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管理政策和持续努力的结果_风闻

中东战火不断，疫情久久肆虐。

人性是不完美的。因此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事物，包括人设计的社会也不可能完美 —— 历史或许永远不会终结。其实，每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的人对社会的期待和理想并不高，无非只是需要一个较少痛苦，还可以容忍并能选择乐见其成的社会。

—— 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条件，约束罪恶，减少仇恨，远离战争、暴力、麻木和冷酷。像西方某些政客和官僚时不时把所谓人权、公平正义的口号挂在嘴头上，老大自居，枉顾他人生命权、价值观体验与感受。

尽管人性不完美，但是人彼此平等，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创造能力，都有自己的社会功能，都应该被尊重，且应该被鼓励去创造。

在一个由功能多元的组织所构成的现代社会中，使各种组织负责任地、自觉自治地、高绩效地运作，是维护国家公民自由和尊严的重要保障。

80多年前我们已经懂得，民族要复兴，先要实现自主与独立；40多年前我们已懂得，要传承民族文化，就要建设一个运行良好的现代经济。20年前我们深刻认识到，弘扬民族文化，则需要建设一个运行良好的现代社会：致力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一些沉着而冷静的学者认识到，人类由上千百年的传统社会发展到近三四百年的现代社会，由十分漫长的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主要是在20世纪的100年间。

16世纪时，中国比英国富裕得多。明万历年间（英国伊丽莎白时代），中国绅士与英国绅士的生活水平不相上下，而两国穷人的生活水平也差不多。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工人的生活水平超过了大多数依然停留在传统文明中农耕国家的百姓。

1860年至1910年间，大约每过20年世界上还就有一个新的工业国家出现。但是一战后的50多年里，再没有一个国家成为先进工业国。世界经济由此面临一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

国际上的开明人士们认识到，当世界上有2/3的人每周必须辛苦工作80个小时也才能勉强糊口时，其他1/3的人怎可能闲散度日。在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后，在大家都更容易知道别人在如何生活状态时，这种情况更难发生并长期维持下去。

除非有足够多的地方能够表明发展与族群无关，而是正确政策和持续努力的结果，否则世界就会面临比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阶级战争更可怕的幽灵 ——国际种族战争。

如今，在占地球人口接近1/5的东方国度，人们的生产活动与劳动力、社会与政治制度在20世纪末新世纪初二三十年所发生的的一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性质上，都已与20世纪初的情况和人此之前经历的一切存在着天壤之别。

不是国家融入了世界，而是国家一直都在。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大到国家民族，小到省市区县乡，到每一个企业、每一家医院、每一所学校，世界远在远方，世界也就在脚下。边界是情怀与传统所系，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人为自我限制、自我想象。

历史上发生诸多社会变革，在规模上要小得多，在速度上也缓慢得多，但却经常在举国的思想上和精神上引发巨大危机，造成最猛烈的反抗和激烈的内战。20世纪末发生的同样激进的社会变革，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混乱局面。社会变革在发展过程中所引起的矛盾和动荡，简直少得不能再少。

20世纪也曾经是人类史上最残忍和最暴戾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无数的国内战争，令多个国家的平民百姓饱受折磨的独裁暴君、种族清洗和种族屠杀几乎贯穿始终。

20世纪世界上所发生的种种社会变革，究竟是由登上头版头条的政治事件引起的，还是那些政治事件最终是由此类社会变革造成的，其实连固执己见坚持历史决定论的人也很难弄明白。

社会变革就像深海里的海水，不会因海面上的惊涛骇浪而轻易改变流动的方向。改变社会、经济、社区和政治制度的往往不是表面上狂风暴雨般的某些政治事件，而是社会变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最大的群体都是农民，无有例外。自古以来，农民一直是世界人口的主力军。

100年前即一战前夕，在粮食供应上，除新大陆上的美国以外的所有工业化发达国家，大多数越来越难以做到自给自足，依靠从非工业化和工业尚不发达的国家进口粮食。

80年后，几乎所有工业发达国家不仅实现了粮食可以自足有余，农民在人口和劳动力中的比重更是下降到了惊人的只有5%左右。很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不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属于“农业综合企业”，且似乎是技术、资本和信息最密集的行业。

我国类似这一伟大历史性进程的出现，就发生在刚刚过去的短短30年左右的时间里。漫漫历史长河中，纵使有轰轰烈烈，纵使有激情澎湃，豪情满怀，却也静水潜流，悄无声息。

沉静而卓越的思想家们发现并确信，第二次世界大战代表着一个人类的旧时代的结束，而非开始。未来时代即将发生一切社会变化显示出，新社会一定蕴含了一些尚未被人们注意、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视的东西，即管理。

管理不是经济学，也不是商业。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制度，管理实践崇尚和平，专注发展，首先在越来越多国家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正如成功总会引发全新的不同挑战，管理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与时俱进，与日俱增。

21世纪，未来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未必就是经济上的挑战，而更多是社会性挑战。

革命往往激烈而壮观，潜藏在社会和文化现实之中的重大变化倾向于悄悄地渐进发生，如火山爆发和地震发生前一样，很少能被觉察到。西方社会种种迹象表明，当地政府可能仍不清楚如何控制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势头。

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突出问题，发展与和平依旧是最重要事业与追求。发展仍是最重要的经济过程。

经济成功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反而会制造许多新问题。不过，经济成功可以让人们更容易面对问题和矛盾，甚至最终缓解乃至解决矛盾。

发展是一种成长，成长从来都不井然有序。发展也是种变革，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容易引发混乱。发展也非常危险，不是灵丹妙药，但发展之外的其他的选择风险更大。世界上局部发生社会和政治灾难的重大危险并非已荡然无存，若选择发展以外的某种替代方案有些地区依然可能甚至连生存的希望都奢侈。

经济发展会瓦解古老的生活习俗，改变一个社会及其传统，必然同时以其现有文化机构和价值观为基础。传统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历史延续与演进，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微妙得多。

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柱是培养人才和增加资本生产力。经济援助或外来投资发展的考验不是投入了多少钱，而是从外部筹集到了多少别处的钱，特别是从当地筹集到了多少资金。最理想的情况是，他知道“如何不用稻草就可以做砖头”。

如何在不投入任何自有资金的情况下大量吸引到当地资本，因创造了机会和需求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靠知识和想象力，靠企业家精神获得报酬，靠创造财富而不是拥有财富来获得报酬。

宣称资本“缺乏”经常是对资本管理不善的一种委婉说法。

国家扶贫攻坚战所取得的每一场最真实胜利成果，根本上都要使穷人富有了生产力。每当面临贫困问题时，一些经济学家的第一个冲动是通过分配财富来解决。不幸的是，没有足够的财富可供任何一地的政府去分配，理想只会破灭。

管理始于目标设定，援助常常只是一种催化剂。经济增长主要源自后发地区、后发企业自身资源。

社会已高度组织化，包括工商企业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都不得不为国民的“生活质量”负责任，不得不遵循社会基本价值观、基本理念和基本目标要求，并将其作为日常经营活动的一主要标准，将把提高公民“生活质量”视为实现组织运营目标的一个机遇（商机），并经由管理转化为有利可图的生意或事业。

没有不发达的社会，只有欠缺管理的社会组织。管理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管理政策和努力的结果。

从每个物质层面看，150年前的日本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但日本很快出现了管理，涌现出一批称职甚至堪称卓越的管理者。1960年代的人认识到，是明治时期的日本而非18世纪的英国，也不是19世纪的德国，或应成为不发达国家发展的榜样。因为那意味着管理才是重要原动力，发展是结果。

民众除关注管理取得的可衡量结果外，还会同等关注管理体现的基本理念与价值观，除了代表生活水平，管理还将代表社会的生活品质。无论是一家企业、一家医院还是一所学校、一个超级市场、一座商务楼宇，都无法置身事外。

过去30年，国家经济社会取得巨大进步再一次证明，管理的未来必将也如此。

换言之，进一步的发展将更加依赖于人而非物质财富。

即使在西方国家资本家思维逻辑也早已日薄西山，首先在西欧和北欧走向破产，典型在美国出现改良。毋庸置疑，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在西方世界仍占据主导地位。陷入困顿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惯性力作用下或反反复复，或执着于某一技术细节，见物不见“人”。

自二战以来，和平与发展，激发了人的潜力，管理成为国家发展的基本需求，日益成为一种真正世界经济意义上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