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泥潭中的西方经济学与大国经济_风闻

100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初，随着放射现象、量子理论和相对论的发现，“宏观物理学”的时代走向了末路。

现代物理学家们发现，人类思想的世界无边无涯，人类生存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微观世界。物理学家们的研究转向了原子和亚原子粒子，以及原子现象和亚原子粒子现象之间的作用力。

然而。在20世纪初之后的100多年里，西方经济学理论一步步演变成为了一种宏观经济学理论。二战前后身处经济大萧条中的一代经济学家，就像聪明的孩子灵机一动，变得傲慢自大起来，长期乐在其中。

现代经济学家究竟是财政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经济学家（后凯恩斯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经济学模式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国家经济模式。

换句话说，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学模式本质上都是政府决策模式——不幸的是，难以证明究竟是西方国家的政府采纳了经济学家的建议促进了社会进步，还是政府官员的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学家的思考方式本就属于殊途同归。

市场依然客观存在，就像宇宙存在一样。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的西方经济学一直非常乐观，却始终没有奏效，社会动荡不安以及通货膨胀压力造成的危害此起彼伏，军备战争的梦魇更是久久挥之不去。

19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家尚且关注个别企业的活动和个别企业家的决策，同时也关注个人消费者和个人储蓄者，最重要的当时的经济学家仍然专注于提高生产率。19世纪的西方经济学由于往往迫使人做出选择，且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经常被称作“悲观科学”。

然而，从凯恩斯（1883-1946）之前的货币经济学家开始，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将微观经济束之高阁。他们看微观经济就像信仰牛顿学说的物理学家看分子和原子一样，认为它们只具有统计学价值，分子和原子本身并没有意义。

类似疫情实时动态报告提示的那样：每天变化的不是数字，是生命。当人口普查数据揭晓时，经济学家们照样会围绕着单纯的数字或者数字模型辛苦地一边分析一边出文章。

西方经济学家偏执地认为，始终或最终决定着社会生产率、资本投资或者资源配置等微观经济现象的，一定是政府的方针政策，即宏观经济事件 —— 国家经济繁荣，政府当然与民同庆；国家经济一旦陷入景气衰退或者社会危机，则定是政府领导无方，施政无能的表现。

即使这种说法正确，单一政府决策也已经无法作为一种宏观经济模式发挥作用了。

如今，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持续，只有世界经济才可被称为真正的“宏观经济”。尽管这丝毫不意味着政府已经可以置身事外，所谓依靠法制一国经济便可以有规律地实现自流，依靠法制定能保障一国之内的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恰恰相反。

从本质上讲，除了信念和信心可以青春永驻，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宏观经济理论不再是经济政策的可靠基础。

经济学家或许必须像100年前的物理学家们一样，彻底转向微观模式，提倡以微观经济学尤其是以生产率和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

“经济发展”最令人满意的定义是，经济为每个新工作岗位投入更多资本的能力稳步提升，从而造就更好的就业岗位、更高的工作质量和生活水平。

西方凯恩斯以及后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遗产在经济政策领域塑造了当前世界的一大社会政治任务，即就业。“充分就业”这个词是出自凯恩斯。凯恩斯对解决问题的唯一贡献是告诉世人哪条路确实行不通。

对于提高生产率和创新能力的需求，是由国家经济结构、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意味着一种新的经济理论的需求。之所以是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是因为新经济学不仅要给出新的答案，更要提出新问题，即作出新的假设、给予新关注，并且采用新方法。

“国家又大又落后，办起事情来不容易”。国家现代化建设真正的进步是在本世纪的“三十至五十年”。劳动力结构、人口结构及城乡结构变化，使经济增长甚至是较高速度（同时满足较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成为需要优先解决的大事。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今后的经济增长将有别于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并且这种增长仍将主要基于民间资本投资，而不是基于政府拉动消费。

陷入泥潭的西方经济学让人认识到，利润其实不过是一种幻觉。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强调的是成本：经营成本、维持成本以及弥补未来经营风险的成本储备金；当前就业岗位的成本、未来就业岗位的成本、未来老年人口养老金的成本等。

随着工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增加值中的占比逐步降低，以体力劳动为主就业的蓝领工人数量占比在非农就业总人口中的占比逐年下降，资本供应短缺的情况可能会比人力资源结构性短缺挑战更大，资本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需高于人力资源增长率的速度。

过去30年，公共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各类民间组织首先是企业组织，尚并没有为提高所谓知识劳动者和技术工作者生产率付出太多努力。我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生产率在过去的10多年里有大幅的增长，如今的研究人员、管理工作者以及教育工作者的生产率，未必高于自己的前辈。

工作是塑造和构建社会、社会秩序、社区共同体的核心要素。

​1992年，人口8000万以上的经济发达国家只有美国、日本和德国，美元计价人均GDP都在2.5万元以上。2019年，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全球一共29个，美元计价人均GDP在1万元以上的仅9个，其中老牌工业化国家占7个。

1980年代中后期，国家务农劳动力占总就业的60%。改革后农村生产力大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陡然增加。国家制定了农村搞活的社会政策，乡镇企业大发展，农民往大中城市转移的少，主要是乡镇工业等诸多行业，意外解决了当时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

1990年代中后期至本世纪头15年，将近20年，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向大中城市开发区的制造业集中。

后工业化国家前工业化时期的工业大发展主要靠成熟技术的引进和工人培训。如今，人口结构及产业结构变化，提高人力资源生产率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

传统的体力劳动者依靠的主要是体力和手工技能，知识劳动者或技术工作者则主要依靠技术或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新经济学的微观视角是管理，是一种社会实践。

现代意义的“管理者”是20世纪人类社会变革的产物。

因而，管理也是知识。知识现已成为一种生产资源，在社会上占据了国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位置。因此，“管理也是一种技术”。

现代社会几乎所有工作都已经实现社会化、组织化，绝大多数人的工作日常无不体现成为了某一功能性社会组织的螺丝钉。工商业、医院、学校、科研机构、社会工作、市政、城市公共资源等，凡是机构无不需要管理。由此，管理成为“组织社会”的特有职能，是管理将乌合之众转变为目标明确、多产高效的一个个社会性功能团队。

19世纪中后期，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陆经济体”，整个国家的各个地区拥有了相同的市场需求、消费偏好、经济价值观和共同的信息，但并不意味着北美地区此后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型贸易区。美国比其他发达国家较早实现大众消费经济，美国经济较早注重各地人的经济偏好、需求、兴趣和价值观。

现代组织区别于小农经济的精髓，是弥补个人的不足和缺陷，充分发挥利用每个人的优点和长处，共同创造财富价值。日本早在1950年代既将管理作为一个组织化的学科，并由此奠定经济和社会发展奇迹的基础。日本复兴恰恰说明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恰恰是管理 —— 基于微观组织成长发展基础的新经济学。

大众只轻轻一瞥，即使从远处看到经济发展前景，也会想从靠工作糊口转变成为通过工作过上更好的生活。经济学家传统上看不到满足感的领域，现在已经成为人们在意的东西，包括流动性、信息、医疗健康及教育。

由电子媒体连接的东西远超过人类现状或想象，不仅创造出许多新社群，更创造出一个更大规模的国家购物中心。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漠视经济考量是约束条件，对于人类而言，经济需求和经济满足重要，但不绝对。经济活动、经济制度和经济合理性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人类和社会目标的手段。西方经济学家普遍感兴趣的是商品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是人的行为、人的尊严和自由。

经济是象征。社会问题围绕着经济得以组织起来；一国经济是其一国国民的社会观、价值观和社会舆论的一种表达。所有组织的经营决策都需要仔细权衡和计算经济成本，只考虑“收益”无异于不负责任，丧失了功能。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财富的源泉是人类特有的知识。若把知识应用到我们已经知道该如何执行的任务上，便是“效率”。如果把知识应用不同于以往的新任务上，我们称之为“创新”。唯有知识能够让我们实现效率和创新。

新经济理论基于洞察而非分析，立足于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感知之上，植根于人们现有知识和所理解的关于创造财富的知识中，其原则不是对知识和权力的信奉，相反它信奉责任、建立在能力和同情基础上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