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西林 | 专业与超专业：当代知识分子面临的矛盾和转型_风闻

**“知识分子”：**从阶层角色向活动机制的演变

现有的话语体系普遍将知识分子看作实体的身份角色，或者是社会学的阶层。说到知识分子，往往指称一个人或者一批人，所以经常谈到“阶层”这个词。但对“知识分子”上述理解的历史性，即知识分子的阶层化、社会学化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知识分子存在及其观念经历了深刻的历史变动，但流行观念对此所知甚少。因此需要简要梳理。

知识分子活动是作为人类劳动必需的超越性意识的古老活动。迄今为止，知识分子活动经历了多层演变。（1）从巫师开始的符号体系的垄断性传递，产生出以据有知识为特征的知识分子谱系。近代分工社会以职业与分科结合的专业及其教育文凭，形成了迄今最深厚的知识分子社会阶层存在与观念。（2）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以后，以文学艺术家为代表的超专业公共关怀，成为第二类知识分子活动。俄国“интеллигинция”一词成为《大英百科全书》权威界定的现代知识分子词源，但此词恰以超越自然-社会科学专业性为特质。道义良知担当源于宗教高度的批判，成为它区别于近代专业知识分子最鲜明的特征。人文知识分子从而成为现代知识分子代表。（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高度专业化建构的现代社会中，公共问题批判必须结合专业分析进行。超专业关怀与专业性分析相结合，成为以爱因斯坦、阿马蒂亚·库马尔·森（Amartya Kumar Sen）等自然-社会科学家为代表的第三类知识分子特征。在上述演变中，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着社会阶层的社会学属性。这一属性是知识生产及其教育传递与特定社会阶层的相关性所决定的。周礼崩解后，知识分子的活动由儒士这种特定的古代礼仪活动遗留者的身份来承担。法国大革命培育的沙龙成员和文学通信作者依托读书会与刊物成为人文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分子则依托专业化社会及其专业教育。（4）这种相关性在当代科技推动的生产方式转变中已发生重要变化。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特别是人工智能与互联网对知识符号传播垄断的打破，知识分子实体阶层化的条件正在当代社会弱化。当代的趋势是，“知识分子”从一种人格主体承担的身份名词开始向一种活动机制和功能场域演化。知识分子变成一个动词，突出表现为一种活动的机制。这种机制在当代把传统知识分子原来承担的专业知识与道义良知等内涵，逐步变成了相应内涵的社会功能活动架构或平台。这个平台是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平台。

爱因斯坦

知识分子上述演变层次并存于现代社会。特别是在中国这类近代、现代、后现代重叠的社会中，专业工具型知识分子、超专业公共论坛的专家、拥有最多粉丝的明星与大咖，实际上共同承担着中国社会转型复杂的公共职能。但知识分子现代功能分化的轴心，依然是专业与超专业关系。在专业化势不可挡的18世纪，康德从专业与超专业的关系角度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哲学定位。这一定位迄今仍然是把握知识分子机制最具深度的思想平台。

康德“公开运用理性”的知识分子哲学涵义

康德在关于什么是启蒙的著名回答中，奇特而深刻地提出了“公开运用理性”。

康德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惟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什么是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康德说：“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

他说“任何人”都可以“公开运用理性”而成为“学者”。如果不以词害意，我们有足够理由把德国近代思想界从康德到费希特所奠基的“学者”观念解释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面向全部听众。这个“全部听众”是一个全称词，它同时也是指参与其中的所有自由个体，甚至可以理解为康德历史哲学所指向的“作为世界公民”的人类理念。“公开”，不是指发言人单方面“公布”，而是显示出此言说属于敞开地接受由自由个体所组成的“全部听众”的批评对话场域。由此揭示出一个最高、最普遍的“公共领域”。何为“公共领域”？这不是指公众聚集的实体空间的广场会堂，而是上述诸项条件所构成的境界性的视域，一个可以想象且随时可以进入的理性存在体。

当一位父亲从私人利害关系中抽身而出，向幼儿园的儿子解释不能以强凌弱欺负小朋友时，即使只是两人之间的耳语，他已置身于那个面向“全部听众”“公开运用理性”的最高、最普遍的人类公共领域，从而成为拥有境界性视域的知识分子。质而言之，当你不用专业词汇和职业话语而使用一种普遍的理性话语言说时，你就是知识分子。与之相对，各个专业范围内的活动在康德看来都不是知识分子活动。例如，医生从医学专业角度向病人问诊、政府新闻发言人发布某一个新闻、教师给学生上课程表安排的课等，这些例行公务都是“私下运用理性”，而不是“公开运用理性”，因而不是知识分子活动。这是一个深刻的内在性定义。

但是，现实的社会是由专业和相应的职业主体构成的，这些活动有各自特定的交谈对象和特定的应用功能背景，无论是医疗、行政还是教学都是这样。因此，康德所说的原则上“任何人”作为个体自由获得启蒙标志的知识分子的“公开运用理性”不可能是实体化的，因为人们必须在更多的时间中回到自己的职业岗位上，以专业身份交易谋生。这种公开运用理性的行为与其说是依托于特定职业的人（知识分子：社会学名词），毋宁说是一种“任何人”可以参与却不固化为任何特定阶层的流动的活动机制（知识分子活动：动词），或者是一种承担社会功能机制的活动场域（哲学名词）。不同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学阶层的知识分子传统分类，康德在近代启蒙时期提出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哲学分类原则。

康德文章的核心题旨本来并非本文所阐发的知识分子分类，而是启蒙与个体自由的关系：个体在进入公共领域的公开运用理性的知识分子活动中获得启蒙并成为自由的个体。因此，从事知识分子的活动绝非奢侈之举，而攸关个体本己价值的自由。这构成辩证的互动关系：知识分子活动场域的公共领域由自我启蒙的个体自由活动构成；同时，唯有通过参与建构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活动，个体才能实现自我启蒙并获得自由。从而“作为学者”（知识分子）与作为自由的个体是同一个概念。

除个体通过自我启蒙实现自由的意义外，对于人类而言，为什么需要这种非专业的面向全体听众公开运用理性的知识分子活动？知识分子活动的公共领域与现实中由专业机制运行的社会不同，它在所有专业与职业之上。这个“上”不是在宗教信仰或者社会学的等级制意义上而言，而是就其普遍性与公共性而言。作为现实专业世界必需的人性化机制与意义导向，它对人类生活各个专业分工领域具有整合涵摄性与价值规范性。

人类有效的行为，本质上是事物规律与特定人类目的的统一。相关研究揭示出特定目的所触及的对象规律，及其与主体目的相统一的方式。其表述被称作知识。知识的应用价值是直接的效用价值，其特定涵义由各类科学技术专业揭示与提供。眼前这个杯子可以用来盛水就是其应用价值，但是这个价值是眼下生存利用的价值。有阅历的成年人都能看穿：生存及其驱动下的效用追求并非自由。知识分子关心的是，杯子盛水给我带来的超出它本身生理解渴之类功用涵义的意义。这种意义可以是品尝，或者借此感受斟水递杯者的人伦情谊，海德格尔式更丰富辽远的想象力，甚至令我感受此水杯及水的机缘所凝聚的天地神人关联域。所有这些意义作为实在的喝水的精神感受，赋予喝水不再同于畜生饮水的性质。我用这个日常例子对意义进行说明，是想强调一种眼光，这种眼光超出了现实生活的直接生存机制，因而不属于任何专业或职业。但是，人类从日常生活到重大国务活动的底蕴都或深或浅隐含着这种眼光。这种眼光是专业或职业活动内在依赖的。然而，用周易的话说，“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君子之道，就是知识分子眼光。

康德指出：当我们各个从业者在自己职务上例行公事或从事职业工作的时候不是知识分子，但是当我们从职业和专业的岗位抽身面向所有的人进行“普遍性”的对话交流的时候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从业者是同一个人，因而这种身份的转换并非出格的特别行动，而是随时随地可以发生的场域以及内在态度的转换。在街头纠纷或交通事故发生时，当事者所习惯的开场白“咱们讲理”，就是本能地进入一个公共场域以求公正。优秀的医生作为“私下运用理性”的专业工作者，在严格按照可靠可行的原则确定治疗方案之外，以自我评估即反思的“公开运用理性”态度，向患者说明这一常规治疗的局限与正在酝酿的新技术，甚至谈论个体差异与人的主体性原则。这后一种交流并非专业工作所必须，而是对现行专业活动作超出本职工作的评估，这就是知识分子活动。它将专业置于发展的创新前景中，并推动患者看见比治疗更根本的人性及其生命的理念。厨师将烹饪的食品递给食客，受到由衷的赞赏与感谢，双方微笑致谢与说“不客气”，均非商品交易所必须，却同时激活了由事务化所麻痹的公共伦理场域与个体的自由本性。在这双重意义上，厨师与食客在那个时刻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交往虽然发生于限定性时空，却已进入一个普遍性的意义世界。

再举一个更大规模的例子。2018 年基因编辑事件引发风波。来自专家队伍、文化界人士与政府的评估，一致认为这是侵犯人道的科学技术滥用。需要注意这一评估话语的专业与超专业的关系。评估首先是超专业的最高公共性的话语。它是从人道主义或人性意义高度对专业运用的价值规范。一切科学技术或专业，作为人类的生活手段，都无权僭越人道主义。但这种人道主义评估话语不是专业话语，因为在后宗教时代专门规范人生意义的职业不再合宜。政教合一时代教士或者儒士有这种面对全体民众宣讲人性规范的身份，近代的作家、文化人士以及早期的人文知识分子也会特别关注并言说这种类似教士的、传播人生观的话语。上述职业性人生人性观教化言说依然存在，并且今后还会继续存在，但已不是主流。然而，这绝不意味着这种对人生人性意义的关注及其表达不再重要，也绝不是说现代社会不再需要这类言说人道意义的人士。恰恰相反，随着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及其环境空前覆盖的塑造，对科学技术及其专业运用的人文人道价值规范的重要性也空前上升。

以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为代表的文化观念思潮的历史性兴起，具有对先行的现代化文明反思性的评价背景。其中自然性与个体性是文化抗衡制造业文明的特性。这一特性被转化为现代化文明的平等与多元原则，同时它又反过来限制大一统的权威主义文化的评判地位。这导致前现代诸类古典型知识分子神圣身份与魅力的消解。

现代化文明保护现代性的文化自决原则：在不僭越本时代文明规则前提下，每一个人基于个性禀赋对于自身发展有文化选择的权利。牧师或国师式的布道话语即使包含着崇高的境界，却因其自上而下的绝对应然逻辑，而不再普遍地适合于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这一转变反映在韦伯关于学术作为志业的著名讲演中。韦伯激烈地要求这类布道者离开大学讲坛到大街上去。现代文明的社会及其政府不会允许特定信仰利用公共机构进行垄断性传播，同时又尊敬一个“公开运用理性”反思与评价自己的人文意义世界。这就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所强调的作为现代文明重要原则的政教分离。现代多元性与知识分子话语普遍而且最高的公共性如何统一？这是一个迄今人类思想家争执不休（韦伯：诸神纷争）、重大而且困难的时代课题。我们需要继续探索。

韦伯

专业性是现代知识分子超专业活动的必需条件

康德的先验哲学易于导致对知识分子及其公共空间的抽象化理解。然而，公共空间即使处在专业社会之上，但却是对于专业社会的反思判断。知识分子的话语不是脱离经验现象界的、抽象的先验哲学话语，而是从人文意义高度对专业经验世界的反思与表达。反思的前提是对于反思对象的准确认知，但是，认知活动的两个方面——感性直观及其知性范畴的统觉活动，在面对专业化的现代社会时，已必须借助专业实行。显微镜与天文望远镜的视觉对象、机器的速度、市场交易与现代政府施政的机制，特别是改变了人际交往方式的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的虚拟世界，均已远非个体感性直观与范畴统摄的对象。即使是现象学依凭的日常生活世界，从食材流通到生活器具，无不拥有超出直接感知的技术链条背景。不依靠专业，哪样可以成为个体直观与判断的经验对象？康德已经指出，人类对“依概念、判断、推理建造”的“知性存在体”（verstandeswesen），因其抽象性而无力直观。当代社会已被建构为巨大的“知性存在体”，百姓日用而不知；专家知之，却局限于专业一孔之见。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活动从而受到根本性限制。

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公共性问题的评论，必须借助于专业。超专业者反思现代社会的一个趋势正是专业化。何谓专业与专业化？它是近代分工强化与普遍化的人类活动特征。专业知识是关于确定且趋于缩窄的分界范围内的对象与活动的知识，它是与相邻知识分离的专门化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研究对象与方法连续积累为稳定的系统的知识，它被称作“科学”。专门的科学学科即专业。经由近代的行会及其最高代表的大学（拉丁文universitates：大行会）教育，专业为分工化的生产及市场交换，乃至社会管理各个环节提供专门技能的职业劳动力，此即专业化。

专业化不仅提高人类活动的效率并降低成本，而且深度地内在塑造了现代社会。现代化的原则之一，就是要求各行各业的专业化。专业化不仅是高效满足民众各种需求的可靠保证，也是社会理性与法制的保证。但是，作为现代化基础指标的专业化同样是现代化弊端乃至危机的原因。专业以分离性而失去知识的整体联系，专业化的手段以缺失活动目的，特别是缺失人性意义的价值规范，而被韦伯刻薄地判断为“专家无灵魂”。前述贺建奎改造人类亿万年自然演化的基因，就是以人工制造为特质的近现代专业技术面对自然演化母体时“无灵魂”的盲目傲慢。更为根本的是，专业化所依据的专业知识本身在当代的生产和传播，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人类正进入一个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知识经济时代（knowledge economy ）。这一社会需求推动专业自身的更新周期空前加速缩短，知识的加工、保存和传播越来越人工智能化。在这种情况下，对知识的创新而非对特定阶段知识的熟习，成为了专业知识的命脉。但知识创新的素质恰恰根基于超专业的文化心理结构。本文最后落脚的超专业的通识教育，将对此有更具体的说明。

因此，现代专业与超专业的相互依赖关系比康德时代要更加紧密。康德以哲学家为典型对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哲学规定，忽视了现代社会超专业公共性与专业分析之间的辩证关系。福柯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奥本海姆这类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专家对自身的超专业反思，成为不同于传统文人作家的新型知识分子。爱因斯坦以理论物理学家身份反思原子能的利用、原子弹之父萨哈罗夫对苏联专制主义抗议的道义担当、宇宙物理学家霍金关于人工智能的危险性的警告、深层语法学家乔姆斯基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批判，这些当代著名科学家的人文意义评价，均是康德所说的超专业的公共性批判，但又是专业性的或在行的公开运用理性活动。

福柯

面对复杂的专业化的现代社会问题，脱离专业的纯人文意义评价无法具体地深入问题症结。现代化社会超出专业的公共问题的人文意义阐释，必须借助专业特别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专业才能言之有物。

**专业与超专业分离：**知识分子的现代衰落

然而，即使是借助专业分析，超专业的专家型知识分子“公开运用理性”的重心也不是重复专业活动。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康德的核心词组“公开运用理性”。“运用理性”，当然包括康德所揭示的科学先验结构的认知活动，它体现为（感性直观地）摆事实与（知性统摄地）讲道理。但是，“运用理性”不仅是为逻辑说理提供限制性规定（不是无根据、不确定、不集中的乱讲），而且积极性肯定作为合乎道德法则的自由意志，亦即作为“理性”价值本体的实践理性。因此，作为认识活动推导性理念的“理性存在体”（vernunftwesen），其最终根据是作为目的的个体人格的“理性存在者”（das vernunftige wesen）：一种不仅将自己而且将他人永远视为目的的个体自由意志及其人格尊严才是“运用理性”的核心，包括专业背景的全部知识分子活动的核心根据与立场即在于此。超专业性在此成为超越现实的理念性批判，从而必然赋予知识分子承担道义良知的特有气质及康德并非偶然所强调的“勇气”。但如康德举例所示，知识分子即使有道义担纲，也服从专业社会而持守理性分析。

“理性存在者”不仅是“公开运用理性”的核心，也是与实质是“知性”的“私下运用理性”的区别所在.。更为前沿的是，这一区别也正是超专业与专业性当代聚焦形态的人工智能区别所在。从而，康德关于知识分子活动机制的超专业性，成为研究人与人工智能区别这一当代前沿课题的重要思路。

但是，“理性存在者”需要投入知识分子公共领域建设才同时生成自身。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不仅要求借助专业分析以直观“知性存在体”，而且要求相应地从私人伦理升华到民胞物与的公德情怀：知识分子机制公共性之普遍性与崇高性，不仅是对个体感性直观无力看见的抽象无形的社会知性结构的“神性直观”（康德语），而且是对进入同样巨大的陌生人共同体必然衰减的血亲亲情的崇高提升。

由此再度回到知识分子超专业活动的人文意义根基。正是基于实践理性的价值本体而发展的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继17世纪的自然科学、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科学之后，在19世纪下半叶拓展出第三大知识类型的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人文科学就是阐释主体自身的价值意义及其文化形态的知识类型。在专业化时代格局中，人文科学赋予文史哲诸学术以专业学科的“人文学科”定位。那么，是否可以由此将知识分子活动纳入人文学科专业呢？

人文意义言说今天经常被归属于人文学科从业者。但是，传统文史哲专业的人文学科学者实际已经处于康德关于专业话语亦即“私下运用理性”的境况中。人文学科学者愈益纳入近代开端的专业化轨道。除了不能像自然-社会科学那样普遍数字化之外，大多数文史哲学者的研究对象已经转向本学科知识性的专业学术史，而不是直接面对人文经验：哲学研究哲学史而不研究哲学问题、伦理学研究伦理学说史而不研究伦理、文学研究文学史而不研究文学经验。人文学科学者已经罕见孔子或苏格拉底那样直接面向“全部听众”“公开运用理性”，而是说着外行听不懂的本专业术语，其问题意识已不是原初的人类生活意义问题，而是讨论本专业的行规技术。因此，现代社会就其基本状况而言，已不存在专业的人文意义言说者。艺术本来是一个例外。近代以后从实用技术独立出来的艺术原本是专门诉诸人类意义感知的活动。艺术家并非偶然地成为现代社会活跃的人文知识分子。但是，现代派艺术激进革新人类感知方式的同时，却大幅度脱离人类感知基础而让人看不懂。现代派艺术的致命缺陷，正是脱离“面向全体听众”的普遍公共领域而沦为专业化小圈子交流.。

人文学科专业缺乏与现代社会同构的自然-社会科学专业分析工具，又陷于无现实感应的专业化风气.，这使人文学者与自然-社会科学专家同样表现出专业片面性。当代社会中像爱因斯坦那样科技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活动并不普遍，专业知识分子仍然普遍恪守专家身份，无论其旨趣或素养，都更难进入知识分子活动。无论是社会学阶层角色的知识分子或活动机制的知识分子，其本身已趋于衰落：学者被体制化的大学规训为知识谋生者；无专业背景的传统教化被批为“说教”；缺乏时代问题意识与思想深度的人生格言被讥为“心灵鸡汤”；既无专业内涵又无思想深度的热衷公共言论者被称为浅薄的“公知”“意见领袖”“知道分子”。“知识分子”一词已趋于贬义化，甚至被污名化。“知识分子的背叛”“犬儒”“叫兽”已成为流行语。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世界性的现代现象。因此，抵抗政教合一结构而呼唤知识分子道义勇气虽然重大，但更长远根本的转变，却是知识分子机制所依托的专业知识生产方式及信息传播交往方式的改造。

从后一角度观察，才能将知识分子衰落，与公共领域万众欢呼蜂拥的大众文化明星及互联网的“大V”（VIP：very important person）纳入同一变局。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公共领域及其影响力。公共领域是知识分子活动机制的一个空间标志，这一标志恰恰以超越现实公共集合体的意义世界为内涵。脱离后者的公共领域在当代时尚文化中急剧膨胀，而拒斥超专业意义升华的庸俗性恰是时尚文化的重要特性。因此，公共领域影响力并非知识分子活动的本质标志。恰恰相反，隐居于世俗边缘的孤独深思，才是古今中外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者对公共领域保持反思能力的本质特性，这一特性是知识分子活动生成普遍公共领域的根基.。

但是，人工智能专业化技术与大众消费主义文化对知识分子超专业的意义升华钳制，岂不正是对知识分子职能缺失最尖锐的逼问？这是一个最不需要知识分子的时代；这是一个最需要知识分子的时代：这两个判断难道不是一个更深刻的辩证判断？因此，在韦伯沉静崇高的守夜人的安心立命之外，知识分子需要投入实践，通过转变自身而改造专业化社会。

**通识教育：**知识分子培养机制的改善之道

知识分子实践的目标，首先是知识分子自身生产机制的改造。基于科技发展的知识生产及其传播方式演变，乃是历史大势。直接可行的是教育变革。教育仍然是知识分子阶层的生产机制，同时也是知识分子机制的生产母体。沿着康德的哲学深度，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聚焦于专业与超专业的矛盾：现代社会的专业化，要求超专业的知识分子批判以专业分析为必要条件；但是，不仅自然-社会科学从业者被训练为缺乏人文视野的工具型专家，人文学科学者同样被分割为缺少科学思维的文人或训诂型专家。他们都是近现代教育专业化所付的代价。

近代分工的职业需求与科学分科的结合，奠基了大学的专业系科编制。以创建柏林大学（1809）为标志，科学研究历史性进入大学，并以民族国家竞争为外在动力，强化形成了科研支配教育的专业乃至专业主义主导格局。这是19 世纪以来大学的普遍格局。新中国接受苏联冷战时代举国计划经济竞争体制，以专业科技人员培训为大学职能，当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国内与国际市场经济竞争、地缘政治及其资源争夺均更趋激烈，这一背景使专业技术及其研究性教育更显迫切。在人类仍以科学技术支撑其文明的时代，大学的专业主导地位无法逆转。只有在科学技术面临其效用的批判性价值规范与创新动力危机的历史背景下，专业知识的研究及其传授方式才会转向其教育母体，进而才可能改变唯科研-专业主义的大学教育格局。作为通识教育开端的美国耶鲁报告（1828），正代表着这一历史转折点。

通识教育兴起的背景包括两个形式上相反的代表性方向：反思批判专业科技主义支撑的现代主义（从经济到政治、从自然生态到文化心理）弊害，复兴与保守经典人文传统；积极回应知识经济时代专业知识日益缩短更新周期、专业交叉与整合空前活跃，以及人工智能日益扩张的形式化处理客观知识的趋势，将超出专业知识体系演绎推理逻辑的创新发生机制作为教育培养的根本目标。这两个理念方向的通识教育存在深刻区别，并形成文化守成的经典浸淫与基于课题实践情境的创新思维培训不同的通识教育模式。但二者兼容并包于广义的人文主义通识教育（亦即注重专业学习的主体性素养目标教育）中，并分别从价值规范与知识创新对近现代专业主义教育构成批判性综合。

通识教育对文理分割教育的会通，并非外在的知识性互补，而是对受教育者自始即进行的完整人格素质与完整认知结构的超专业奠基，从而成为专业主义教育釜底抽薪式改造。通识教育成为知识分子超专业活动应用于自身的改造。通识教育特别强调，在本科阶段抑制专业化倾向，是为了使学生在进入专业狭窄性模塑之前，在想象力、直觉判断、思辨以及价值立场素养方面，都获得一种完整的主体性奠基，从而为他们在专业阶段提供深厚的基础与创造的源泉。

201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教育2030行动框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面向全人类而且特别侧重于第三世界与下层社会的教育纲领，针对知识经济时代所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已将应对性的职业技术培训长期化为终身教育，而其内容已不仅包括具体的技术专业学习，更加强调思维训练与情感审美素质教育。这表明，以通识教育为代表的当代教育变革，已涵盖全部教育领域，而不仅是精英创新教育。

由此可以指望的前景是，不仅未来的科技专家将是人文素养型的专业知识分子，而且人文学科的学者也将是拥有科技思维结构的现代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涵盖全社会的通识教育将使新型社会公民实现康德所设想的“任何人”“作为学者”参与知识分子交流。通识教育因此成为知识分子培养机制的改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