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疫苗之王」，困在豪赌里_风闻

封面图｜《白虎》剧照

文｜风马牛 （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

「我要在伦敦呆很长时间，因为我不想回到那种处境下，一切都压在我肩上，但我一个人根本解决不了！」 4 月末，印度血清研究所的 CEO 阿达尔·波纳瓦拉（Adar Poonawalla）接受《泰晤士报》的采访时沮丧地说。

氧气短缺、黑市猖獗、恒河浮尸……日均新增病例突破 30 万的印度，一幕幕惨剧仍在不停上演。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推动下，印度正成为全球疫情的「新震中」，此时加快新冠疫苗的接种速度，对遏制疫情扩散非常关键，印度血清研究所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作为印度最大的疫苗制造商，印度血清研究所（Serum Institute of India）不仅是「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的主要生产方，同时还拥有其它 4 种疫苗的生产线，如果开足马力生产，它所生产的新冠疫苗将占全球供应量的一半。然而，就是一家如此重要的公司，面对汹涌的印度二次疫情时也显得非常无力，其 CEO 甚至携家带口「逃」到英国。

印度素有「世界药房」之称，就在 3 个月前，总理莫迪还骄傲宣称「印度已经控制了疫情，准备向其它国家输送抗疫经验」，印度血清研究所是「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的重要力量。那么，这到底是一家怎样的公司？身处发展中国家，它是如何崛起为全球最大疫苗制造商，又是怎么陷入眼下这个新冠疫苗困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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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利多销卖疫苗

印度和疫苗的渊源由来已久。

1897 年，法国犹太裔微生物学家沃尔德玛·哈夫金（Waldemar Mordechai Wolff Haffkine）在印度孟买研发出世界上首剂鼠疫疫苗和霍乱疫苗，并创立「孟买细菌学实验室」，为印度的疫苗事业打下了地基。

1947 年，印度刚发布《印度独立法》不久，就加入了 WHO （世界卫生组织）。为了在国际上提高影响力，在 WHO 的倡议下，印度政府开始刻意引导发展国产医药产业，疫苗产业也在其中。

奇怪的是，在印度独立后的 30 年间，印度一方面做出积极响应 WHO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态度，另一方面却并不主动制定儿童接种疫苗的计划。没有政府方面持续稳定的投入，印度国有疫苗企业根本无力研发当时全球流行的疫苗，只能依赖进口现成疫苗，重新包装后分发给各地医院。

哈夫金纪念邮票

国有企业的不作为，让一批有经商头脑的人蠢蠢欲动，印度血清研究所的创始人塞勒斯·波纳瓦拉（Cyrus S.Poonawalla）便是其中之一。

塞勒斯祖上也是阔过的，但家族人数太多，庞大家产分到他祖父那里时，只剩下一栋房屋和一片牧场，再传到他父亲，家里就得靠繁育赛马为生了。

塞勒斯出生于 1941 年，很小就赶上了印度独立，对独立后的印度经济变化深有体会。在他看来，赛马这项运动在英属印度时期很流行，所以这项生意有利可图，但在独立后的印度，没有那么多人再花费重金买马、养马、赛马了。那些骏马最后的命运，都是被卖到研究所，作为培育血清的活体容器。

1966 年医学院毕业后，塞勒斯接过家业，一咬牙就把日薄西山的赛马事业停了，改为「印度血清研究所」，专门从事基础疫苗生产，技术全从国外「拿」来。成立第二年，开始生产破伤风抗毒素和破伤风疫苗。八年后，生产百日咳-白喉-破伤风三联（百白破）疫苗。成立整整十年，印度血清研究所才有了第一家自主科研机构。

塞勒斯·波纳瓦拉

塞勒斯采取的生存策略很简单：先投入成本，买来最基础的疫苗技术，投产盈利后，再谋求自主研发。由于破伤风疫苗、白喉疫苗、百日咳疫苗都是全球当时已经非常普及的技术，购买成本低，但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接种。

在国有疫苗企业毫无竞争力的背景下，塞勒斯以远低于进口疫苗的价格，占领了大片印度市场。不仅如此，塞勒斯还学着印度政府，积极与 WHO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系，率先刷足了存在感。

于是，印度血清研究所开业不久就有了非常可观的利润，而资金，正是一家医药产业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塞勒斯用零售界常见的薄利多销策略，闯进了门槛极高的医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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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弃子」带来的奇妙机遇

1990 年，一种神奇的疫苗在印度普及开来。

那是一种专门给公牛做绝育的疫苗，只需要不到 1 卢比（约合人民币 0.31 元）就能让公牛绝育，不开刀、不上麻药、不影响雄激素分泌，简单轻松地解决了印度「牛」口泛滥的问题。当时许多国家的农学院都以此作为案例，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公牛绝育疫苗」这种巧妙实用的技术诞生，正标志着印度疫苗市场的爆发。

1990 年代，印度经济自由化程度加大，墨守成规的国有疫苗企业彻底被市场淘汰了。此时，全球顶尖医药公司，如辉瑞、默克、赛诺菲都在攻克高端疫苗，霍乱、百日咳、肺结核这样的传统疫苗生产线渐渐被淘汰，全球供应量严重不足，像印度血清研究所这样专门生产传统疫苗的生产商便抓住机会，脱颖而出。

1994 年，靠着早年间和 WHO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立的关系，以及多年来生产传统疫苗的实力，印度血清研究所产品开始正式供应联合国机构。仅仅 4 年后，这些疫苗就出口到了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999 年，印度血清研究所成为全球最大的麻疹疫苗和百白破疫苗生产商。

在不发达地区普及传统疫苗，是 WHO 和联合国儿基会的重要工作

塞勒斯在商场得意的同时，还不忘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2001 年，阿达尔·波纳瓦拉从英国威斯特敏斯特大学毕业，正式加入印度血清研究所。阿达尔·波纳瓦拉是塞勒斯最看重的儿子，从小就送到英国读书，回家后，这位年仅 20 岁的继承人就被任命为 CEO ，塞勒斯自己退居董事长，同时掌管家族的其它事业。

「留洋」多年的阿达尔给印度血清研究所带来了发展新思路。阿达尔明白，传统疫苗是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但在此基础上，资本雄厚的研究所已经有实力去够一够高端疫苗市场了。

2004 年，印度血清研究所推出全球唯一的吸附性液体狂犬病疫苗。2007 年，推出流感嗜血杆菌疫苗以及应对膀胱癌的卡介苗。2010 年，推出 H1N1  流感疫苗。2012 年，并购荷兰生物医药公司 Bilthoven Biologicals，成为全球仅有的 4 家能生产注射型脊髓灰质疫苗的企业之一，顺利攻入欧洲疫苗市场。

在阿达尔的经营下，印度血清研究所不仅拥有庞大的传统疫苗生产基地，还有了进一步生产高端疫苗的实力。

更重要的是，进入 21 世纪后，印度血清研究所超过 85% 的收入来自海外，在儿科疫苗领域有很高的占有率，全球有 65% 的儿童至少接种过 1 次来自印度血清研究所的疫苗。「从出生开始提供保护」成了印度血清研究所的口号。

重基础、敢花钱、国际化，在「创二代」阿达尔的手中，印度血清研究所连续多年被认定为印度第一大生物科技公司。当印度以仿制药打出「世界药房」的名头时，疫苗，成了「印度制造」最能拿得出手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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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一场豪赌

2012 年 5 月 31 日，比尔·盖茨在 Facebook 上兴奋地说：「受塞勒斯博士和他儿子阿达尔的邀请参观印度血清研究所，我太荣幸了！」这次短暂的参观，让比尔·盖茨意识到塞勒斯父子俩所做的事业和比尔-梅琳达基金会努力的方向有重合之处。

2020 年全球疫情爆发之后，新冠疫苗的研发和生产成为医药企业关注的重点。很早之前，印度血清研究所就已经是 GAVI （全球疫苗联盟）的成员之一了，比尔·盖茨也是 GAVI 的知名捐助人。

由于新冠疫苗研发-生产非常复杂，印度血清研究所便向几大主流疫苗研发商递出橄榄枝，愿意作为生产商参与其中。这无疑是一场豪赌——

首先，每一种疫苗的生产、储存条件都不同，印度血清研究所无法利用现有生产线改装，必须投资建新厂房，巨额投资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大问题。

其次，谁都知道新冠疫苗紧俏，但新冠病毒是昙花一现，还是将长期存在？这意味着新冠疫苗投产后价格走向会不会呈抛物线形态，万一病毒昙花一现，那么生产商能不能收回前期巨额投资？

最后，新冠疫苗研发时间太短，安全性和用了几十年的传统疫苗根本没法比。如果使用过程中出现大量不良反应，或者生产原料紧缺，都可能被迫停止生产，一旦竞争对手快速补位抢占市场，此前的投入都将打水漂。

明知有如此大的风险，印度血清研究所还要押下重注，赌的就是「人无我有」的独特性。

一开始，仅靠印度血清研究所自己的资本，完全无法在短时间内建立新厂房。这时比尔·盖茨就率先表示，愿意支持一部分资金。紧接着标榜「印度制造」的印度政府也出面，愿意投资。厂房有了，阿达尔又利用自己在英国多年的人脉，谈下了「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的合作协议。

似乎一切都在朝着阿达尔希望的方向走。尽管「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因为大量不良反应被质疑，但在更多迫切渴望摆脱疫情的地方，印度血清研究所生产的新冠疫苗被一针针注入人们的身体。不久之后，又有几种疫苗研发方决定和印度血清研究所合作，几乎可以预见，这家从前以传统疫苗见长的企业，将成为全球新冠疫苗最大的生产商，《经济学人》、《金融时报》都对此发表了积极的看法。

印度血清研究所疫苗生产流水线

但世事总不遂人愿。

由于美国疫情反复，拜登上任后一直没有叫停特朗普下达的「疫苗原料出口禁令」，今年 4 月，有印度媒体预测，如果禁令再不解除，印度生产的疫苗将因为缺少 37 种关键原料而停产。供应链高度国际化的印度血清研究所自然也不例外。

这时，空有厂房却无米下炊的阿达尔已然焦头烂额。他透露自己被一些关键人物给电话威胁了，现在生产出来的疫苗「如果给了X，就不能给Y，Z也在旁边等着」。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印度政府派出 5 名特战队成员贴身保护，他则带着全家飞往英国。

「逃」离印度后，阿达尔还在 Twitter 上发文，@拜登，希望他尽快解除「疫苗原料出口禁令」，推文下面的评论中，一些人怒斥美方是「疫苗黑手党」，还有一些人坚决支持拜登，认为「美国优先」是正义的。

阿达尔的推文

时间流逝，阿达尔掷下重金的赌局，渐渐滑向被动停产这一边。但此时远在伦敦，身家超过 130 亿美元的波纳瓦拉父子俩仍有机会翻盘。人口 3.3 亿、已经完成 37.7% 疫苗接种的美国哪怕非议缠身，也仍有足够底气自称「自由的灯塔」。只有恒河边伴着火光的幽幽哭泣，纪念着那些本该有机会留下来，却再也留不下来的人。

商业得失、民粹主义和万千生死离别，统统汇聚到了印度血清研究所生产的一瓶瓶疫苗身上。

回顾印度血清研究所前后五十余年、历经两代人的创业，不得不赞叹一句「有眼光、好手段」，正因为这些大大小小的私有企业，印度才撑得起「世界药房」这个称号，莫迪自豪的「印度制造」也才有底气。

然而，印度血清研究所眼下的困境又告诉我们，越到危急时刻，政治博弈的权重就越大，国际化程度再高的企业，最终也不得不依托于母国的实力。生命本该是压倒一切的砝码，可现实并不总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