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没人逛街，每天工作11小时_风闻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何国胜 

　　发自陕西延安

　　延安的故事是讲不完的。

　　宝塔山自唐代矗立，在中共中央和红军入驻后，成了革命圣地的象征和“指向标”。而现在的宝塔山成了一个“舞台”，每当夜幕降临，宝塔山就被灯光装饰，或黄或红，山体成为一张幕布，讲述延安历史的影像被投影到其上。

　　山脚下的延河两岸满是仰头瞻仰历史的游客和居民。

　　如果我们暂时离开延安的主人这个讲述主体，从外部和他者的视角审视延安时，她会是什么模样？

1

　　落脚点

　　红军长征后的落点选在延安是由于一张报纸。

　　1935年9月19日，聂荣臻和林彪随二师进驻了陇南哈达铺。在那里，他们搜集报纸时，发现一张国民党《山西日报》上，刊登了一条阎锡山围剿陕西红军刘志丹的消息。

　　“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聂荣臻即刻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送去。

　　毛泽东收到报纸后很是开心，立即让秘书把报纸传给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等阅览。之后，毛泽东让周恩来找来中央红军中唯一来自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贾拓夫了解情况，贾拓夫把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等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

　　聂荣臻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时刻。

　　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的干部大会，分析形势后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到陕北去。

　　10月19日，毛泽东带着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到达了陕北保安县吴起镇，历时一年的长征终于有了终点，同时，中国的民主革命也有了新的起点。

　　杨家岭革命旧址中毛泽东的旧居

　　但一切才刚开始。红军在保安还没缓口气，国民党的三个骑兵团就尾随至红军前哨部队不足十几公里处。而且蒋介石知晓红军北上与刘志丹会和后，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动10万兵力，围剿陕甘苏区。

　　后经直罗镇一役，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围剿被打破。毛泽东把这场战役当作是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的奠基工程。

　　但此时，距离党中央正式进驻延安城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蒋介石也未放弃对陕北红军的围剿。

　　在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前，刘志丹带领红26、27军解放了6座县城，但延安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

　　1936年3月，刘志丹在领导袭击敌军工事时负重伤，后不幸牺牲。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3个月后，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直到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之后，东北军撤出延安，只留下二千余人的民团和保卫队。12月18日，红军轻松接管了当时还叫做肤施县的延安城。

　　1937年1月13日，延安城贴满了“欢迎抗日领袖”等标语，从城北门口到大砭沟口道路两侧，站满了人。城里充斥着唢呐声、锣鼓声和鞭炮声。

　　这是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正式进驻延安的日子，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历史从这一刻正式开始。

2

　　真的是同甘共苦

　　在西安事变前，在国民党的各种话语体系中，共产党及其军队都是“匪类”，统称为“赤匪”。而且长期以来，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严格的新闻封锁，有关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很难传播。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

　　1936年6月，斯诺穿过封锁线成功到达保安县。作为第一个到达陕北的外国记者，斯诺经过实地考察，让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陕北苏区。而在斯诺去过保安后一年，国民党也组织了一个考察团赴延安考察。

　　《欢迎国民党中央考察团》（1937年5月，童小鹏摄）

　　那是1937年5月，蒋介石的“剿共”内战已经停止，国共两党关于合作抗日的高级代表谈判正在进行中。国民党为了“调查红军苏区是否具备合作诚意”，遂向延安方提出派“中央视察团”到陕甘苏区视察的要求。

　　5月16日，收到南京这一要求的当天，中共中央经过一番研究，决定同意。之后经过一番交涉，南京方面应中共中央要求，将“视察团”更名为“考察团”。因为“视察”带有上下级的含义。

　　一个为数18人的考察团随即成立，团长是陆军中将涂思宗。

　　5月23日，考察团离开西安，先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前方总指挥部考察。之后，继续北上，经铜川、洛川、甘泉等地，于29日到达延安。

　　当天，考察团的汽车驶到延安桥时，看到林伯渠、贺龙、林彪、陈赓等一众“大将”列队欢迎。涂带着考察团众人下车步行，“号兵奏三番号，武装仪队约一营，行礼后，高呼：‘欢迎中央视察团’、‘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口号，最后歌唱新编‘国共合作，打倒日本’的军歌，场面相当隆重”。涂思宗日后在《延安点验共军记》中如此回忆。

　　值得一提的是，考察团在延安期间，延安大礼堂门上方罕见地用一面1931年式军旗代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与一面青天白日旗并排悬挂在一起。由此可见，当时中共中央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深具诚意。

　　1937年延安大礼堂悬挂的旗帜和标语

　　考察团在延安主要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和红军部队。考察团注意到了延安通常给外界留下的那种对比：物质条件的艰苦和精神的高昂。

　　比如，涂思宗事后就如此描述抗大：“该校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不成学制，学生年龄不限，老幼性别不限，男女科系不分，可以说乱七八糟，但不可忽视的是学生的情绪似乎还不错，可以从全体歌唱时看出来，声音高昂而整齐。”

　　而且涂事后回忆坦言，“抗大艰苦的生活环境、紧张的学习生活，给考察团留下深刻印象”。

　　几年以后的1945年7月，美国观察组拍了一部反映他们在延安生活的电影，其中有一句话就毫不客气地对比了国共两党的不同：“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魅力就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他们的精力、活力和真诚与腐化的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

　　1944-1947年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住处

　　涂的随从杨蔚详细记录下了考察团在参观贺龙部队时的一个情景。那天，他们一早便到了贺龙处，当时贺龙正要吃早餐。“桌子上摆的菜，是一盘辣椒末拌萝卜干和一盘黄豆，另外就是一桶稀饭。”贺龙一边吃饭一边跟他们说：“诸位不要以为我们这种生活是很苦的，这比长征时要好得多了！”

　　杨蔚看到贺龙的早餐跟其他普通战士并无二致，感慨他们的官兵是真的同甘共苦。

　　5月31日，考察团乘车离开延安。经过12天的考察，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确有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红军团结坚固，抗日热情高涨，但生活过于艰苦，战术教育较差；共产党、红军与苏区群众关系密切。

3

　　青年们，到延安去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各地一批批有志青年们纷纷向延安进发。因为他们都觉得，只有共产党人在决心抗日，他们可能救中国。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诗人何其芳如此描述大批有志青年纷纷奔赴延安的景象。

　　城门指的是延安古城的南门—安澜门，处在宝塔山下，每个北上的青年几乎都要由此门进延安城。城门原址在1938年日本的大轰炸中被毁，但今天的延安复原了当时的南门，且比当时更为巍峨。

　　现在的南门前广场上立了一组青年雕塑，共20余人。最前的一女子，一手向前举起，一手握着《新青年》，眼神坚定望向安澜门。

　　2021年5月11日，延安南门前广场上知识青年到延安的雕塑

　　这组雕塑正是反映当时青年们到达延安的景象。他们装束虽各异，有着西装革履者，有着传统长衫者，有手握书卷者，也有背负乐器者，但脸上露出的喜悦和眼神里的坚定是一致的。

　　这次南风窗记者到延安，先从广州乘飞机到西安，再从西安坐动车到延安，全程5小时左右。但我在出发时还抱怨广州没有直达延安的航班，换乘动车不免有些折腾。而如果将时间拨回80多年前，跟当时前往延安的青年们的旅途作一对比，顿觉得自己这点曲折不值一提。

　　1938年8月的一天，23岁的华君武瞒着家人、亲友，秘密地在上海码头登船前往香港。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出远门，整整三个月后他才辗转到达陕北。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是上海的沦陷和他之前看过的那本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从中他知道，在延安还有一部分中国人在为推翻旧中国和抗击日寇在奋斗。

　　到香港后华君武又转至广州，过了中秋节后，又匆匆赶往长沙。在长沙听说武汉有八路军的办事处，便又前往武汉。在武汉，华君武遇到了一个在戴季陶手下做事的堂姐夫，他极力劝阻华君武去延安，并让他在国民党报纸谋差事，华君武听后赶紧找理由脱身。

　　几经周折，他终于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李克农，后者遂写信介绍华君武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找林伯渠。

　　随后，华君武从武汉转至重庆，再转到成都，从成都到了西安。到西安后成功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在八路军的帮助下于1938年11月来到达甘陕边界的旬邑县，成为陕北公学四十八队的学员。不久，华君武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终于实现到延安的愿望。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桥儿沟旧址

　　华君武到延安后看到了新的生活，但也体会到了新生活的艰苦。他刚到延安那会，身上的路费都花完了，“有次晚上参加晚会回来肚子饿了，又没有吃的，刚好白天糊窑洞的纸窗户还剩下半碗浆糊，便拿来吃了”。

　　因为条件差，他们逢年过节才能喝点酒吃点肉。由于酒少，所以每次喝酒时，划拳赢了的人才能喝。平时嘴馋，就把点油灯的清油拿来炒小米吃。总务科发现后，就在清油里加了煤油，“不声不响地制止了”。

　　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华君武觉得延安有着自由民主的气氛，身边都是追求进步的革命青年，这使他感到快乐。

　　这些都记录在华君武的自述《漫画一生》中。

　　比华君武早来2年的丁玲，当初拒绝了去法国的机会而决心来陕北，是第一个到达陕甘苏区的青年知识分子。

　　之后，她迅速加入红军奔赴一线，毛泽东还特意给丁玲写了一首词。“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便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两句。丁玲同样经历了延安艰苦的生活，但她在描绘延安时，将其称为乐园。

　　“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桑槐；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

　　这样的青年还有燕京大学的黄华、北大的何其芳、清华的胡乔木等。甚至有国民党将领的子女，如国民党二十九军九师师长杨懋修的女儿杨汉秀等。

　　1943年，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发言称，全面抗战爆发后，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有4万多人。

4

　　延安，不神秘

　　在知识青年拥向延安的时候，一位对国民党抗日大失所望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同时是国民党“参议会”的成员，也想去延安。

　　他就是20世纪文化名人、新儒家的开创者梁漱溟先生。全面抗战爆发后，梁漱溟在山东进行了7年的乡村建设泡汤。之后应国民政府邀请，赴南京成为“参议会”的一员。南京沦陷后，梁漱溟在随国民政府迁至武汉的途中，看到的是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

　　梁漱溟像

　　“特别是有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日，有的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有的只顾自己逃跑，甚至把财产和妻儿送往国外。”梁漱溟对此大失所望，对抗战的前景也极其悲观。

　　此时，他想到了中国共产党。他想去看看提出一致抗日主张的共产党，是怎样一种现状，并想问问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如何实现团结抗日和国家统一的问题有何想法。

　　因为当时处在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同意了梁漱溟去延安考察的请求，延安方面也表示欢迎。

　　1938年1月，梁漱溟前往延安，待了18天，参观考察了延安的各个方面。在他的印象里，延安物质环境虽极苦，但“那里的气象却是活泼，精神却是发扬”。

　　梁漱溟还说延安满山满谷，除了乡下人外，男男女女都穿制服，“稀见长袍与洋装”。另外，延安的人们都很忙，毫无悠闲雅静之意。

　　6年后，国民党《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前往延安采访时也看到了同样的情景。但由于后期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日寇的扫荡，延安的忙碌和艰苦程度比梁漱溟看到的更甚。

　　1942年，延安女干部在纺线

　　“延安过度紧张的空气过于浓厚，浓厚到几乎使人窒息……一星期中，除了星期日外，延安街道上的行人真是寥寥可数……每天11小时的工作，7小时办公，2小时学习，2小时生产。”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如此记述。

　　除却上述的直观印象，梁漱溟还列举了延安三种好的风气：一是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二是那里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三是他们爱唱歌，生活乐观。

　　在梁漱溟之后，民盟早期领导人李公朴在同年11月24日携妻子到访延安。5个月前，他因“动员民众参加抗战”被国民党政府扣押，经各方营救，1个月后被保释。这是促使他到访延安的原因之一，对比了国共两党对抗日的态度，他觉得共产党是真正想抗日。

　　到延安后，毛泽东接见了李公朴和夫人。接见的最后，毛泽东的一句话李公朴记得很清楚：“延安是一个抗日的试验区，一切都在实验中进行，既无什么神秘的、了不得的好处，也没有像有些人说得那样莫名其妙的坏处。”

　　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谈话，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因为大雪的阻碍，李公朴在延安待了1个月，而这1个月的经历也验证了毛泽东的那句话。那时，延安刚经历日本的轰炸，李公朴看到四处都是断墙碎瓦，但整个延安“仍旧在紧张地学习，活泼地工作着”。

　　他在延安看到，为了扩大修筑机场，农民自卫军自己带工具、干粮，每天只领4分钱。还有年纪小小的少先队、儿童团们帮助抗日家属挑水、拾粪、拔草、耕田，甚至在大烟没有禁绝的时候，还负责查烟的工作，“因为小孩比较方便到老百姓家中检查”。

　　此外，老百姓们还组成了民众剧团，演员全是村里人，就用陕北的土话演给百姓看。这是一种娱乐方式，也是一种教育方式，演的都是些对抗战有利的戏。

　　李公朴还参观了延安的法庭、监狱，那里“没有森严，没有恐怖，一切都平凡，一切都是人对待人的样子”。法庭就在法官的窑洞里，吃饭、睡觉、审判案件都在一起。

　　延安的中小学他也去过一次，为了躲避飞机，上课都在山沟里，“八九岁的孩子，在山上跑上跑下，好像很不费力似的。这样练习下去，将来打起游击来，他们爬山当然不成问题”。

　　他还了解到，“边区政府的村长、乡长、县长，都是民众根据彻底的民主原则，采取真正的民主选举方式组成的”。当然，他也诚恳地指出了不足，比如受制于文化程度，在执行命令和筹划各种事务上，灵活性和机动性还不够。

　　这些都记述在李公朴记录访问延安的文章《革命的摇篮—延安》中，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