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记念》与坚硬的思想斗争_风闻

5月22日真是个令人悲伤的日子：13点05分，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病逝，享年99岁；13点07分，中国“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

熟悉袁老的人很多，熟悉孟老的人可能主要集中在医学圈子里。跟袁老在农学界一样，孟老在医学界也创造了多个第一：

翻译了第一部中文版肝脏外科入门专著；制作了中国第一具肝脏血管的铸形标本；提出肝脏分为“五叶四段”的经典解剖理论；完成中国第一例肝癌切除手术和世界上首例完整的中肝叶切除术；创造了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建立全球规模最大的肝胆疾病诊疗中心和科研基地，推动我国肝脏疾病的诊断率、手术成功率和术后存活率均达世界领先水平。

伟大的人总是在不断学习，也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突破已有的东西，而那些教条主义或依据既有理论否定实践的人，却造就了一出出骇人的悲剧。

中共党史里就有这样令人叹腕的思想路线之争。1931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未到会）派代表主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违反组织程序将王明推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夺取党中央领导权时，就发生了说不明道不清的**“东方旅馆大逮捕”**事件，23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共产党员的鲜血浸透了党史一页。

（一）23名共产党员被杀与鲁迅先生的记念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是走向刑场了……我又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88年前的1933年2月7-8日，鲁迅先生在自己的旧寓里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表达自己对1931年2月7日被杀的李求实、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的记念。1931年2月7日，同时被枪决的一共是23名共产党员，这些人的被捕与遇害与王明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以“东方旅社大逮捕事件”为关键词在网上搜索，会搜索到很多信息，但如果在高德地图上搜“上海东方旅社旧址”，我没有得到想要的收获。时隔90年之后，1931年春天的这段惨痛历史，在现实中已找不到明显痕迹。

根据李海文在《东方旅社事件——记李求实等二十三位烈士的被捕和牺牲》一文的研究，1931年的东方旅社地处上海市三马路222号，如今地处汉口路、浙江路西南隅，现为汉口路613号（我在地图上还是没搜到），1931年时为中共江苏省委秘密机关。

1931年1月17日中午，有人打匿名电话到上海国民党市党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报告了共产党在东方旅社开会的消息，连具体的房间号都讲清楚了，就在31号、6号房间。当日下午，租界捕探与上海警察组合成的行动队突然包围了旅社，将正在旅社31号房间开会的林育南、何孟雄等8人逮捕。17日傍晚到18日凌晨，又逮捕了不少人，一直持续到21日，又在该旅社和中山旅社、华德路沪新小学等处，设伏诱捕、大肆搜查逮捕了一批中共负责干部及其家属，前后共计逮捕36人。2月7日，国民党凇沪警备司令部在龙华秘密杀害23人，其中就有鲁迅先生两年后撰文记念的“左联”五烈士。

（二）王明的左倾路线上台与坚硬的思想斗争

“东方旅社大逮捕事件”远比谍战剧更真实惊险，其时间线理一理很有必要：

1931年1月7日：经米夫（未到会）、王明精心挑选，共产国际代表2人，中央委员22人，非中央委员（除何孟雄等少数人外，大部分意见和王明相同）15人，在事前未明确通知的情况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开始时就为应召开紧急会议，还是召开四中全会发生争执，后非中央委员违规参加了表决，以一票之差通过了四中全会的决议，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会上，王明提出了一条新的“左”倾路线，并散发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小册子。 

1931年1月8日：林育南到中央委员、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办事处（简称“苏准会”）常委张金保家里，打听四中全会情况，了解情况后指出：“王明这些人不是中央委员，他们有什么权力参加表决！”

1931年1月17日上午：上海的各级党组织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组织了多场会议，多处会议中均出现了争议，蹊跷的是凡有支持四中全会精神的人出席的会议，均未遭到破坏。

1931年1月17日中午：上海国民党市党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分别接到相同的匿名电话，报告了共产党在东方旅社31号房间、6号房间开会的消息。潜伏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中央特科敌工人员接到情报后，通知了党组织，但反对王明的人员均未接到通知。

1931年1月17日下午—21日：正在东方旅社31号房间开会的林育南、何孟雄等8人逮捕；其后在该旅社和中山旅社、华德路沪新小学等处，又有28名中共负责干部及其家属被逮捕，前后共计被逮捕36人。其后不几天，一些反对王明的被捕的重要干部的组织关系被停止。

1931年1月23日：36名中共负责干部及其家属（29名男性，7名女性）被转移到国民党凇沪警备司令部。

1931年2月7日：国民党凇沪警备司令部在龙华秘密杀害23人。

1931年4月25日：左联刊物《前哨·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一期揭露了这次屠杀，其后中共为23位烈士召开追悼会。

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23位烈士重新作出公正评价：

“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的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在被捕遇害的人当中，何梦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国最早的53名党员之一，曾在北大旁听，经李大钊介绍入党，地下工作经验丰富，也是反对李立三、王明左倾路线最激烈的优秀党员之一。他被捕时，妻子、妻妹和两个孩子也一起被捕关进了监狱，而他牺牲时年仅32岁。

王明上台后不久，和他那批错误路线的拥护者一起，几乎将中国革命引上了绝路。笔者老家的革命烈士陵园里，很多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烈士都展列其中。尤为令人痛惜的是，柳直荀、段德昌、周逸群、尉士筠、张宗理、杨德茂、胡慎己……那一千多名党的干部直接或间接死在了执行王明路线的夏曦之手。

其中柳直荀1932年肃反被杀，时年34岁，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其平反。笔者1996年曾经经过监利县周老咀心慈庵，无意中看到过柳直荀的坟墓，小小的坟墓掩映在树丛中，听说2009年已为其建立了烈士纪念园。

当然更广为人知的是润之先生1957年5月11日的诗篇《蝶恋花·答李淑一》，其中“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一句，年轻时尚不觉知那种延绵多年的沉痛，如今读来其中“不思量，自难忘”的牵扯令人痛绝。

偶尔再翻看1932年5月—1934年秋的一些党史文章，总感觉王明及其党羽近乎国民党的卧底。“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确实例证不少。违背真理的私心自用的王明，在将党的事业带向失败的同时，将自己也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脚板下的真理与艰难的实事求是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证明这句话和反驳这句话的例子都很多。王明第一次上台后，不少人人因为形势使然跟着走，润之先生被孤立。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几乎没几个人敢站出来对润之先生表示赞同，施以援手。这时候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是十分恰切的。但随着反围剿的不断失败，很多人特别是一线的指战员都很清楚王明那帮人是错的，在实践的教育下这时候真理就被多数人掌握了，直到王明等人成为绝对的少数，真理才逐步被党和整个革命力量接受。

也就是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是句透着形而上学小聪明的废话，要说真理掌握在善于观察、思考的实践者手中，才是符合事情的本质规律的，这就是两千多年前的《曹刿论战》、润之先生的《实践论》告诉我们的深层含义。

任何事件中，如果一旦夹杂权力和利益之争，那么当事人要看清事情的真相与潜藏的规律，难度往往特别大，唯一的破解之道就是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其实最初就诞生于润之先生的脚板下。

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日子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就扎了根、发了芽。而润之先生、杨开慧女士夫妻俩幸福的八个月共同生活，在武汉市武昌区都府堤14号孕生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帮助中国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马克思主义曾经诞生于图书馆、工厂、街头、战场等地，并在广泛而艰苦的实践中得到升华，等到胜利了、安逸了、脱离实际了，又在案头、图书馆、讲台上被打碎和歪曲。

实事求是需要格局、胸怀、良知、勇气，更需要脚踏实地和艰苦的实践。正确认知很多时候是干出来的，既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

如果历史学习就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零碎信息填充，那历史是白看了。所以看历史总有一个感觉： 不少人读不懂历史更不会从历史里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