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的爹是倭寇？明朝“十倭七华”的真相，明军首级军功制有交代_风闻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明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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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冷兵研究所在之前的《明代倭乱七成是中国人？仅两字之差，你可能被官史的文字游戏骗了》和《本是海商，汪直咋能成为“倭寇王”？日本人：他就是戏精加带路党》两篇文章，曾针对网上“十倭七华”的说法进行过讨论。那么本篇呢，就从明朝把郑芝龙当成倭寇，以及明朝分不清倭寇和海盗两个问题，来说说明朝海上都有哪些威胁？

首先就是郑芝龙问题，虽说不知道郑芝龙在明朝人眼里就是个倭寇头子的说法，最早是出自何人之口，但是不得不说，这一说法已经算得上是颇具影响力，甚至是百度百科“闽南倭寇”的词条中，都堂而皇之的将郑芝龙列入倭寇的行列。

▲百度词条“闽南倭寇”

且不说这个结论依据是什么，这一分类只能说是后来人们对李旦为首的一众闽南海商的定性。实际上明朝虽然对一开始的郑芝龙也没啥好感，但是也算不上把他开除“明”籍。在《明实录崇祯实录》中，对郑芝龙的称呼便是“丁未议招海盗郑芝龙”。在清初的《明史纪事本末》中，对郑芝龙的描述，也是“海寇”，而非“倭寇”。甚至在讨论是否招抚郑芝龙时，将郑芝龙与当时的农民起义军对比，认为“海寇与陆寇不同，故权抚之。”对郑芝龙等人的成分，也是认为“海上亡赖奸民，多相聚为盗”。

▲荷兰人绘制的郑芝龙形象

不过到这里可能就有人要问了，反正倭寇也是些海盗，那光说海盗或海寇，万一里面也包含了倭寇呢？这个问题要展开来说就太过复杂，想必各位读者老爷应该都没那个耐心听一堆汉语解析，这里就简单来说一下，明朝在这方面的一些名词分类。首先呢，明朝的确有对倭寇和海盗的统称，不过这个统称吧，可不是“倭寇”、“倭乱”这些，而是一个大家都多多少少听过，而且会让大家秒速出戏的词，那就是——“海贼”。

▲啊，肯定不是这位

明朝的这个“海贼”可以说是相当玄学，因为这个词其实不仅指代在海上的各路海盗和倭寇，甚至连一些可能一辈子没见过海的人，也会被明朝称之为“海贼”。比如在《明世宗实录》中，对生活在青海湖地区的蒙古亦不剌部，就有：“自海贼亦不剌据其地，日肆凌铄，为我内患”的记载。嗯……好吧，青海湖在明代也被称为西海，所以说这帮蒙古人是海贼倒也没啥问题。当然了，虽说是海贼，但亦不剌部并没有和现在的蒙古海军一样，扬帆青海湖，而只是在湖边过这朴实无华且枯燥的生活。所以说白了，明朝的“海贼”这一分类，其实真的就只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统称，根本不足以去支撑任何观点。

那么再说回倭寇和海盗的问题。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明朝在嘉靖年间的东南沿海，的确活跃着数量众多的“海寇”，也就是今天说的中国海盗。不过觉得明朝政府，对他们没有什么区分的话，有“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这一认知，本身就有些不合逻辑了。

更关键的是，实际上得益于明朝的首级军功制，我们从明朝当时为首级价格开出的价码，不仅可以看出明朝对倭寇和海寇之间区别的认知，而且怎么说呢，当坏人，也是得内卷……比如对于倭寇，明朝的开价：“擒斩真倭从贼一人赏银十五两，次从贼首二十五两，渠魁五十两。”而对于中国海盗们的开价，这就要惨淡的多了，按记载：“抢斩漳寇海寇为从者赏银三两，次剧贼首五两，船主渠魁二十两，酋首为众所服者五十两。”

说到这，基本上前两个问题就已经都明了了。首先，明朝的确将作为半商半匪的郑芝龙完全认定为海盗，但是却并没有将和日本一些势力关系密切的郑芝龙，武断的视为倭寇。甚至有关其和日本关系的问题，也只是认为他“海岛倭主女妻之”，而非像之前汪直那样，直接盖上“勾引倭奴”的大印。而对于倭寇和海盗的关系，明朝朝廷本身是有明确的区别认知，而且从赏银的区别来看，明显对于两者在战斗力和危害方面，也是有着不同的认知。因此这两个论据，基本可以认为是站不住了。

▲在明朝朝廷视角中，倭寇显然是比海盗更难对付的敌人

看到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无论是关于郑芝龙这一票海商，还是嘉靖倭乱时期的海盗，这福建人的出场频率，都稍微有那么亿点点高。这个要究其原因嘛，其实和福建的地理、经济、政治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众所周知，福建在地理条件方面，的确对传统的农业耕种极为的不友善。在这个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几乎九成的地方，在农业种植占据经济基础的情况下，福建的山地，不仅限制了福建农业产量的上限，而且也让当地人口增长的幅度，基本和福建全省的内卷程度直接画上等号。而且在这种环境下，地方官府的势力难以对分散在群山中的每个人口聚落，都进行有效的管理，同时山地环境，又阻隔了不同聚落之间的交流。这种环境，让福建成为了地方豪族势力滋生的绝佳土壤。

▲福建众多的土楼，正是地方豪族势力的体现

内卷早就大量绝望年轻人、遍地走的家族势力，当这两个有机结合之后，就足够给各路牛鬼蛇神提供一个幸福的家。这时候可能有人要说了，福建不是还有像泉州这样的大港，是不是因为明朝的海禁，才让福建这么穷的呢？

▲洪武帝的海禁政策也算得上是一个万恶之源

实际上明初虽然围实行海禁政策，将沿海不少地区搞的鸡飞狗跳，但是与清朝乾隆时期开始闭关锁国不同，明初的海禁和清初的海禁一样，都是一种为了针对海上威胁，而实施的临时政策。而且洪武帝时期的海禁，严格来说也并不是完全禁止民间百姓出海，而是禁止私自出海。到建文帝开始，随着明朝和日本的关系缓和，虽说倭寇在沿海的侵扰一直断断续续持续，但是沿海海禁也大大放松。因此在后来万历年间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就有“市舶司，国初置于太仓，以近京，后移福、浙，虽绝日本而市舶不废，海上利之。”的记载。

那么福建众多的海盗，就和明朝的海禁政策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倒也不是，虽说明朝严格实行海禁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却也地区给包括福建名港泉州在内，众多福建沿海城市带来了影响。而且更严重的是，随着广东地区的不断开发，以广州港为首的一众广东港口，竞争力开始逐渐压过了福建诸港。虽说福建地区，也依然存在和东南亚的商业交流，但是贸易的大头，却逐渐开始倒向距离福建更近的琉球和日本九州岛。这也就使得，即使明朝一些海禁可能只是针对日本进行封锁，但却足以给福建地区，带来巨大的影响。

▲宁波争贡代表明日关系又开始陷入恶化

将这些线索穿起来，基本就可以还原当时福建海盗泛滥的原因。对于明朝海商们来说，明朝海禁的缩紧，无疑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让海商们为了能继续牟利，而市场不得不做出一些与官府对抗的暴力行为，而且因为对日本贸易封锁，也让他们继续从事对日贸易，出现了值得为之冒险的巨利，这也就造成了“上论海贼私驾巨舟，通市番货，以致杀人数多。”更重要的是，正如前面所说，福建本身就是个内卷压力巨大的省份，因而这些已经半盗半商的武装海商集团，自然不需要担心炮灰的来源，而且巨大的利润，也会吸引地方豪族参与其中，这让明朝的地方官府，很难将这些袭扰海疆的势力从陆上就彻底清除。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其间豪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

▲曾经的漳州正是明代武装海商们的聚集地

最后总的来说，明朝嘉靖时期的海上，也可谓是迎来了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北到辽东，南到海南两广，几乎所有的地区，都面临着海上的威胁。不过不同的地区，这些海上威胁的成分与程度都不相同。这其中，既有徘徊在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之间的黄渤海岛链上，由逃亡的辽东军户和百姓组织起的海上亡命之徒。也有江浙沿海，以汪直为首，游走于明朝、日本大名之间的走私商势力，本期讲的福建武装海商，以及在两广和海南地区，与东南亚海盗和葡萄牙殖民者相勾结的海盗势力。

▲嘉靖帝时期面临的海上威胁复杂程度可谓是前无古人

所以最后，将明代倭寇的历史，用几句话就总结，那不管说的多么理直气壮，都不过是以偏概全罢了。毕竟历史就是如此复杂，真不是某些营销号能驾驭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