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英国二战‘大轰炸’所留下的‘精神’与‘价值’_风闻

  2021年2月2日，备受尊敬的二战老兵汤姆摩尔（Captain Tom Moore）因感染新冠去世。这位百岁老兵的猝然离世，对于正在处于第二波全国封城状态的英国人来说，无疑是再添一分哀伤之情。而在去年6月份，当演唱二战歌曲 ‘We’ll Meet Again’ 而闻名的英国歌手Vera Lynn去世的噩耗传来时，英国各大媒体也致以了真挚的哀悼。此外，BBC一台黄金时间段一遍又一遍播放的‘老三样’（国王的演讲，至暗时刻，敦刻尔克），都体现了在疫情期间‘二战文化’在英国社会上的流行。而‘大轰炸精神’则是在这股文化热潮中常常提及的又一个重要部分。而英国人疫情期间的迷惑行为，则引起了国内网络论坛对于‘大轰炸精神’是否真实存在的讨论。在我看来，‘大轰炸精神’更是英国民族主义的一种映射。而导致英国困境的是‘大轰炸价值’的缺失，即基本的福利保障和社会平等。接下来我将结合史实和时事，聊一聊‘大轰炸’给英国留下的‘精神’与‘价值’。

                                           英国人真的能像面对大轰炸那样战胜疫情吗？

  ‘大轰炸精神’，英文普遍称为‘Blitz Spirit’, 指的是在纳粹德国针对英国本土长时间的无差别轰炸行动中（1940年九月到1941年五月），英国人民所表现出的坚毅，乐观，勇敢等一系列特质。而在战地记者镜头下的英国人民，似乎同样实践着这种‘大轰炸精神’：老百姓坐在一地瓦砾上喝着下午茶；经营时装店的夫妇把碎玻璃清扫后照常营业；白领们经过一堆堆废墟继续前往单位上班…似乎对于当时的英国人来说，纳粹的轰炸没有给他们造成太大的影响。而随着这些场景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英国人民所展现的‘大轰炸精神’不仅在当时的国际舆论上深入人心，还在后世成为了英国国民引以为豪的‘民族精神’, 屡次出现在英国人的教科书和影视作品中。

动画‘伦敦一家人’对于大轰炸的描写

Fred Morley的作品：微笑的牛奶工

  不过事实上，英国二战时期的‘大轰炸精神’更像是一种政治宣传和历史现实交汇而成的复杂产物。从政治宣传的纬度来看，‘大轰炸精神’是英国政府人为创造出来的一个‘神话’。其目的有三：应对德军猛烈的宣传攻势，鼓舞英国群众的人心，以及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这里不得不要提到英国的战时宣传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在对英轰炸之前，德军对于英国的宣传攻势愈发凶猛。其帝国广播电台每天针对英国群众播送的节目，主要以传播假消息，煽动反犹主义为主，典型代表有哈哈勋爵（Lord Haw Haw, 原名William Joyce）的‘Germany Calling’等。这些谎话连篇的节目，对英国政府的战争动员和稳定民心的工作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而挪威，荷兰等国相继在第五纵队的破坏下沦陷的前车之鉴，使得英国政府意识到言论管控的重要性。因此，为了‘刺激已有的战争成果，以及维持清晰，正确的政府观点’，【1】 战时宣传部在1940年五月正式在伦敦大学成立。从此，一切报刊，广播和影视作品都需要经由战时宣传部的审核，确保公众所接收到的信息是‘最为积极正面和有利于战事的’。【2】 例如新闻片‘London can take it’，为了照顾其他英国城市的居民，改为‘Britain can take it’。而获得普利策奖的摄影作品‘微笑的牛奶工’，居然是一幅为了通过战时审核的‘假照片’。摄影师Fred Morley看到伦敦的一处废墟后，从一个路过的牛奶工那里借来制服和装牛奶的袋子，扮成了照片里，那个站在废墟上的‘牛奶工’。【3】恐怕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些看似激励人心的照片和影像，实际上是为了保证全英高昂的‘士气’所做出的 ‘摆拍’。

位于伦敦大学理事会大厦的战时宣传部

  而当我们将政治宣传创造出来的‘故事’和二战英国社会战时的‘现实’进行比较就会发现，‘现实’远远要比‘故事’要更为残酷和艰难。以前文提到的 ‘Britain can take it’为例，影像中的英国群众的待遇，和现实生活中英国群众的遭遇完全是天壤之别：影像里，英国群众可以在德军猛烈轰炸的情况下，安稳的在避难室里睡觉。可现实里的英国群众是受尽了苦头。首先，英国群众的人身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英国政府当时设计的两个庇护所，‘安德森’和‘布雷克’，无法承受德军轰炸所带来的冲击。在伦敦，时常淹水的‘安德森’庇护所经常会在轰炸中被‘炸得七零八落，扭曲的不成形状’。【4】而五名在‘布雷克’避难的群众甚至被德军轰炸的气浪掀飞到四码开外的地方。其次，恶劣的环境让人民无法好好休息。人们蜷缩在地铁的站台上，电梯旁，甚至冰冷的走道上，彻夜未眠。【5】当时的调查显示，当地居民没有一个睡眠时间超过四个小时的，而超七成的居民根本无法入睡。【6】最后，英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并没有随着战时的国家集中体制而减弱。一位群众甚至在伦敦的萨沃伊避难点发现，隔壁是一处给上层人士跳舞消遣的地方，而另一边老百姓正在冰冷的空地上忍饥挨饿。【7】 富有的人家可以把孩子们送到国外避难，而穷苦的家庭只能把孩子送到仍处于轰炸威胁的乡下。那些在轰炸当中失去双亲的孩子，更是在孤儿院里度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童年。反应迟钝，缺乏指示和领导力缺失等各种问题的出现，使得轰炸初期的英国群众对于政府的作为十分不满。【8】战时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更是担心，民心的持续缺失或许会严重损害英国的战争成果。【9】由此可见，‘大轰炸’给英国群众带来的更多的是苦难，悲伤，甚至愤怒。而英国政府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压力来应对‘大轰炸’所带来的一系列危机。

萨沃伊避难点为上层阶级设置的休息处

电影‘赎罪’中 塞西莉亚在地铁站避难时溺亡

动画‘恶搞之家’对于大轰炸的提及

  但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英国群众还是体现了‘大轰炸精神’，只不过更多的一种在苦难中磨砺出来的乐观和坚韧，而不是政治宣传中那种无缘无故的‘乐观’。对于英国群众来说，德军的轰炸不会停止，可是生活还要继续。对于英国政府的‘大外宣’，英国群众似乎乐于遵循那些影像所表现的生活方式。【10】 他们尽可能的像往常一样生活和休闲，当然了，还有无时不刻的避难。在民间组织的救济下，群众的生活起码还可以少许保障。但是光靠民间组织的力量不是长久之计。英国政府的介入至关重要。对于他们而言，全力弥补轰炸损失和保障群众的生活成为了重中之重。丘吉尔内阁在战时通过了一系列针对受到轰炸损失严重地区的补助法案，并且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来维修遭受德军轰炸的重工业设施。同时，雷达等设备在‘大轰炸’后期的使用，大大提升了皇家空军阻击德军轰炸机的机率，避免了大量的群众伤亡。随着德军将注意力转向苏联，英国群众终于可以缓过来一口气，丘吉尔和他的盟友们也开始着手准备对德军的反击计划--英国人成功的挺过了这段艰难的时刻。

大轰炸’初期，民间组织的流动餐点解决了无数人的温饱问题

  然而，真正帮助英国走向胜利的不是什么‘坚韧’和‘乐观’，而是政府对老百姓生活实实在在的保障。战时实行的配给制经济和大量保障人民生活需求的措施，促时英国群众有了新的诉求，那就是在战争结束后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如果说，战时强调‘大轰炸精神’，即‘Keep Calm and Carry On’（保持冷静，继续前进）, 那么战后则更加强调‘大轰炸价值’，即‘促平等，保福祉’。1945年大选中，以建立福利社会为执政纲领的工党党魁艾德礼，出乎意料的击败备受爱戴的丘吉尔成为英国首相，是这种价值在群众层面上自下而上的体现。而塑造英国福利社会雏形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之诞生，则是政府层面针对群众诉求所作的自上而下的转变。在艾德礼的带领下，英国很快从战后的萧条走出。不仅经济得到了强力的提振，英国人的就业率和生活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在议会政治层面，意识形态偏右的保守党开始接受‘贝弗里奇报告’的思想，并逐渐与工党形在建立福利社会和国有化等议题上达成一致，成就了英国历史上长达三十余年的‘战后共识’时代。凭借战后的经济发展红利，英国社会在五六十年代，尤其是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执政时期，到达了一个相对繁荣的状态。

                                       1960年代的利物浦是英国‘福利社会’的代表城市

  ‘战后共识’时期的英国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诸多施政方针，受到了 ‘贝弗里奇报告’的影响。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和国有化及福利保障挂钩的方针带了些左派的色彩。为什么英国在二战结束后，会在经济方面‘左倾’呢？我认为，这是因为二战给英国所带来的经验和教训。正如之前我所提到的，困扰英国社会已久的诸多问题在战时仍然存在，如资源分配不均，人民生活缺乏保障，贫富差距大等等。这些问题激起了英国群众极大的不满--斯特普尼共产党带领群众在伦敦地铁进行的示威游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面对群众对于现状的强烈反弹，保守党内阁只能‘被动’的采取保障人民战时生活的措施，如为儿童接种白喉疫苗和改造贫民窟等等。但是议会内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即使战争结束，人民的生活应该继续得到政府的保障。人民在战争期间的诉求已经表明，英国社会不能再回到战前那样畸形的状态--改革势在必行。这股思潮间接推动了‘贝弗里奇报告’的出现以及后续英国福利社会的建立。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受左翼思想影响的议员参与议政的元素，以及后来冷战时期政府出于与苏联在人民福利上进行‘竞争’的考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二战时期的经验和教训，为英国社会指明了一条通往‘乌托邦’的方向。这也许才是‘大轰炸价值’给英国留下的真正财富。

     

70年代的英国社会失业率飞涨，人民生活质量下降

  令人遗憾的是，英国并没有能在这条道路上坚定的走下去。尽管在经济上，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内阁都是走国有化和福利社会的偏左路线。但是在政治上，英国政府仍然维持了其一贯的右翼作风。自1950年与美国联合进攻朝鲜开始，英国政府仍然在搞以前日不落帝国时期的那一套思维。即使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英国政府从世界第一的位置上猝然跌落。但是镇压肯尼亚茅茅起义，紧随美国入侵越南等行为说明，英国政府‘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60年代末到整个70年代，英国不仅在政治上影响力持续衰弱，在经济发展上同样遭遇了停滞的危机。石油危机后，英国的经济遭遇重创，人民的生活水平出现了严重的下滑。政府难以维持福利保障上花费的巨大开支，只能进行削减。同时，无论是保守党的希思还是工党的卡拉翰，都无法有效的解决工会问题。这导致了1978年到1979年的‘不满之冬’（席卷全国的大罢工，造成交通，保洁和能源系统等的瘫痪）。福利社会所需要的高开销以及经济下行导致的高失业率，使得‘战时共识’在此时走到了一个临界点。最终随着1979年保守党党魁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带有强烈左翼色彩的‘大轰炸价值’逐渐被削弱，二战给英国留下的遗产只剩下面临经济危机时的那一套，有关‘大轰炸精神’的民族主义说辞。英国被捆绑在新自由主义，右翼霸权主义和美国这三个轮子组成的战车上，走过了伊拉克，走过了经济危机，最后一头撞在新冠病毒这面墙上。

                                                          ‘福利国家’在英国的危机

  ‘大轰炸价值’的衰退，决定了英国社会后来的走向。而从新冠疫情爆发后，英国社会的种种乱象中，则可以一睹‘大轰炸价值’缺失所造成的影响：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在疫情初期面临着物资短缺，乃至完全瘫痪的危险。而这和保守党长期减少对公共健康机构拨款有着直接的联系；疫情期间，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甚至连一顿午饭都吃不饱，这又是因为保守党忽视居民福利保障所致。如果英国政府把私有化和夺取政治资本的力量放在维持社会福利的基本运转上，如果英国政府真的能为民着想的话，那人们也不用疯狂的抢购日用品，养老院中的老人们也不会大面积被感染。可问题是英国政府是如此之羸弱，官员如此的缺乏常识，以至于连给予公民清晰指引的能力都没有，甚至曲解了‘群体免疫’的真正含义。政府都是一笔糊涂账，无力完全保证老百姓的生活，又怎么能够指望老百姓去遵循那些朝令夕改的防疫规定？首相约翰逊一直在强调英国国民发扬‘大轰炸精神’来度过新冠危机，可是没有保障人民福祉的‘大轰炸价值’之加持，英国人民又怎能坚韧和乐观得起来呢？

如何更好保护人民的福祉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我的老师Lucy Noakes曾经说过，如今处于新冠危机的英国人借鉴的不应该是1940年的大轰炸，而是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的制定。当一切结束，英国政府理应思考如何更好的改善人民的福祉，保障群众的人权，并确保社会能够拥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类似的危机。不论当新冠疫情彻底结束时，二战结束后1946年工党胜选的场景是否会重现，英国政府都应该重拾‘大轰炸价值’，谋划一篇属于新时代的‘贝弗里奇报告’，去为这个落寞的帝国探寻一条最为合适的道路。

参考书目

【1】McLaine, Ministry of morale. Home front morale and 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in World War II (London, 1979), p.8.B.

【2】Robert Mackay, The Test of War: Inside Britain, 1939-1945 (London, 1999), p. 138.

【3】Nikola Budanovic, ‘The Milkman: The Story Behind One of the Most Iconic Images of the Blitz’, War History Online (5 May 2018),  <https://www.warhistoryonline.com/world-war-ii/the-milkman-the-story-behind-blitz.html>, [accessed 2 February 2021].

【4】Mass Observation (MO), File Report 436 ‘Shelters in London’, 3 October 1940, pp. 3-5.

【5】F. Tennyson Jesse, H. M. Harwood, While London Burns (London, 1942), pp. 81-2, as cited in R.J. Overy, The bombing war: Europe 1939-1945 (London, 2013), p. 178. 

【6】Mass Observation (MO), File Report 408‘Human Adjustment in Air-raids’, 18 September 1940, p. 6.

【7】The myth of the “Blitz spirit”’, Socialist worker, (28 March 2020), <http: // socialistworker.co.uk/art/49810/The+myth+of+the++Blitz+spirit> , [accessed 2 February 2021]

【8】Robert Mackay, The test of war, p. 145.

【9】Winston S. Churchill, Their Finest Hour, 1949 (New York, 2013), p. 342.

【10】Robert Mackay, The test of war, p.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