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工厂“赶走”的2亿年轻人，为什么选择了灵活就业？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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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这群人，让整个国家如此的“牵肠挂肚”。

　　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提到了他们。

　　两会期间，总理一再表示，国家要给他们提供保障。

　　5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又专门为这群人推进了相关政策。

　　8天后，即5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重点话题还是围绕这群人。

　　又过了4天，5月24日，总理考察宁波人才市场，左一个摊位、右一个摊位，问得最多的还是这群人。

　　这群人就是，规模达到2亿的“灵活就业”者。

　　更具体点，这2亿人主要包括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主播、自媒体等。

　　并且，他们都比较年轻，网约车司机平均37岁，外卖员平均约31岁，主播平均23岁……

　　对这群年轻人，“玻璃大王”曹德旺表示很不理解。他曾直白表态：“年轻人宁愿拿三五千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此前曾表示，“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制造业、服务业普工难招、技术工人短缺。”

　　也就是说，这2亿人，要想找个稳定、收入不高但也过得去、社会保障体系更完善的工作，完全可以去工厂试试机会。

　　事实，却反了。反倒是更稳定的制造工人，在迈进“灵活就业”的队伍。

　　不久前，外卖就有一则刷屏消息，“疫情期间新增的58万外卖骑手，40%来自制造工人”。

　　为什么这群人不愿意进工厂，而选择“灵活就业”？要想弄明白这一问题，就要知道这群人是从哪来的？

　　01

　　“玻璃大王”曹德旺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去工厂上班”。他将这一现象视为，“制造行业当前所面临的困境。”

　　但是，客观来说，所谓制造业的“困境”，锅并不在别的行业，而是制造业自己在“赶人”。

　　2018年，制造业的代表富士康，就创造了年度“赶人”大新闻——计划在年底裁员34万。

　　“鸿海集团（富士康的母公司）在10年前就决定要机器人来取代人力，我们公司内部计划在5年内，把这些工人，我们目标是希望能够拿掉80%，如果5年做不到，10年内也会做到。”

　　这一年的6月22日，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股东大会上做出了“裁员”的公开承诺。

　　这次事件的导火索是，在此12天前，富士康继“十一连跳”事件之后，再度陷入“血汗工厂”风波。

　　6月10日，路透社报道，在湖南衡阳的一家富士康工厂进行9个月调查后，发布了一份长达94页的报告，核心披露了：

　　该工厂非法雇佣8000名员工；员工每月加班时间长达100小时，远超国家规定的36个小时；并且，加班费并非国家规定的1.5倍，而是按照正常工作时间计算。

　　在股东大会上，郭台铭解释，“鸿海集团对百万员工做过调查，70—80%的员工，都希望多赚一点钱与自愿加班。”

　　总之，就是员工工作强度大、加班严重，大部分都是自愿的，因为他们想多挣点钱。

　　让郭台铭“困扰”的是，“如果用36小时，等于每天加班不到2小时。”

　　但是，郭台铭也表示，“今后将严格遵守36小时加班规定”。至于解决办法就是“用机器人代替人力”。

　　也就是，裁员。

　　这个逻辑就是，外界谴责富士康压榨工人，富士康解释是工人想挣钱，自愿的。舆论继续谴责富士康，那么富士康就引进机器人、自动化流水线，把工人裁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其实，从2010年的“十一连跳”事件之后，富士康就已经开始下手了。

　　2011年，富士康就提出“百万机器人计划”，在5—10年内安装100万台机器手臂，取代人力。按照计划，3个工人操控15台机器，就能代替过去几百人的工作。

　　2016年，富士康又提出“无灯工厂计划”，工厂不需要开灯，意味着一个人都不需要，完全自动化。

　　2018年的湖南衡阳富士康工厂事件，也再度推动“拿掉80%工人”的进展。

　　要用机器取代工人的，不只是富士康为代表的电子加工制造行业。

　　也是在2018年，根据工信部数据，我国工业机器人的产量达到了148000台套，占全球产量的比重超过38%。

　　虽然数量很大，但国内工业机器人密度与发达国家还有一些差距。

　　在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率最高的领域汽车行业，中国汽车制造工业机器人密度仅938台/万人，全球排名第12，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水平。

　　在所有制造业的机器人平均密度中，中国仅为187台/万人，只有排名第一的日本的一半水平。

　　不过，中国工业机器人增长速度很快。

　　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消息，今年1—2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4.54万套，同比增长117.6%。

　　这也就意味着，汽车整车、汽车零部件、电子电器、橡胶与塑料、金属制品等工业机器人主要应用领域，越来越多的制造工人，将被“赶出”工厂。

　　事实上，不仅智能制造在改变工厂，还有互联网在改变零售，城市化在改变农村，当下的中国进入了一场技术、经济、社会多重变革转型的关键阶段。制造工人之外，还有更多普通人被“赶出”原来的位置。

　　在思考这些人何去何从之前，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人是从哪来的**？**

　　答案是，农民工。更准确的是，那些想过更好生活的农民工。

　　这背后，其实也是一段关于“身份跃迁”的故事。

　　02

　　故事可以从1964年讲起。

　　这一年4月18日，四平联合收割机厂研制出我国第一台“东风”自走式谷物联合收割机。

　　此后，东风收割机开始普及，一度占到国内收割机市场的90%以上。这也是中国农业机械化的标志。

　　与此同时，农业人口随着农业生产力快速提升。建国之初，我们只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到了1970年，国内人口已经超过8亿。其中，农业人口占比超过总人口的82%。

　　此时，农业劳动人口过剩，且收入少。广大农民想打工挣钱，但计划经济政策不允许。

　　“试探”起始于1960年代，率先发展工业、基建的广东以及其他省份开始试行“亦工亦农制”，这些进城务工者，既是农民，也是工人。不过，户粮关系还在农村。

　　尽管人数有限，为期也只有短短几年，本质上算是“借调劳动力”，不过，这也算得上是“农民工”的雏形。

　　直到1978年，改开之年，国内农民工才创纪录达到200万人。

　　另一个重要年份是1982年。

　　这一年的2月19日，百余名打工妹从广东韶关来到深圳蛇口的凯达玩具厂，此后5个月，肇庆、汕头和梅县等多地女工也陆续来到这家工厂。

　　这是有据可查的中国“第一代打工妹”。

　　在打工妹们进入玩具厂、鞋厂、电子厂的同时，广大男性农民工，奔赴北上广深等城市，建设道路、建筑、桥梁等基础建设。1989年，国内农民工人数已经飙增到3000万。

　　1990年元旦晚会上，黄宏、宋丹丹等人表演了一段著名的小品《超生游击队》。为了纪念每个孩子的出生地，黄宏分别给孩子起名“海南岛”、“吐鲁番”、“少林寺”和“北戴河”。

　　这部作品之所以轰动全国，除了计划生育这个时代话题，四处奔走、努力谋生，也是当时全国农民工的真是写照。

　　台上轰动，台下农民工已然浩荡成潮。尤其是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他们从农业劳动力，转变成工业劳动力，推动中国成为制造大国。

　　2004年，这一群体，引起顶层重视。中央出台一号文件，首次将农民工定义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由此开展了维护农民工就业权益和改善就业环境的专项工作。

　　2年后，国务院颁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首次对农民工工资、权益保障机制等提供系统性政策支持。

　　到了2010年，随着80、90后新一代农民工，进入现代产业。中央一号文件又首次定义了“新生代农民工”。

　　并通过落户、教育、医疗等政策，逐步推动新一代农民工“提升技能、融入城市”的市民化阶段。

　　农民工数量超过2.4亿的2010年，也是一个标志性年份——中国仅有一半人口还居住在农村、中国工业GDP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近一半。

　　彼时，不论是从业人口，还是GDP占比，都标志着我国已经从农业大国转型成为工业大国。

　　不过，国内形势在3年后，又发生了另一巨变。

　　2013年，中国购买的工业机器人达到3.6万台，占到全球机器人销量的1/5。这也是我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机器人第一大市场。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2019年，全球累计安装工业机器人270万台。其中，中国占了78.3万台，超过日本和美国总和。

　　以联合收割机为代表的农业机器开进农田之后，占比80%的农业人口被逐步释放出来、走进工厂，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随着工业机器人大规模开进工厂，工业人口也被释放了出来、进入服务业。

　　与此同时，社会还发生了另一大变革——智能机大爆发——2012年全球智能机出货量达到创纪录的7亿部。

　　这一年，服务业乘着互联网浪潮，催热了一个超级概念——O2O。

　　拉手、美团、点评、糯米、58同城等互联网平台，蜂拥而至，抢占衣食住行各个领域的服务。

　　2014年，中国服务业GDP占比就达到50%，超过工业，成为第一大支柱产业。

　　服务业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

　　截至2017年，中国外卖员超过700万，快递员超过300万，二者累计超1000万；

　　2015年成立的滴滴，5年后司机数量就达到1166万，整个网约车行业从业者更是超过3000万；

　　全国各个家政服务平台，累计从业者达到约3700万；

　　旅游从业者，超过7900万，占到全国就业人口的1/10……

　　事实上，截止到2018年，国内服务业从业人员已经达到3.6亿人，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03

　　而发展服务业，可谓是国家级战略。

　　2017年，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占GDP比重为52.9%。

　　1978年，服务业对当年的GDP贡献率仅28.4%，40年过去，服务业在GDP占比几乎增长了1倍。

　　与此同时，第三产业服务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最主要渠道：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末，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25.1%，第二产业27.5%，第三产业达到47.4%。

　　今年1月，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4.5%。这一数字，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不过，与发达国家动辄70—80%的占比相比，国内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而这个上升空间，既取决于服务业人口的增长，也取决于服务业保障体系的完善。

　　目前，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约达到70%，制造业的机器人平均密度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不论是农业还是工业，劳动力都有进一步释放的潜力。

　　事实上，这一潜力也正在显露。

　　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全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达到9亿，占人口比例63.89%。

　　而今年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平均失业率为5.4%。其中，16—24岁人口失业率高达13.6%。

　　另外，今年高校总毕业人数也创下历史新高，达到909万人。到6月毕业季，青年人群就业压力仍将进一步提升。

　　换句话说，第一、第二产业机械化提升，被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就进入了第三产业。

　　“疫情期间，2个月新增的58万外卖骑手，40%来自制造业工人”就是产业人口流动的真实写照。

　　不只是外卖，快递、网约车、网络主播、家政等“灵活就业”渠道越来越多。

　　之所以称之为“灵活就业”，因为其收入、工作强度、稳定性都存在极大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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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当下热议的外卖来说，门槛很低，并且工作时间灵活：

　　如果每天只做最繁忙的4个小时饭点，收入只有3000—5000元，抵得上普通蓝领的全勤月收入；如果全天接单11小时以上，就能拿到9000元以上，抵得上普通白领的全勤月收入。

　　同理，网约车、家政等其他行业，同样如此。

　　互联网平台提供了一个就业的蓄水池，在工厂不再需要众多蓝领的时代里，这群人主动选择在互联网平台上成为“科技蓝领”，先在大城市里活下来，接触鲜活的市场和机会，维持住生存的底线，同时在城市里慢慢寻找更多机会。

　　根据《骑手就业迁徙地图》数据显示，48.2%的骑手想要学习“创业和开店技能”。而在离职的外卖骑手中，11.2%的人选择自己做生意。

　　这也就是，曹德旺想不通的“为什么年轻人宁愿拿三五千工资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的理由。

　　而当下，整个灵活就业的人群规模，已经达到2亿。

　　尾声

　　如此大规模的人群，也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今年5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将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期限延长到今年底，确定进一步支持灵活就业的措施。

　　灵活就业并非意味着佛系、随缘，正如今年总理在两会的总理记者会上所提，灵活就业人员中“有的人一人打几份工，很辛苦”。

　　此前的流调报告中，我们也看到一个个努力奋斗的楷模：

　　他们之中，有的人白天做主业，晚上送外卖、开网约车到凌晨；有的人白天往返50公里通勤，下班后复习考研；有的人每天不间断工作17小时……

　　这些人并非“内卷”，只是要在第一、二、三产产业变革的复杂时代背景下，多努力挣点钱，能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不过，灵活就业也存在很大的不足。

　　正如今年早些时候的那条热搜“六成以上外卖骑手没有社保”。不只是外卖，网约车、家政等行业，也都存在相似情况。

　　因为保障体系不完善，导致从业人员流动性大、稳定性差，服务业发展速度和质量受限。

　　当下阶段，要提升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这2亿规模的灵活就业人口，就是关键。

　　如同2000年之后随着农民工数量增长，中央出台多个一号文件，国务院专门出台政策，用以保障农民工的就业权益与就业环境改善。

　　因为，那是中国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型的关键节点。

　　当下，2亿人灵活就业不仅关系着着2亿人的就业问题，也是第一、二、三产业新一轮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并且，也关乎国家经济从高速向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针对当下的形势，国务院常务会议也重点强调，今年就业压力依然很大。

　　一方面，将去年实施的职业培训、技能提升和高校毕业生补贴，以及失业补贴、临时生活补助、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等政策延续到今年底；

　　一方面，继续实施坚持就业优先，保持对中小微企业的稳岗、重点群体的就业的政策支持，并促进市场化就业，以及对“双创”的支持措施。

　　根据人社部相关负责人透露，关系到灵活就业员工的切实利益的工伤保险问题，相关政策正在修改，预计今年年内出台。

　　此前的采访中，有外卖小哥这样表示，“即使月入过万，也不想继续待着这个行业，因为觉得自己还是处在社会的底层。”

　　如今，国家正在动用制度力量，为广大灵活就业人群，找路、护航、托底，将这部分群体的工伤风险、“青春饭焦虑”等职业痛点有针对性得到解决。

　　而作为灵活就业的重要蓄水池，互联网平台在为这群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好的收入的同时，也应尽力为他们提供更好的转型支撑，关注劳动关系判定、过劳现状问题，并为之提供基础的人身安全保障、提供更好的就业技能培训。

　　我们相信，整个服务业的社会保障，以及职业认同感，都会越来越强，从业者的权益和就业环境会越来越好。因为这不仅是2亿人的灵活就业问题，也是国计民生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