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生业模式初探——山东定陶何楼遗址浮选出土植物遗存分析_风闻

摘要：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鲁中南的汶、泗河流域，并散见于山东其他地区，这一阶段是中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发展，农业社会建立的关键时期。本文通过系统的植物考古浮选法，在山东定陶何楼遗址采集、分析了31份浮选样品，共获得1073粒（颗）炭化植物种子，包括黍、粟、大豆、小麦四种炭化农作物，其他可鉴定的非农作物炭化植物遗存还包括狗尾草，豆科的胡枝子、草木樨、藜、桑树子、芡实等。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生业模式中，黍粟类旱作农业作物基本都是最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其中又以黍为主导，稻米在大部分遗址中都有发现，说明其存在一定的普遍性，大豆只在少数遗址中已经出现。这一时期果壳类植物遗存的发现相当普遍，其中何楼遗址出土的以芡实为代表的野生植物遗存最为突出，显示出采集类经济模式在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早期生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本区域并未形成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相对粗放且产量较低的黍依旧是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一些遗址中采集类植物资源仍占有较大比重。此外，大汶口文化早期内部在不同区域也存在不一致的生业经济结构，更多地反映了遗址周边小环境而非文化本身对于生业模式的影响。

一、引言

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其中，北辛文化晚期与大汶口文化早期在考古学文化层面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发展上呈现出一定的演变关系。二者在遗址的分布范围上也有着很强的一致性，主要分布在泰沂山系以西的汶、泗河流域及苏北地区的范围内。北辛晚期到大汶口早期的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4500至公元前3600年（北辛晚期6500~6200aB.P.，大汶口早期6200~5600aB.P.），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早期晚段至庙底沟文化时期（仰韶时代中期）的绝对年代大体重合。相比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尤其是晚期的强势扩张，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文化分布范围相对较小，对于周边考古学文化影响有限。北辛文化至大汶口文化所在区域基本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影响之下，在经历了大汶口早期的大暖期鼎盛期之后，到了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气候开始剧烈波动，而后又趋于相对和缓的亚稳定期。

对于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生业模式的认识，过去一直依赖遗址中的零星发现，相当片面且不够准确。近年来，随着大汶口文化一系列重要遗址系统浮选工作的逐渐开展，包括蒙城尉迟寺遗址、章丘焦家遗址、即墨北阡遗址（09、11）、即墨北阡遗址（07、09、11）等，我们得以对这一文化不同区域的生业结构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但是，上述遗址大部分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对于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进行过系统浮选工作的只有胶东地区大汶口早期的即墨北阡遗址，并且对于这一时期的生业模式也缺乏系统的认识。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早期所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发展，农业社会建立的关键时期，这一点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早期至庙底沟文化（仰韶中期）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虽然，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早期阶段相对于大汶口中晚期而言相对弱势，但这一时期的生业模式对于了解该文化生业结构的发展，人地关系的动态变化，以及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文化迅速扩张背后的生业经济动因都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远较大汶口文化强盛繁荣，对于大汶口文化早期生业模式的研究也可以为这种文化上的不平衡提供生业经济方面的证据。

何楼遗址位于鲁西南菏泽市定陶区，相较于鲁中南地区（中心分布区），该遗址属于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的次级中心区域。2018年5~7月、10~11月，首都师范大学考古专业先后两次对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累计发掘面积600余平方米。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主要为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尽管被晚期遗存破坏得十分严重，但发现的遗迹和遗物还是十分丰富的。何楼遗址是菏泽地区首次科学发掘的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早期文化遗存，该遗址系统的植物考古浮选工作为我们了解遗址本身生业结构特点，以及这一时期生业模式更为系统的认识提供了可能。

二、采样、浮选及浮选结果

本次何楼遗址所采集土壤样品分别来自2018年的两次发掘，共计31份，所采集样品全部来自于大汶口早期的8处灰坑中。每份土量基本在12至15升上下。样品的浮选工作是在2018年的7月和12月在遗址现场进行的，浮选采用了小水桶浮选法，轻浮所用筛网为0.2毫米（80目）孔径标准分样筛。

如果每份浮选土样按10升计算的话，何楼遗址浮选样品平均每份所含尺寸在1毫米以上的炭化木屑重量为0.39克。

何楼遗址出土炭化植物种子共计1073粒（见表一），其中包括黍（Panicum miliaceum)、粟（Setaria italica）、大豆（Glycine max）、小麦（Triticum aestivum）四种炭化农作物（见图三），共计929粒，占到全部炭化植物种子的86.6%。其他可鉴定的非农作物炭化种子还包括狗尾草（Setaria viridis)、稗子（Ethinochloa crusgalli)、禾本科(Poaceae)、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草木樨(Melilotus suaveolens)、藜（Chenopodium album)、猪毛菜(Salsola collina)、红鳞扁莎(Pycreus sanguinolentus)、桑树子（Morus alba)、芡实（Euryale ferox)、水棘针(Amethystea caerulea)（见图三、图四）。

何楼遗址黍、粟、大豆和小麦四种炭化农作物种子的出土概率分别为96.8%，74.2%，9.7%和6.5%。四种作物在全部炭化种子中的绝对数量比值分别为13.01%，78.75%,0.3%,0.2%（见图一）。由此看来，四种炭化农作物遗存中，无论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黍都是最高的，其次是粟，大豆和小麦的数量相当有限。尽管粟的绝对数量远少于黍，但出土概率却达到74.2%，也是重要的农作物资源之一。由此看来，本次何楼遗址大汶口早期遗存浮选结果显示，黍应为最重要的农作物遗存，遗址中并未发现任何稻米遗存，应为典型的黍粟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经济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晚期遗存的严重破坏，难免会有晚期的炭化植物种子混入，本次浮选发现的2粒小麦中的1粒经直接AMS碳十四年代测定，显示其落在历史时期范畴内（见表二），而非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早期作物遗存。而对20粒黍子进行的AMS直接测年显示其属于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见表二）。

何楼遗址本次浮选出土非农作物炭化种子共计144粒，只占到全部炭化植物种子的13.4%。具体的，以豆科种子中的胡枝子和草木樨为最多，共56粒，另外还有66粒（块）芡实（大部分为碎块，相对完整者较少）。出土概率方面，又以芡实、豆科种子为多，分别为45.2%和41.9%。由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数据显示，芡实和豆科植物种子应为何楼遗址最常见的非农作物遗存。但总体上，非农作物炭化种子在全部炭化种子中所占比例都是非常有限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出土数量有限，但何楼遗址发现了适应水生、湿地环境的芡实、莎草科和水棘针种子，但与此同时，并没有任何稻米遗存的发现。桑树子和芡实遗存的发现说明了当时人群对于野生植物资源的利用，而芡实较高的出土概率则可能显示该遗址中采集经济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是人们食物来源的重要补充。何楼遗址进行的动物考古研究显示，尽管猪的数量（包括家猪和野猪）占绝对优势，但鹿科、小型食肉类、贝类、鱼类、爬行类等水陆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当地古代居民在小规模家猪饲养的同时，也从事着大量的狩（渔）猎行为，狩（渔）猎采集活动在生计模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讨论

（一）  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早期文化的生业模式

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主要分布在泰沂山系以西的汶、泗河流域及苏北地区。位于鲁西南的何楼遗址在这一时期处在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相对边缘的次级中心区。汶、泗河流域及苏北地区经过较为系统植物浮选的遗址主要集中在大汶口时代早期，包括位于鲁中南地区的泰安大汶口遗址，胶东地区的即墨北阡遗址，皖北的宫庄遗址等（见图二）。下面我们将主要就以上几处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结合何楼遗址的浮选结果（见表三），对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农业生产模式特点进行探讨。

大汶口遗址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镇与宁阳县磁窑镇之间，大汶河两条支流的交汇处，地势北高南低，为大汶口文化中心聚落。遗址中大汶口文化早期浮选样品仅有6份，来自于2个灰坑。遗址发现粟（129粒）、黍（127粒）、稻米（2粒）三种农作物遗存，出土概率分别为83.3%，100%，33.3%。主要非农作物遗存包括紫苏、狗尾草属、野稷、野大豆、藜等。由此看来，大汶口遗址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应为典型的旱作农业模式，少许稻米遗存以及稻壳植硅体的证据推测当地存在稻米的种植。由于样品量相对较少，对于粟和黍的相对重要性也还难以完全确认。

位于胶东地区的北阡遗址是胶东半岛典型的贝丘遗址，地理环境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北阡遗址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相关植物遗存的研究也相当全面，讨论选取的浮选结果分别取自两组样品（2009、2011）（2007、2009、2011）。北阡遗址出土农作物遗存包括粟、黍、稻米三种，其中黍占绝对多数，稻米仅发现不足10粒，但同时也发现了稻米基盘和稻壳植硅体证据，结合稗属、水棘针和莎草科杂草的出土，推测稻米有本地种植的可能。非农作物遗址中，以禾本科的马唐属、狗尾草属、野大豆、紫苏属和水棘针发现较多，同时常见的藜属、莎草科种子也有发现。为典型种植黍粟类小米为主的旱作农业经济模式。

皖北地区的宫庄遗址位于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宫庄村，紧邻淮河支流，遗址所在地势平坦，水源充足。遗址大汶口早期浮选土样仅为7份，出土炭化遗存数量很少，共16粒（块），包括13粒稻米，1块栎属遗存，其中稻米的出土概率为50%。由于该遗址的浮选样品和出土植物遗存都很少，尚难以对其经济模式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但稻米作为仅有的农作物种类出现，至少说明了皖北的大汶口早期先民生业结构有别于其他同时代的黄河流域遗址。

除了系统的植物浮选所获得大植物遗存证据，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些植硅体方面的证据，包括大汶口遗址灰坑中出土的少量来自稻壳的双峰乳突型植硅体，以及鲁北济宁玉皇顶遗址发现的北辛至大汶口早期灰坑中粟黍颖壳植硅体遗存。

粟，在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早期各遗址中，除了位于皖北的宫庄遗址，重要性差异并不明显。在何楼遗址，粟的绝对数量仅占到全部农作物遗存的14%，但出土概率方面则超过了70%，应该为重要程度仅次于黍的农作物；而大汶口遗址出土的粟从数据来看，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出土概率，粟几乎不低于黍子，该遗址植物遗存的研究者认为其与黍在遗址中的重要性不分伯仲；北阡遗址多个年度的浮选结果都显示粟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两方面都远不及黍子；宫庄遗址则未发现任何粟类遗存。

黍，在宫庄遗址以外的遗址中几乎都是最重要的农作物遗存。在以鲁西南何楼遗址为代表的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早期文化中，黍的绝对数量比值高达85.5%，出土概率也超过了90%，毫无疑问是该遗址先民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而在鲁中南的大汶口遗址中，黍的优势却并没有前者那样明显，只是在出土概率方面略高于粟，绝对数量基本持平；北阡遗址多个年度浮选结果也显示黍子的重要性要远高于粟；宫庄遗址依旧未发现任何黍。

除了粟、黍两种最重要的农作物遗存，其他几种农作物资源只是在这些遗址中零星发现，数量普遍较少。稻米，在除了何楼遗址以外的三处遗址中都有发现，但除了位于皖北的宫庄遗址发现了13粒外，其他两处遗址发现都不及10粒。我们知道早在裴李岗文化时期，无论是位于黄河中游地区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朱寨遗址，还是位于黄河下游地区属于后李文化的月庄遗址、西河遗址等遗址中，都已经发现有稻米遗存的证据。尽管大部分遗址所发现稻米遗存的数量都较少，但至少说明，早在裴李岗时期，无论通过贸易还是本地种植，稻米已经出现在了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区域之中。其后，无论是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早期，还是海岱地区的北辛文化时期，也都陆续有稻米遗存的发现。由此看来，这一时期考古遗存中所发现的稻米既不是黄河下游地区发现最早的，其发现数量较之其他更早时期遗址的稻米的发现也没有明显的提升。无论如何，在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早期，稻米无论在鲁西南、鲁中南还是胶东地区，都不作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少量的存在可能与酿酒的需要（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时期尖底瓶中残留物分析显示，至迟在仰韶晚期的中原地区，稻米可能已经成为古人酿造谷芽酒的原料），少数贵族阶层特殊的饮食偏好相关。皖北的宫庄遗址中所发现的稻米是否说明该遗址的生业模式主要以稻米为主，限于浮选样品量和稻米发现数量过少，尚难以给出准确结论。

大豆，仅在何楼遗址发现3粒，且都已残破。就目前已发表资料而言，北辛文化晚期之前，在黄河下游地区几乎没有发现任何明确的大豆遗存。而到了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早期，也只有何楼遗址一处有发现，推测本地区在该时期的一千多年中，零星发现的大豆在生业结构中的作用极其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汶口遗址和北阡遗址，分别发现有8粒和48粒炭化野大豆种子遗存。我们知道，炭化大豆和炭化野大豆种子在实验室鉴定中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根据最近发表的炭化大豆鉴定标准，是否鉴定为大豆要取决于豆粒形态、种皮特征、子叶特征和豆粒尺寸四个方面，尺寸已经不是判断栽培大豆与否最直接的鉴定标准。根据少数几张植物遗存鉴定研究者提供的炭化种子照片来看，不能排除其中的一些为炭化大豆的可能。

由以上几处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出土炭化农作物遗存情况来看，除了位于皖北的宫庄遗址，在其他位于山东境内的遗址中，黍粟类旱作农业作物都是最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其中又以黍为主导（大汶口遗址可能因为浮选样品采集过少的原因导致黍的优势并不明显）；稻米在大部分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中都有发现，说明其存在一定的普遍性，宫庄遗址存在只种植稻米的可能性，但尚有待进一步验证。大豆在少数遗址中已经出现，但在这一时期古人生业结构中影响应该非常有限。

非农作物植物炭化遗存方面，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时代早期的何楼遗址，以豆科种子中的胡枝子和草木樨为最多。另外，遗址还发现了禾本科的狗尾草和稗子，藜科的藜和猪毛菜，以及红鳞扁莎、水棘针等，每一种发现数目都很少，未超过10粒，同时还发现了60余块芡实及碎块，出土概率达到了45.2%，以及3粒桑树子。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大汶口遗址发现的非农作物遗存以禾本科的狗尾草属（Setaria sp.）、紫苏（Perilla frutescens）为多，同时也发现有少量的野大豆(Glycine soja)、藜、马唐属（Digitaria sp.）、萤蔺（Scirpus juncoides）等，另外还有9粒（块）果核类遗存。北阡遗址多个年度的浮选结果显示，以禾本科的狗尾草属、马唐属，唇形科的水棘针、紫苏，以及野大豆，藜属（Chenopodium sp.）为多，同时也发现李属（Prunus sp.）、酸浆属（Physalis sp.）、葡萄属（Vitis sp.）、栎属（Quercus sp.）等果壳类植物遗存。宫庄遗址限于浮选样品数量过少，非农作物遗存仅发现1粒栎属。

由上述非农作物植物遗存数据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几处遗址，几乎都发现了较多的狗尾草（狗尾草属）、马唐（马唐属）种子，也都发现有藜（藜属）的发现，狗尾草是常见的旱作农田杂草，推测可能与粟黍收割一同进入遗址，较明显的区别在于何楼遗址发现的豆科杂草以胡枝子和草木樨为主，而在大汶口、北阡遗址以野大豆为多。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正处在全新世降水量最高的时期，气候温暖湿润。何楼遗址出土的稗子和水棘针为常见的水田杂草或适应湿地的杂草，而芡实同样在水生环境生长；大汶口遗址发现的萤蔺、北阡遗址的稗属、水棘针、莎草科种子也同样显示着潮湿环境的存在，这一点与两遗址少量稻米遗存的发现相吻合，从侧面验证了这一时期遗址周边小环境上存在稻米种植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各遗址几乎都发现了或多或少的果壳类植物遗存，并且种类上也并不一致，反映了不同遗址周围所在小环境中可获取的野生植物遗存种类。其中，大汶口遗址、宫庄遗址可能因为浮选样品数量的原因，发现果壳类植物遗存相对有限；北阡遗址虽然发现此类野生植物遗存种类多样，但总体数量和出土概率较之农作物遗存而言都非常有限；相较之下，何楼遗址出土的以芡实为代表的野生植物遗存发现数量多，出土概率高（接近50%），一方面显示了遗址附近丰沛的水生环境，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采集类经济模式在遗址中重要的地位。这可能与何楼遗址早期遗存属于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相对年代可能早于其他几处遗址，采集类经济模式相比更为重要有关。而何楼遗址出土动物考古遗存也显示了狩（渔）猎采集经济在当地的重要性。

（二）  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早期文化的农业发展特点

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与同时期临近的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有着持续的互动，尤其是到了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其发展深受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的影响。为了对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农业发展特点有更深一步认识，我们将参考大致这一时期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早期和庙底沟文化时期遗址中体现的生业模式。

中原地区仰韶时代早期进行过系统植物考古浮选工作的遗址相对较少，主要包括豫西的三门峡南交口遗址和渭河流域的西安鱼化寨遗址。南交口遗址仰韶早期的两处灰坑中共出土粟168粒，黍40粒；鱼化寨遗址仰韶早期晚段（半坡期和史家期）遗存中发现的粟也远多于黍，但也仍有猕猴桃属、朴树籽，甚至菱角等野生植物资源的发现。

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时期进行过系统植物考古浮选工作的遗址大大增多，包括关中地区的杨官寨遗址、东阳遗址、案板遗址、兴乐坊遗址和下河遗址，豫西的西坡遗址、南郊口遗址等。对这些遗址生业特点分析显示，农业生产模式为较为典型的旱作农业传统，粟为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稻米发现数量虽然很少，但几乎遗址中都有发现；大豆仅在个别遗址有发现。各遗址出土农作物遗存的比例都要远高于可能食用的非农作物遗存。中原地区仰韶早期，尤其是仰韶时代早期早段（北首岭时期）很大程度需要通过采集活动获取野生植物类资源，农耕生产尚未完全取代采集狩猎，到了仰韶早期晚段粟的重要性开始超过黍，而庙底沟时期的诸遗址已经明显以粟作农耕生产为主要经济模式，采集野生植物资源的行为即便存在也应不再重要了。

通过对比两个区域同一时期的生业结构特点，在农作物遗存所体现的农业经济模式方面，同属黄河流域中下游的鲁西南、鲁中南、胶东地区和中原地区都是以传统的旱作农业为其主要农业经济模式的，只是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的旱作农业模式方面，黍是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而仰韶文化早期晚段到庙底沟文化时期遗址中粟最受重视，黍子仅是其重要补充。两地区旱作农业经济方式的各有侧重可能不仅仅反映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对饮食的偏好。我们知道相比粟，黍子更为耐旱、耐贫瘠、生长期更短，适于更为粗放的耕种模式；而粟的产量高，对于自然条件和田间管理，甚至施肥、灌溉有着更高的要求。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以黍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可能反映了这些遗址相对粗放的种植模式，继续了裴李岗时期以来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以黍为主的农业生产传统。

除了农作物遗存以外，在野生植物资源的利用方面，以何楼遗址为代表的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且较为重要的可食用野生植物资源（桑树子、芡实、果壳类等），在同时期中原地区遗址中体现的并不明显，显示出东西两个文化区域对于野生可食用植物资源利用程度的较大差异，同时也反映出两个区域农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差距。当中原地区仰韶早期晚段至庙底沟文化时期遗址已经不再依赖野生植物资源，开始了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生业模式时，其东侧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早期遗址中仍存在大量利用非农作物植物资源的现象。

两组文化分布范围内，不同地区遗址在生业结构的地区性倾向上也存在差别。不同于仰韶早期晚段和庙底沟文化遗址中以粟为主，较为一致的农业生产模式，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皖北地区的宫庄遗址显示了不同于黄河流域地区的生业经济模式。宫庄遗址少量材料所显示的纯稻作经济模式虽然难以断定是否有着十足的代表性，但明显与其他同时期大汶口文化遗址的情况相比较，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因素似乎比同属于一个考古学文化对生业模式的影响更大。就是说，大汶口时代早期，大汶口文化圈中的遗址存在着黄河流域下游，偏中北部的遗址与偏南缘，淮河流域的遗址截然不同的农业生产模式。

两组文化在存在上述农业发展特点不一致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稻米遗存在以上大汶口早期的多数遗址都已出现，淮河流域的宫庄遗址自不必说，无论鲁中地区，胶东地区，还是中原地区，都有少量稻米遗存的发现，伴出的稻米基盘、稻壳植硅体和稻田常见杂草的证据也一定程度上说明其本地种植的可能。推测这种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普遍出现稻米，但数量又很有限的情况也许与少数遗址中贵族利用稻米酿酒，或作为包含外来因素的珍贵食物的专门食用有关。并且，这种对待稻米资源的态度，也有着相当的一致性，是否也可以说明庙底沟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贵族们在大汶口时代早期共享了对这种南方传入的农作物资源的认识，贵族们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交流，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总地说来，相较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尤其是庙底沟文化时期的强势发展，无论是北辛文化晚期，还是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在生业模式方面似乎存在一定的“延后性”，这种“延后性”一方面体现在相对粗放且产量较低的黍依旧是遗址中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一些遗址（比如何楼遗址）中采集类植物资源仍占有较大比重；另一方面，大汶口文化早期内部在不同区域也存在不一致的生业经济结构，更多的反映了遗址周边小环境而非文化本身对于生业模式的影响。可以说，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生业模式特点与这一时期本区域文化相对弱势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

值得注意的是，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在生业模式方面所体现的“延后性”，在该文化中晚期阶段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结合近年发表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址的浮选结果（章丘焦家遗址、宿州芦城孜遗址，宿州杨堡遗址，蒙城尉迟寺遗址等），我们知道这一时期粟已经取代黍子成为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大汶口文化南缘的遗址中粟的重要性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地方性特点逐渐减弱，野生采集类植物资源也已不再占有重要地位。明显可以看出从大汶口文化早期至中晚期，生业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迅速扩张、力量提升同步。生业模式的变化直观地反映着大汶口文化内部的不断融合，人口增多，与周边，尤其是西侧的仰韶文化的交流日益深入。

四、结语

本文通过系统的植物考古浮选法，在山东定陶何楼遗址采集、分析了31份浮选样品，共获得1073粒（颗）炭化植物种子，包括黍、粟、大豆、小麦四种炭化农作物，共计929粒，其他可鉴定的非农作物炭化种子还包括狗尾草，豆科的胡枝子、草木樨、藜、桑树子、芡实等。通过何楼遗址浮选结果，结合北阡遗址、大汶口遗址和宫庄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生业模式中，除了皖北的宫庄遗址，黍粟类旱作农业作物基本都是最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其中又以黍为主导；稻米在大部分遗址中都有零星发现，说明其存在一定的普遍性，大豆只在少数遗址中已经出现。非农作物植物遗存方面，几处遗址几乎都发现了较多的狗尾草（狗尾草属）、马唐（马唐属）种子，也都发现有藜（藜属）的发现。各遗址出土的水生湿地植物遗存显示着潮湿环境的存在，这一点从侧面验证了大汶口时代早期周边小环境上存在稻米种植的可能。这一时期遗址中果壳类植物遗存的发现相当普遍，其中何楼遗址出土的以芡实为代表的野生植物遗存最为突出，显示出采集类经济模式在这一时期生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时代早期，基本与仰韶文化早期晚段至庙底沟文化时期（仰韶文化中期）同时，当时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在气候上，正在经历庙底沟大暖期鼎盛期及其延续，气候趋向温暖、湿润。较好的气候条件促进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在以西坡遗址、杨官寨遗址为代表的中原地区遗址中有着明显的体现，较之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早期早段（北首岭期）鱼化寨遗址中野生植物资源较高的依赖程度，仰韶文化早期晚段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到了庙底沟时期的中原遗址中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体系基本已经建立起来，更为高产的粟成为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古代人群主要的农作物资源，其他非农作物可食用性植物资源证据的发现已经相当有限。对比这一时期庙底沟文化的蓬勃发展，其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发展则相对弱势，从人口规模、遗址数量、文化发展程度上似乎都与庙底沟文化有着差距。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早期鲁西南的何楼遗址，大汶口早期胶东地区的北阡遗址（大汶口遗址和宫庄遗址浮选样品量偏少），黍仍为最重要的农作物遗存，这一点与中原地区仰韶早期早段，乃至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情况颇为相似。而何楼遗址古人对芡实、桑树子等可食用非农作物植物遗存的重视程度似乎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早期早段及之前的情况更相近。总体上，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中植物性资源利用的相对延后性，与其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发展相符合，似乎当地社会文化发展，人口规模可能的增加并没有给本地的农业生产模式带来足以改变的动力，也许成体系的农业经济在该地区尚未完全发展起来，依旧维持着之前以较低产、耐寒耐旱的黍为主，并依赖其他可食用野生植物资源的生业模式。而大汶口文化早期内部不同区域存在的不完全一致生业经济结构，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遗址周边小环境而非文化本身对于当地生业模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