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之罚” - 聊聊美国的司法体系_风闻

文/老C

写这篇文章，目的一方面是打破很多朋友对美国司法的幻想和神话，另一方面，了解美国的问题，有助于改进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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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文章讨论过秦朝的问题，过于严苛的司法，庞大的囚犯队伍，是人们批评秦朝的主要原因之一。

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无罪之罚》，写美国的司法制度的一些问题。

我也有一些律师朋友，聊过一些国内的司法案例，也听到过不少故事。

看完《无罪之罚》很多情节很多案例，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写这篇文章，目的一方面是打破很多朋友对美国司法的幻想和神话，另一方面，了解美国的问题，有助于改进我们自己。

第二点，也许更重要一些。

注：本文中有大量内容是引用《无罪之罚》书中内容，开原创只是希望不要文章不要被任意复制。大家不需要按原创文章给打赏。

2、

我们对美国的印象，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谈到美国的司法，都是司法独立，法治，陪审团，律师法庭激辩这些印象。

其实，美国领先于全世界的，首先是囚犯的数量。虽然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但美国的囚犯数量比中国还高出了24%。

这212万名囚犯中，其中大约100-150万是在押重刑犯，这个数字，估计也是世界第一。

然而，无罪之罚这本书认为，美国司法制度更大的问题，反而不是这些重刑犯，而是轻罪（misdemeanor）。美国的轻罪在中国司法体系中并没有准确对应，有些人把轻罪理解为中国的治安处罚，这是完全不正确的。

美国轻罪案件的惩罚其实一点都不轻。因触犯轻罪被逮捕和定罪的被告人轻则被监禁、罚金、监控、跟踪、留下案底，重则将会被剥夺工作、驾照、福利、监护权、移民身份和住房。他们有可能被取消贷款、吊销执业执照，也有可能陷入债务危机，产生不良信用记录。

有时即便他们涉嫌的案子被撤销了，上述后果仍然会发生。

无罪之罚书中举了一个例子：

“泰龙·汤姆林（TyroneTomlin）是纽约布鲁克林一名53岁的建筑工人。2014年11月下旬的某天下午，他在和朋友聊天间隙去街角的商店里买了一瓶苏打水。当他走出商店，两名便衣警察正在对他的朋友搜身。一名警官拿走了汤姆林的汽水问道：“你另一只手拿的是什么？”汤姆林回答：“这是我拿的吸管，我准备喝苏打水用的。”警方搜查了汤姆林，并以持有吸管为名而逮捕了他。警官解释说：“这是吸毒工具。”汤姆林被带至法庭，检察官称如果他作认罪答辩，就会建议法庭只判处他30天监禁，但汤姆林拒绝。

由于付不起法官设定的1500美元保释金，他被关进了因暴力犯罪而臭名昭著的莱克岛监狱。11月25日，离感恩节只有两天时，汤姆林再次出庭，这次控方虽然没有掌握毒品证据，但依旧试图与其达成辩诉交易，然而汤姆林继续坚称自己无罪。由于没钱保释，他又被送回了莱克岛监狱。几天后，汤姆林在淋浴时被一群囚犯照着头和眼睛一顿拳打脚踢，导致他两周后再次出庭时眼睛还肿着。然而就在这次听证会上，检方出示了一份来自警察实验室的报告，顶部用粗体写着“未检出被控物质”，证实了汤姆林所持的确实只是一根普通吸管。

其实这份报告早在11月25日那次开庭时就传真给了地区检察官，但当时没有任何人提起它，没过几天他就被打了。现在官方驳回了这个案子，汤姆林终于如释重负地说：“可以回家的感觉真好啊。”

美国的保释制度比较完善，只要有钱付保释金，即使杀人嫌疑犯，也能保释出来。但很多美国穷人，是没有能力付保释金的。对这些人来说，虽然还没有司法判决，但被关进监狱，也是他们无法避免的命运。

3、

如果你没有钱付保释金，即使轻罪案件，司法判决前，你也要被关进监狱。在轻罪案件中，监禁不仅贯穿全程，而且最具破坏力。

看守所是你被捕时被送来的地方，是你没钱保释时被关押的地方，是你被判有罪时服刑的地方，是你没钱支付罚金时受罚的地方。看守所不同于重刑犯们服刑的监狱，但在某种意义上，看守所的条件，比监狱更差，看守所的日子，比监狱更难熬。（中国的看守所也比监狱条件更差）

美国平均每年有1100万人被关进3000个看守所，每天大约有73万人被羁押在看守所。平均而言，这些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因为犯有轻罪而被关押的，这一比例在部分城市高达50%。看守所的羁押时间可短可长，一些人在被捕后只用待一晚上，超过一半的嫌疑犯会被关押超过一个月，四成嫌疑犯会被关押两到六个月，有18%的嫌疑犯会在里面被羁押半年以上。平均来看，无论嫌疑犯是否有过犯罪前科，他（她）都会在看守所里被羁押至少一个月。

在中国，我估计嫌疑犯平均在看守所中被羁押的时间也差不多吧。

汤姆林的故事告诉我们看守所与保释现象是密切相关的。保释应当是一种善意的“首付款”——法官设定一定的金额用以确保被告人在将来会出庭接受审判。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的被告人将被释放，当案结事了之时，这笔钱会发还给他们。然而对于没钱的穷人而言，保释金就制造了认罪的压力。大多数轻罪案件的被告人都无力支付保释金，他们要么作出认罪答辩后被释放回家，要么只能待在看守所里直到案件的诉讼程序全部结束。

付不起保释金的人，并非少数。纽约在2010年有87%的非重罪案件被告人获准保释后无力承担保释金。

4、

轻罪在美国的泛滥程度，原本外人想象的要严重**。****3亿多美国人中，超过6500万美国人有犯罪前科，其中大多数只是牵涉轻罪案件。**现在大多数雇主会进行犯罪背景调查，导致这些低等级定罪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有些地方政府滥用逮捕令。纽约市有超过120万份未结案的逮捕令，宾夕法尼亚州有140万份，加利福尼亚州则有250万份之多。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每年签发8.7万份逮捕令，而该市仅有68万居民。弗格森附近圣路易斯县的派思朗镇在2013年有23457个未决逮捕令，平均每位居民能摊到7个。

一旦一个人被判犯有轻罪，他与刑事程序之间的纠葛就再也不同以往了。警方对曾有过轻罪前科的人更有可能采取逮捕措施，而非像对待普通人那样仅仅开具罚单或者直接放行。检察官更有可能要求有前科的人保释或者对其科以更为严重的罪名。法官则会对有犯罪前科的被告人判处更长的刑期，即便检察官更有可能寻求保释或以更严重的罪行起诉他们。法官通常会对有前科（即便是无需律师参与的轻罪前科）的人判处较长的刑期。

而今天，背景调查——出于就业门槛、志愿者资格、房客筛选，以及许多其他目的——已经成为几乎每个美国成年人必经（即便不总是受欢迎）的成年礼。就像医疗病历、银行流水或征信记录一样。有犯罪前科的人，入学就业，甚至租房都会遇到更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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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罪案件中，很多无辜者为了能走出监狱，而被迫接受控辩交易。

无罪之罚中举了一个例子：

“杰克·福特被指控犯有入室盗窃罪，这是一项四级轻罪。房主报警称，福特未经允许闯入他家住宅。然而，福特却说自己根本无罪，因为入室盗窃罪的前提是“明知未经允许仍进入他人住宅”，但福特是在女朋友的邀请下跟她一起光明正大走进去的。

在巴尔的摩，轻罪案件要开庭需要等待排期一个月之久。由于付不起保释金，福特只能在中央看守所。当福特终于熬到出庭时，官方递给他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协议——只要他愿意认罪伏法，就可以将刑期“实报实销”，马上回家。

检察官觉得福特被羁押一个月已经足够了。然而，为了证明自己是无辜的，福特拒绝了这份认罪协议，福特的律师埃尔金斯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正式审判。”

然而，控方申请延期以寻找证人，法庭予以准许。但埃尔金斯却反对延期审理，她说：“法庭至少应该在延期前重新审查福特的羁押必要性，准许他保释到下次开庭时为止，否则他又要在看守所里煎熬几周了。”但法官拒绝了她的要求。

面对需要继续在看守所待几周的痛苦未来，福特在律师面前崩溃了：“算了算了，我就按服刑时间认罪吧。”

对无辜的委托人而言，认罪是出狱的唯一途径。福特的律师埃尔金斯坦言：“我在全国各地都代理过案子，巴尔的摩市看守所是我见过最为糟糕的地方，我的委托人为了走出看守所都会选择认罪。他们已经不关心认罪协议如何了，只想着离开这里。”

法官见此机会便更进一步，她告诉埃尔金斯：“你可以建议你的委托人认罪。”于是无辜的福特最终作出了认罪答辩，承认了入室盗窃的罪行。虽然福特很高兴自己逃过了牢狱之灾，但埃尔金斯却对此无法释怀。“控方终于如愿以偿了。”

埃尔金斯继续说，“但我感觉自己遭到了羞辱。法官心里明白，以福特的辩护理由可能会胜诉。为了强迫福特接受认罪答辩，本来可以让他保释，法官却非要继续关押；明明能够直接开庭，法官却执意延期审理。福特为了出狱被迫认罪了，法官居然连一点心有愧疚的意思都没有。”

法学教授阿尔伯特·阿尔舒勒（AlbertAlschuler）称这一过程为“近乎完美的无辜者有罪制度”。

辩诉交易对案件事实准确性的松懈态度并不仅仅局限于轻罪。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在2015年承认的：**“当今的刑事司法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认罪制度，而非审判制度。97%的联邦定罪案件和94%的州定罪案件都是认罪答辩的结果。”**在重罪案件中，事实和指控都是可以协商和修改的。

整个美国的刑事诉讼都围绕着交易进行，导致案件的真实性（被告人究竟是否犯罪）本身就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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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的医疗系统一样，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也是非常昂贵的。每年耗费在刑事司法的金额为2650亿美元，而其中只有不到2%是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和服务。

2009年，一份题为《轻型犯罪、大型浪费：美国轻罪法院的巨额通行费》的报告指出美国每年要办理1050万起轻罪案件。实际上，该报告并不是通过统计而得出这一案件数量的，由于这些数字根本无从获取，研究人员另辟蹊径，依据向全国州法院中心（NCSC）报告案件数量的12个州的申请率推算出了全国的案件总量。当时，1000万的巨大规模令人震惊。相比之下，每年有300万起至400万起重罪案件提交给州法院及联邦法院，其中100万起最终会被定罪。

《无罪之罚》的作者从这项研究中得出了结论：**美国在2015年有超过1300万起轻罪案件。**轻罪案件的年度数量达到1300万起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这意味着被控犯有轻罪是美国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就像你得了流感去看医生，买一辆皮卡或SUV，或者上四年制大学一样常见

在高犯罪率地区，情况更加恐怖，特拉华州、阿肯色州和西弗吉尼亚州每10万名居民中每年发生的轻罪案件超过12000起轻罪案件，也就是说，这几个州每10个人就能每年摊到不止一宗案件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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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触犯法律，对穷人和富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同样的交通违章，对富人来说就是交个罚款，对穷人来说，就完全不同了

“奎阿纳·威廉姆斯（QianaWilliams）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单亲妈妈，她在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时声音清脆而动听，但长长的刘海却遮住了她的眼睛，因为她并不习惯在旁人面前讲话。

当威廉姆斯只有19岁的时候，她在圣路易斯县因无证驾驶而收到一张罚单。由于无力支付罚金，她又被处以缴纳更重的罚金和诉讼费用。

自那以后，她的生活就被彻底颠覆了。“我的经历延续了大约二十年，年轻时我收到了生平第一张交通违章罚单。我确实错了，我不该无证驾驶。但当时我无力承担这张罚金金额，更别说新增加的罚金和诉讼费用。出庭时，我被要求尽我所能上缴罚金，我照做了，每个月我都会支付20美元或者我能够支付的其他金额，但如果有一天我错过了开庭日期，或者我确实没钱了，我就会收到一张逮捕令。

于是我因为未能支付交通违章罚金而被捕，这个，嗯（尴尬的停顿），导致我根本没办法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是肯定会影响找工作的，毕竟没有人愿意雇一个身负逮捕令的人。逮捕令并没有说我是因为交通违章罚金被捕，它只写了我是一个逃犯，一个被通缉的人。

于是，这份逮捕令逼得我不得不打零工，这二十年来我都一直在做临时工。”

她的声音开始颤抖起来：“它对住房造成了双重影响：一是你找不到工作就没钱来付房租，二是房东也不愿意把房子租给身负逮捕令的人。这导致我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这么多年来，我和孩子除了一辆车之外居无定所。我是被迫开车的，你知道校车根本不会来接送我的孩子，所以我不得不送她上学。”这显然不是她曾憧憬的生活状态。”

反过来看，这些倒退的政策填补了轻罪程序本身所需的支出。实际上，轻罪制度是一种变相的征税方法。它先围捕那些触犯轻罪者，再向他们开出罚单和诉讼费，然后将这些收入再度注入轻罪制度中同样的法院、看守所、缓刑办公室以及地方政府。《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埃德索尔（ThomasEdsall）将这种现象称为“贫困资本主义”，它是一个“将基本政府服务的成本转移到穷人身上的独特经济部门”。

通常情况下，轻罪程序会躲在幕后间接地将财富从穷人手中抢走；有时则是公开掠夺。

轻罪有时也成为了地方司法机构创收的手段之一。其中交通罚款就是创收的主要手段。

全美汽车驾驶员协会（TheNationalMotoristsAssociation）列出了全国最糟糕的超速陷阱：伍德沃思市在该州排名第一。2007年路易斯安那州立法机构发布的《过度罚金执法报告》中认为伍德沃思市政当局参与了由创收驱动的执法活动，该报告显示交通罚金为伍德沃思市贡献了整个城市财政预算的61%。

而仅加利福尼亚州，驾驶员的欠缴交通罚金就高达100亿美元。

法官玛丽莲·兰伯特（MarilynLambert）是路易斯安那州市政法院阿森松教区法院（AascsionParishCourt）负责处理轻罪案件及交通违规行为的唯一法官。如果兰伯特法官判定一个人有罪，这个人就需要支付15美元的定罪费（convictionfee），这笔钱会划入司法开支基金。如果兰伯特法官判他们无罪，他们当然就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正如小说家阿纳托尔·法兰西（AnatoleFrance）在100年前开玩笑说的那样：“法律以其庄严的平等精神，禁止富人和穷人睡在桥下、沿街乞讨或者偷窃面包。”

联邦最高法院就认为，对穷人带来经济负担（包括刑事罚金）并不违反平等保护条款。

8、

《无罪之罚》中的美国司法体系的弊病，有些也并不仅仅存在于美国。

1、判决流程冗长，司法机构在正式判决之前过长羁押嫌疑人。

2、司法机构和嫌疑人做交易，把羁押期和刑期对冲，来诱使嫌疑人认罪。

3、司法机构把罚款做为创收的一种手段。

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

可能美国独有的问题就是，司法流程中金钱的作用远远大于其他国家。有钱能解决更多的问题。比如，在中国杀人嫌疑犯，正常情况有再多钱也很难保释，在美国就只是一个金额的差别。

这篇文章，看上去是黑美国。但实际上，里面很多的问题，不仅仅只在美国存在。

也许，没有完美的国家，没有完美的制度，只能一步步改进，一步步向好的方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