几乎是「垄断」在葡国人的手中。虽然其中也有实事求是者，但更有充满偏见者。尤其是是在中葡谈判期间，为葡国的政治利益服务。当时葡方为了拖延交还澳门的时间，抬出「葡人赶走海盗得澳说」，推出葡人历史学家文德泉神父等人的说法，说是葡国军队应中国明朝皇帝邀请，帮忙赶走海盗，因而获得皇帝准予居住澳门，从而否认「占领澳门」的历史真相。为此，中国代表团作出反驳，并由澳门星光书店以专书出版广州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戴裔煊原刊登于《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五七年第三期的《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论文，反驳葡方的「帮助明朝皇帝缉海盗得澳说」，在外围进行「宣传战」。中方为了反驳葡方的谬论，要求到澳门历史档案馆查阅相关历史档案，澳葡政府担心「穿煲」，急忙以「灭虫」及「重修工程」为由关闭历史档案馆，阻止中方人员查阅历史档案。由此可见，编纂出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澳门全史》，是占领道德高地的需要。

　　今年五月九日，习近平主席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时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由于澳门历史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因而研究好澳门历史，也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进一步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不断从历史中汲取增强骨气和底气的智慧的必要。

　　实际上，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以历史文化的滋养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就要在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基础上，把握时代需求、回应时代课题，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服务，为中国现代化深入发展提供文化引领和精神支撑，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好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同样道理，研究澳门历史，也就是要为「一国两制」的现实服务。

　　因此，不但要研究近代史中的中葡关系史，还应研究现代史的中共在澳门的组织沿革及斗争史，更应研究当代史的中葡交涉及谈判，筹建澳门特区等的历史。这就正如高翔院长所言，深化澳门历史研究是新时代中国史学的责任和使命。要以全域性、整体性、长时段的眼光，紧紧抓住澳门历史文化的主线和主脉，讲清楚澳门历史演进的总体过程，讲明白澳门历史发展所蕴涵的独特精神、鲜明特质和发展规律，讲透彻澳门与祖国内地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和历史逻辑，服务于澳门发展繁荣和「一国两制」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