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特异功能之二一，气与气论之三：气论中的荒唐与科学_风闻

一、气论下的荒唐行为之一：土龙求雨

气论之下的荒唐行为之一，就是土龙求雨，击鼓祈晴。

气固然可以分成许多种类，然而在古人看来，这些小的种类又可以归属到更大的种类之中。最大的种类就是阴阳二种，通称阴阳二气。于是汉代的董仲舒认为，雨是阴气，龙也属阴，而天旱则是阳气过剩。在阳气过剩的时候，应该在地上制造出阴气，使其感应天上的阴气聚集，从而降下雨水。然而真龙抓不着，他就建议造一条土龙。依照董仲舒的意见，土龙和真龙有同样的效果。

与此相应，假如出现涝灾，天久雨不晴，则可以在地上制造阳气，从而感动天上的阳气，使天放晴。董仲舒认为，鼓声是阳气的代表，因而当发生涝灾时，就在地上击鼓，以感动天上的阳气。

二、气论的荒唐行为之二：天人感应

由气论导出的荒唐行为之二，也是最大的荒唐行为，就是所谓“天人感应”。董仲舒认为，天和人是同类的，所以他们的气可以相互感应。天和人为什么是同类的呢？董仲舒证明说，天是圆的，人的头也是圆的。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天有三百六十日，人的骨头有三百六十节。天有风雨阴晴，人有喜怒哀乐。如此等等，被称为天人相副。所谓天人相副，就是说，人是天的副本。人是天的副本，难道人和天还不是同类的吗？人和天同类，他们的气自然可以发生感应。

依照气论，每种物都伴随自己的气，并且可以通过自己发出的气和其他物发生作用。人自然也是个物，他也会通过发出的气和其他物发生作用。人和物不同的是，人做好事，就会发出善气；人做坏事，就会发出恶气。善气会感动天的善报，比如风调雨顺，祥云行天等等；恶气自然要感动得天的恶报，比如日食、月食，地震山崩，洪水旱灾等等。

依照天人感应理论，汉代的皇帝认为，假如有了日食地震之类，就是“阴干阳”。干，就是干与、侵犯的意思。相对于皇帝，臣子们就是阴，而皇帝是阳。阴干阳，就是臣子们侵犯了皇帝。哪些臣子侵犯了皇帝呢？当然，是那些能够或者最接近皇帝的臣子。最接近皇帝的臣子，就是宰相之类，当时被称为“三公”。既然是由于他们侵犯了皇帝才惹得上天发怒，那么，就必须罢免他们，才能平息上天的怒气。这叫做“因灾异策免三公”。然而实际上，不仅仅是罢免，有时还要处死。汉代以后，虽然不再因此处死三公，但直到宋代，每逢日食、彗星等大的天象事件，或者地震、旱涝等大的自然灾害，身为宰相的人们还往往要上书自责，请求皇帝罢免自己。这样的事是非常荒唐的。到了东汉，王充出来质问：天和人能够发生感应吗？并且提出了一套对于今天也非常有价值的理论：能否发生感应，要考虑距离远近。

三、对以气为中介的感应与距离遥远的争论

古人认为天和地距离非常遥远。人和天可以发生感应，就是说，气的中介作用是不以距离远近为转移的。这在《淮南子》一书中，就叫做“同气相动，不可以为远”（《淮南子·说山训》）。所谓“不可以为远”，就是说，不论多么遥远，物与物都可以通过气发生感应。

但是王充经过考察，发现以气为中介的感应并非如此。距离近，感应就强烈；距离远，感应就减弱，甚至不会发生。比如，离火近就热，远就不怎么热，甚至不热。离水近就凉，远就不凉。当时认为天非常高，因而人与天的距离是遥远的，所以不能发生感应。

以气为中介的感应不仅与距离有关，而且与物自身的大小有关。比如用筷子不能敲响大钟，一根草棒的火烧不热一大锅水。天气的变化可以感应某些动物，比如蚂蚁出洞，燕子低飞，但这些动物的行为却不能感应天气发生变化。同样，人和天相比，是个非常小的物体，所以不能感应天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反应，就像虱子在人身上鸣叫也不能感动人一样。

于是王充做出结论，气是一种力，力的作用，以距离远近为转移。我们知道，如果把力翻译成现代科学的概念，那就是“场”。王充在这里，事实上是提出了场的强度问题。也就是说，场的强度要随距离变远而发生衰减。

这是中国古代气论中最清醒的科学思维之一例。

尽管当时还不能从量的方面确定场的强度，但这样一种思想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同气相动”是和天人感应，也就是和有神论相联系的一种思想。在当时人们需要鬼神信仰的情况下，王充的思想尽管正确，却很难被多数人接受。王充当时及其以后，天人感应仍然是居统治地位的思想。而气的感应“不可以为远”的思想，还导致了另一种荒唐事件：气禁。气禁，是今天那些伪气功的前驱或者说是祖宗。

不过要说气禁，需要先从食气、行气说起。（李申，2004年，某书约稿。）

作者简介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担任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 是儒教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