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凭什么十年吸引1000万人口？_风闻

　　◎作者 | 青岩

　　当人口红利不再，位于价值链条末端的“世界工厂”中国凭什么和别人竞争？

　　这可能是七普人口数据公布后，中国对于未来的最大担忧。

　　令人意外的是，浙江省已经给出了初步的答案。

　　七普数据公布之日，就是人口红利争夺大赢家亮相之时。

　　十年净增2000多万的广东，不动声色就有千万入怀的浙江，堪称“中国双壁”。

　　想直观地感受它们的优势究竟有多大，只看七普与六普的数据对比远远不够。

　　还得加上这张——

　　相对而言，给人带来最大震撼的非浙江莫属。

　　作为一个人口总数常年第10名的省份，十年净增1014万人，增长18.63%，增量和增幅分别居全国第2、第3，这速度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

　　人口统计可不只是纸面上一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它是一千多万活生生的人，他们的年龄、性别、收入、阶层……如果这些要素实现黄金搭配，那基本可以决定一个地方未来一段时期可能触及的高度。

　　以浙江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甚至能够通过它去揣摩整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战略方向和布局。

　　那么，浙江凭什么10年就能吸引到一千万人口？

　　其实，10年还说多了。因为，进一步观察浙江人口过去十年每年的增长，我们就会发现爆发式增长出现在2015年以后。

　　如果对浙江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有足够的关注，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

　　一条曲线直接塑造了浙江的魅力值。它在产业经济学上被称为“微笑曲线”。

　　“微笑曲线”是宏碁创始人施振荣先生在1992年提出的，大致形状如下。

　　在产业链上，利润高的更多集中在两端，分别是研发、品牌、市场销售和售后服务，而从事简单制造和组装、代工的企业利润水平最低。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它的经济布局是两端高中间低，那么它就能笑口常开；如果两端低中间高，那么这个曲线就立马变成“哭泣曲线”——就难免被别人卡脖子。

　　对中国来说，成为“世界工厂”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其实质则是中国长期处于价值链的底部。

　　iPhone的利润分成最能体现这一点，拥有知识产权和品牌的美国独占利润的60%，而中国组装工厂仅能分得1.8%，其它的则被日本、韩国、台湾、荷兰……的供应商瓜分。

　　所以，十四五规划才明确提出要加速实现产业升级，抢占价值链的高端。

　　然而，价值链的高端并非想抢就能抢到的，21世纪什么最重要？答案当然是人才！

　　事实上，早在十四五规划提出的若干年前，中国很多地方就已经先知先觉地开始了布局。只要简单回顾第一轮抢人大战是由哪些地方发起的，历史就很容易照进现实。

　　浙江就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而且成果显著。

　　浙江抢人的成果有两个标志性节点：

　　一个是杭州超越深圳成为2019年全国人口净增最多的城市。

　　这是一个堪称大转折式的变化，浙江省内的人口第一过去长期由温州把持，杭州后来居上或不令人意外，但它居然很快就能和深圳在人口争夺上一较高下，而且还赢了，就不得不说有点颠覆常识。

　　第二个是宁波突然爆发，杀进人口全国城市竞争力前五。

　　杭州，再加上宁波，双城齐飞，这就令浙江全省具备了某种普遍性，甚至规律性的成分。

　　仔细观察浙江省产业布局，会发现杭州是互联网平台经济之都，负责激发各种生态场景的数字型嬗变，而未来可以擦亮中国品牌的中高端制造多集中于宁波，其它地区则在制造业、服务业方面各有侧重。

　　杭州与宁波双城在浙江向“微笑曲线”两端冲击的进程中，发挥了引领性作用。

　　从人口流向分析，十年间浙江全省净增的1014万人，其中杭州净增324万，宁波竞争180万，也远远拉开了和其它城市的距离。排第三位的温州仅增加了45万。

　　浙江的经济走势与人口走势，暗暗契合中国人口红利的两个世代。

　　第一次人口红利，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它更侧重人口的数量；而在大国博弈的当下，当中国完成了初步的经济起飞，劳动力人口顶峰已过，第二次人口红利就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第二次人口红利侧重的则是人口的质量。

　　仔细观察浙江的发展路径、净增人口结构，并和广东做一个对比，那么我们也许会得出如下结论：

　　在第一次人口红利中，广东独占鳌头，而同时分享了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浙江，正在第二次人口红利时期后来居上。

　　“微笑曲线”的左端——创新研发、品牌、设计，是大国竞争的根本。

　　中国当前经历的新技术竞赛与围堵，让紧迫感日甚一日。颠覆式的创新、指数型的增长、不断打破固有壁垒，可以说谁引领了这场技术革命，谁就能获得未来几十年的长盛久安。

　　在这一波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脉络上，浙江，尤其是杭州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扮演了领先者的角色。

　　这一切都依托于高端人才的大量涌入。从2016年起，杭州人才净流入率连续五年全国第一。

　　这一波的人才竞争，杭州要赢的不是别人，正是北上广深。2018年，杭州的人才净流入率是上海的6倍，北京的29倍，而且，流入杭州的技术人才，接近一半来自上海、北京和深圳。

　　高端人才涌入的红利极其丰厚。

　　2017年，杭州AI创业公司的数量超过广州，仅次于北上深。此外，杭州的科技独角兽数量已跻身中国第三。

　　如果，你以为浙江只有互联网，那你就错了。

　　中高端制造是新技术、新工艺最密集的领域，包含着最高附加值的设计、专利、品牌，而浙江早早就喊出要打造先进制造中心，于是浙江拥有全国第一个“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宁波。

　　有意思的是，宁波获批示范城市的时间也是2016年。

　　如今的宁波，在稀土磁性材料、高端金属合金材料、石墨烯、专用装备、关键基础件、光学电子、集成电路、工业物联网等八大细分行业，表现都颇为亮眼。

　　任正非曾预言，未来10-20年内，如果爆发新的技术革命，最大的颠覆是石墨烯时代颠覆硅时代，而浙江省就是中国最早实现石墨烯产业化的地方，万吨级石墨烯导电浆料生产线就位于宁波。

　　双城驱动的“微笑曲线”对浙江人口改造的效果极为明显。

　　过去十年，浙江拥有大学文化以上人口占比从9.3%上升到16.99%，差一点翻了一番，差不多是全国最快的。

　　高端人才的积淀也使得浙江科技创新的成色愈发深厚。

　　2020年5月，21世纪经济报道对全国25个重点城市的2019年全年的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进行了梳理，除了北京、深圳、上海三个城市。南京、广州、武汉、杭州都超过1万件。

　　在一些数字化关键技术方面，如果按照企业贡献排行，我们能够在这个榜单上清楚地看见杭州本地互联网公司名字。

　　至于“微笑曲线”的右端，浙江带来的改变中国人目前的感受应该最为深切。

　　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8.6%，数字经济增速9.7%，是GDP增速的3倍。

　　其中，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的提升最为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数字技术帮助中国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对高端服务业的垄断。

　　而在垄断壁垒上撕开一道口子的依然是浙江。

　　作为世界电商中心，阿里巴巴让中国零售电商交易额完成了对美国的反超，并迄今遥遥领先。

　　早在2017年前后，杭州就已成为全球移动支付之城，98%的出租车、超过95%的超市便利店、超过70%的餐馆都可使用移动支付，菜场小摊也普遍能用手机买单。

　　杭州用“连接”把自己打造成互联网时代的中心，它是平台经济的中心，是物流的大脑，是互联网新应用场景的产房。

　　由此，你不难想象过去五年，互联网工程师的首选，由北京、深圳变成了浙江杭州。

　　杭州本土互联网公司蚂蚁集团的人才结构，是一个鲜活的注脚：其1.6万名员工，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占比近10%，技术人才占比超过60%。

　　在所有的产业升级中，服务业的升级最难。高端服务业被称为价值链皇冠上的明珠，以至于中国普通人一想起服务业第一反应往往就是端盘子、炒菜的，但在数字化的冲击下，中国服务业的升级变成了摧枯拉朽。

　　杭州是中国少数服务业占比超过60%的城市，也是服务业率先全面数字化的城市。就服务业品质而言，过去别说让杭州和伦敦、纽约比，就是和广州、上海比也颇有不如，但在新技术加持下，杭州却在部分领域实现了直线超车。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微笑曲线”的底部。

　　一个社会的稳定，最终将取决于金字塔底部的稳固程度。

　　劳动力和产值在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之间的重新分配来势汹汹，势必对底层人口造成冲击。

　　但在浙江，微笑曲线底部的就业机会，也实现了两个人口红利世代的顺利交接棒。

　　《大国大城》一书曾提到美国的一个研究发现——城市中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就业可以带动5个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其中，2个是相对高端的服务业（比如医生和律师），而另3个则集中在消费型的服务业（如售货员和餐馆服务员）。换句话说，1个高科技产业就业可以拉动3个中低端就业。

　　数字时代，每个数字产业的就业可带动的中低端就业岗位有增无减，这也是浙江十年1000万的奥妙所在，对底层足够友好。

　　每一种数字技术新形态，都需要现实世界的配套工种，如零售业数字化，需要配套的快递、直播、平面模特、平面设计、运营；餐饮服务业数字化，需要配套外卖小哥、闪送、跑腿、小店数字规划师；租赁数字化，需要配套单车运营、单车修理工；移动支付线下化，需要配套收钱码软件开发、二维码地推、支付终端制造商；打车的数字化，需要配套的网约车司机；平台服务的数字化，需要配套在线众包客服……

　　世界经济论坛在《2020未来就业报告》中预计，到2025年新技术和人机之间的劳动分工将导致8500万工作岗位的消失，也将创造97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

　　两个时代的接棒和新一波新工作机会的争夺，浙江明显抢了个先手。

　　这同样可以从人口结构中看到。

　　工业时代，“世界工厂”对女工的需求远高于男性，电视剧《打工妹》说的就是这个现象。

　　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相关工种取代了工厂，成为进城青年的首选，人口性别比也因此被逆转了。这些年浙江涌入的外来人口，男性就明显高于女性。

　　图片来源：浙江发布

　　所以，上世纪进工厂打工是农村青年初入城市打拼的首选，而现在则变成了外卖、快递小哥。

　　过去5年，人社部公布的新职业，一半以上和数字技术相关。

　　最“带量”的是电商。仅淘宝就创造了百万级别的新岗位。数字金融对就业的拉动性也值得一提。以支付宝为例，迄今其平台上催生了40余种全新职业，在全国范围内直接创造了近700万人次就业。

　　还停留在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地区，它们现在最纠结的是“月薪一万也招不到工人，只要三四千的大学生一抓一大把”。

　　而在努力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地区，哪怕你只有中小学学历，上进的机会也可能无处不在。外卖小哥，收入普遍高于城市普通小白领、普通公务员；电商模特、主播，收入可以比肩互联网公司员工等。阶层对身份的固化也被打破了。

　　新的上升通道被打开，这就是“世界工厂”可期的未来。

　　孔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1000万人口，浙江凭什么吸引得来，还能留得住？

　　这背后是浙江对外来人口、人才、企业的友好度。

　　过去五六年，浙江有几件事情引发全国羡慕和抄作业。

　　一个是5年前，浙江率先推出“最多跑一次”理念，把上百项城市政府服务搬进手机，大大提高了个人和企业的办事效率和便利性。如今，这个口号已经成为全国其他城市的标配。

　　一个是一年多前，当疫情肆虐的时候，浙江率先研发出健康码，大大推动省内复工复产的效率和灵活度，还率先包大巴到千里之外接节后返工的工人。如今，健康码也早已成为全国其他城市的标配。

　　还有一个是几个月前，杭州率先给几十名外卖小哥颁布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初级证书，外卖小哥凭证书可以享受杭州积分落户加分和个人所得税专项抵扣等技能人才政策。

　　25岁的牛明智来自湖北黄冈，一路从骑手做到队长、站长，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成为一个杭州人。

　　此外，生活在浙江，还有诸多公认的软性福利。以外来人口流入全省第一的杭州为例，杭州开放的人才政策整体抬升了这座城市的幸福感；此外，杭州对年轻人最友好的一点是，房价远低于北上深，通勤时间也低于北上广深，但收入却并不远低于北上广深。

　　这几个小切面，或许能让你认同，为什么在必将更激烈的抢人大战中，浙江敢立下如此雄心：在未来十年，让浙江人口再增加700万。

　　中国正处于一个新技术变革的时代奇点上。旋转的硬币，总是能让我们在毫厘之间看到社会进化的两面。

　　但白驹过隙，又让大多数人往往难以把握住时代节奏变迁的一刻。

　　2009年，中国工人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

　　美国媒体表示，中国人的勤奋和巨大的人口红利，是推动中国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不过，这样的赞美是廉价的。

　　中国向中高端制造进军时，美国翻脸了。2018年后，中美对抗迅速激化。美国在指责中国抢了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的同时，却把更大的精力放在对中国科技进步的围堵上。因为美国清楚：大国竞争决胜科技进步。

　　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发起冲锋，是中央在十四五规划中做出的战略选择，只有产业的升级，才能让8800万中国劳动力快速找到自己的各种可能，让中国在大国博弈中发挥出无限可能。

　　在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转换中，有人看见了壁垒，也有人看见了从壁垒缝隙透过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