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在波兰工作的难忘经历_风闻

1952年底，我被选派去波兰留学，学成后就留在我国驻波兰大使馆工作。从此，我的一生就与波兰结下了不解之缘。在40年的岁月中，我有约一半时间是在波兰度过的，那里有我的事业，也有我的朋友。

与中国外交界的许多同志一样，我的外交生涯也是从当翻译开始的。由于当时懂波兰语的干部较少，我曾有幸为几位国家领导人担任过翻译，亲眼见到他们是怎样与外国人交谈、怎样进行工作的。在多年的翻译工作中，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当翻译的那几次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 1957年11月，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盛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分別签署了《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毛泽东拜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右一)。

1957年11月中旬，毛主席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当时，波兰统一工人党新上任的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有些做法令苏联不满，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驻波兰使馆派我去莫斯科，以备毛主席和哥穆尔卡会见时当翻译。

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大会开始前，在大会主席台的后台，我见到了毛主席。主席握住我的手，亲切地问我的姓名、是哪里人等。他的手又大又温暖，我终生难忘。以前，我只是在天安门前的游行队伍中远远地见到主席台上的毛主席，现在能这么近地见到他，并同他握手，真是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幸福。

▓1957年1月，哥穆尔卡参加波兰议会大选投票。

几天后，中波两党领导人会见，我担任翻译，又见到了毛主席。由于我对主席的湖南口音不习惯，有时听不大清。我记得当毛主席提到“纸老虎”时，我没听清楚，主席就用英文说“paper tiger”，对方就理解了。

过了两天，毛主席率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去波兰党代表团的住处进行了回访。这两次会见，毛主席都是在做波兰党的工作，规劝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党新领导搞好与苏共的关系，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重。

在这之后，我还有幸旁听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我担任记录），听到了毛主席关于“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 “红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等著名论述。

当时，哥穆尔卡在会上受到有些党的攻击，在他较为孤立的情况下，毛主席支持了他，并一再劝说参会各方“同志之间有隔阂要通过谈判解决”。毛主席的发言对缓和会场气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党之间的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

▓ 1954年7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波兰，在华沙机场与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贝鲁特（前排右4）、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前排右3）交谈。周恩来总理右手边是翻译高佩玉。图源：《中国和波兰的故事》

说起来，我给周总理当翻译要多一些，也更早一些。第一次是在1954年，当时周总理开完日内瓦会议后，于7月26日率党政代表团对波兰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尽管随团有水平很高的俄语翻译，但为了表示尊重对方国家，在一些公开场合，我们还是尽量用波兰语翻译。当时，我只学了一年多的波兰语，心里完全没底，紧张是可想而知的。

周总理看出了这点，一方面鼓励我要大胆地翻、要沉着，另一方面很仔细地听我的表达。由于总理的外语基础好，理解力强，所以有些话尽管我翻得不完善，他也懂了。

记得有一次谈话中提到“变压器”这个词，我不知道波兰语怎么说，卡了壳，总理就用英文的“transformator”提示，对方很快就理解了。由于总理的这种鼓励和帮助，我紧张的心情逐步缓和，从而能将自己所学的东西较好地发挥出来，基本上保证了双方交谈的进行。

由于初次给国家领导人当翻译，生怕听不清或听漏了，所以在招待会上我不敢吃东西。总理注意到了，便说：“你吃一点东西吧，否则会饿的。”在以后几次宴会上，他也很照顾翻译吃饭，有时说话停一停，以便让翻译把嘴里的食物嚼烂了吞下去。如果桌上有两个翻译，他就建议两人轮流翻，以便都能吃一点东西。

当翻译的都希望说话双方能用简短的句子，能有停顿，不要说得太长，因为那样往往不容易记全。周总理说话就很注意停顿，他在与外宾交谈时，往往说几句就停一下，以便进行翻译。

▓周恩来总理

我永远不会忘记波方为周总理访波在部长会议大厦宴会厅举行的那次盛大招待会。招待会开始之前，厅里早已挤满了人，他们是波兰的党政负责人、一些国家的使节以及各界的代表。人们都想一睹周总理的风采，因为周总理是知名人物，他此访又是我国领导人第一次来波兰访问。

时间一到，在宴会厅后方的阳台上，小乐队奏起了中波两国国歌，人们看到周总理在波兰党政最高领导人贝鲁特、萨瓦茨基、西伦凯维茨等的陪同下站在宴会厅入口处。

音乐停止后，大家热烈鼓掌欢迎。周总理缓缓地走进来，与使节和部长们一一握手。在场的人都很兴奋，我更是无比激动。我感到这是中波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更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时刻。

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贝鲁特和周总理先后发表了祝酒词。之后，周总理便拿着酒杯到各处与人们交谈。他落落大方和平易近人的风度，文雅而无拘束的谈吐，真令人折服。他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人们，赢得了大家的赞赏。招待会之后举行了舞会，许多女士都愿与周总理一起跳舞，他总是很大方地邀请不同的女士翩翩起舞，整个招待会的气氛十分融洽友好。

▓ 1963年，马佐夫舍歌舞团访华演出场景。图源：《中国和波兰的故事》

为欢迎周总理访问，波方还组织了群众大会。双方正式讲话后，由波兰著名的“马佐夫舍”民间歌舞团表演节目。

该歌舞团刚于1953年访问过中国，学了两首中文歌。当他们用中文演唱《东方红》时，坐在离舞台不远处包厢里的周总理情不自禁地一边点头，一边用手掌合着拍子轻击座前的木板，并轻声哼了起来。

这个很小的动作没有逃过下面观众的眼睛。渐渐地，一个个观众转过头来，微笑着望着周总理。台上的演员们也注意到了总理的反应，他们唱得更有劲了，台上台下融成了一片。

▓ 1957年，波兰华沙机场，周恩来访问波兰，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右）、波兰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左）合影。

1956年10月，东欧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国际形势变得十分复杂。波兰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新上台的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党领导处境艰难。

1957年1月，波兰要举行议会大选，各种政治势力争夺议会席位的斗争异常激烈，执政的统一工人党有失去议会多数的危险。为此，波党新领导急切要求我党派高级领导人去访问，以表示对其支持。1957年1月中旬，党中央决定派周总理率党政代表团对苏联、波兰和匈牙利进行访问。

当时，1956年“十月事件”余波尚未完全平息，波苏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周总理与波兰党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对波党的基本路线加以肯定，表示支持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新领导。除了两国代表团的集体会谈外，周总理还曾多次去哥穆尔卡家与他单独会谈。总理亲自登门拜访和他的真诚态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56年10月，哥穆尔卡复出后第一次在大会上讲话。

哥穆尔卡曾因党内路线斗争于1951年被捕，坐过一段时期的牢。他在1956年10月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后，没有搬家，仍住在原来的一套很普通的单元房里，室内的布置很简单，房间也不宽敞。那条街也是华沙最普通的一条安静的小街，街上看不到什么警卫。他的夫人亲自端咖啡招待客人。

哥穆尔卡在谈话中不止一次抽烟，他把一根烟分成两三节，每次就抽一节。周总理注意到了这点，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抽烟。他说这是在监狱养成的习惯，为了节约烟卷。这件事给总理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他不止一次向代表团的同志谈到这件事。

当时，波兰国内纷纷传，由于中国党的坚决反对，制止了1956年“十月事件”时苏联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的企图，使波兰避免了匈牙利那样的流血事件。因此，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周总理在波兰的威信很高，周总理所到之处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

记得总理到达波兰西部重镇弗罗茨瓦夫时，自发来欢迎的群众把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总理一下火车，人们就把他团团围住，有的向他献花，有的向他表达感激之情，场面十分热烈动人，却把双方的保卫人员弄得十分紧张，好不容易才从人群中开出了一条路，让总理和代表团通过。

波方安排周总理到弗罗茨瓦夫市访问，是希望总理支持波兰的西部边界，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德有一部分人始终不承认波兰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条约形式确定的边界，即以奥得河-尼斯河为线的波德边界，声称波兰的西部地区是属于德国的。

波兰国内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人便蠢蠢欲动。在该市体育馆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周总理提到了波兰西部边界：“以奥得河-尼斯河为线的波兰西部边界是和平的边界、友谊的边界。”我党的这种表态对于波兰党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支持。

但是在校对这篇讲话稿时，我出了错。当时，访问日程排得很紧，讲话稿定稿很晚，我直到群众大会开始前10分钟才匆匆校对完，没来得及再检查一遍。在群众大会上，我作为翻译念了这篇译稿，会后有一位同志发现波文稿中漏翻了“和平的边界”这几个字，我没有校对出来，当即报告了周总理。

总理对此很重视，批评了我的粗心。他说，这是很重要的几个字，只是“友谊的边界”还不完整，必须同时是“和平的边界”。由于当时译稿已经发给了波兰通讯社的记者，总理指示马上采取补救措施，让他们加上。好在第二天见报时加上了，这才部分地弥补了这个错误。

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极为深刻，它使我认识到：当一名翻译，不仅要外语水平过硬，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头脑。作为外交战士，必须政治上敏感，工作上认真负责。

▓ 贺龙与周恩来。资料图

在这次访问中，还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当时，贺龙副总理是代表团的成员。在赴弗罗茨瓦夫市的火车上，有一位波兰记者几次三番要求采访贺副总理，但贺老总一直没有同意，只是微笑着摇头。他对记者说：“你去采访周恩来总理吧，他是团长。”我当时当翻译，心中还有些纳闷，事后才认识到，这正是贺老总组织纪律性强的表现。

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71年9月，正是林彪一伙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之后不久。当时总理的工作非常繁忙，又要处理林彪的问题，又要准备即将到来的国庆节。那天晚上，我看见总理比以前瘦多了，白头发也多了些，显得有些疲倦。

他刚接见完一批外宾，一刻也没有休息，便振作起精神陪波兰外宾一起吃晚饭，后来又一直谈到深夜。送走外宾后，总理又得回去处理一大堆紧迫的工作。

在每个人的职业生涯中，都会有一些难忘的回忆。当我回忆自己的外交生涯时，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身影经常会浮现在眼前，让我感到亲切，得到激励和启示。我会把这些记忆永远珍藏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