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减少，普通人只会更艰难_风闻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中国的人口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虽然官方表示中国人口仍在增长，但是最近两年新生人口不及预期、乃至中国未来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关于未来人口下降的负面影响，社会已经有很多共识，例如年轻一代养老负担加大，不利于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等。

不过，今天咱们不聊这些共识，就聊一个社会分歧极大、但是却是所有劳动者都关注的话题：

如果人口下降，对我们普通人工作，究竟是好是坏？

人口下降，工作压力会减轻么？

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认为现在“996”横行，资本家们肆意压榨“打工人”，是因为想找工作的人太多。

“你不干，想干的人有的是。”

这是企业老板们面对员工加薪、休假要求时，用来搪塞的最多一句话。

从微观上来讲，当就业竞争激烈时，求职者在企业家面前议价能力降低。如果反过来，求职者数量下降，企业招工困难，求职者的待遇就会提升。

就像过去几年间，东南沿海外贸企业，只能通过加工资的方式吸引工人一样。

所以很多人认为，如果中国人口下降、找工作的人少了，对于未来的劳动者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回看40年前，80年代初，政府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这种想法。

70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以后，大批青年回归城市，但是当时工厂里没有多余工作岗位，可以容纳这批年轻人。

于是80年代初，中国失业情况严重，这些人每日游手好闲，又造成不小的社会治安问题。

本着“减少人口就能减少失业”的想法，1982年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83年又开始“严打”，整顿社会风气。

然而，站在今天回看历史，越来越多的例子告诉我们，人口减少，失业反而会增加。

当我们看待人口和就业的关系时，很多人只看到人口作为“生产者”的一面，但人口还有另一面——“消费者”。

人少了，消费自然就少。

一个人吃一份饭、穿一套衣服、开一辆车、住一套房子。

如果是两个人，上述需求就会加倍。

当人口减少、社会总消费下滑时，经济环境恶化，资本家会减少招工数量。

更不幸的是，在这场劳动者与资本家的赛跑中，嗅觉更敏锐的资本家们总能跑在前面，岗位数量的下降速度，是要快于劳动者数量的下降速度。

我这么讲空口无凭，接下来会呈现一些国家的人口和就业/失业数据。

世界上人口负增长的经济体有20多个，多聚集在欧洲、东亚。

中国周边比较著名的，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因为与咱们同属一个文化圈，产业结构也有梯次，本文就拿这三个经济体举例。

另外也会讲到，人口问题不那么严重的美国。

人口负增长先驱：日本、韩国、中国台湾

先来看日本。

在谈到人口问题时，日本经常被很多学者和媒体，拿来做人口下降的正面例子。

这些人说，今天日本就业压力小，过劳死现象逐渐消失，部分归功于日本人口数量下降。

有的观点，还会搬出人口结构相对健康的美国作为对比。

例如美国人口增长较快，但是在经济形势最好的2019年末，美国失业率也有3.6%。同一时间，日本失业率仅有2.2%。

金融危机期间，日本失业率最高达到5.5%，也远低于美国10%的水平。

日本失业情况，的确好于美国

但横向对比日本和美国，并不能说明日本失业率低是因为人少，这只能说明两国就业文化不同。

儒家文化圈崇尚勤劳，东亚几个经济体的失业率普遍都低。而美国有几个人种，确实生性自由、不喜欢工作。

不做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几十年前人口高速增长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才有意义。

二战之后，日本经历了近30年的“婴儿潮”，人口高速增长，一直持续至70年代中旬。

这一期间，日本失业率长期维持在1%左右的极低水平。

而近30年，日本人口衰退之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失业率再也没有回落至2%以下。

日本数据：人口衰退期，失业率上升

第二个例子是韩国。

韩国的统计数据较少，我只找到90年代之后的，但也足够了。

从数据上来看，90年代初韩国人口还在快速增加，1992年人口增速达到峰值。

这一段时期，韩国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1995年、1996年，韩国失业率低至2%。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再度经济复苏，但失业率再也回不到90年代的水平。

特别是近5年来，韩国人口增速快速下行的同时，就业情况同步恶化。在经济尚可的情况下，韩国失业率最低也无法低于3.5%，更别说回到90年代的水平。

韩国数据：人口衰退期，失业率上升

第三个例子是中国台湾地区。

和韩国比较类似，90年代初中国台湾地区人口增长较快，经济蓬勃发展，失业率长期稳定在1.5%左右。

然而近10年来，中国台湾地区人口增速放缓，在没有经济危机发生的大背景下，中国台湾地区失业率稳定在3.5%以上。

中国台湾数据：人口衰退期，失业率上升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上述三个经济体，“人口红利期”与“人口衰退期”的最低失业率：

日本，人口红利期失业率1% ，人口衰退期失业率2%；

韩国，人口红利期失业率2% ，人口衰退期失业率3.5%；

中国台湾地区，人口红利期失业率1.5%，人口衰退期失业率3.5%。

所以结论很明显了——人口衰退，只会恶化、而不会改善普通人的就业形势。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经济体，产业等级梯次鲜明，对失业冲击的抵御程度，也大有差别。

产业等级最高的日本，因为坐拥大量刚性的高科技、高技术岗位，最能抵御人口衰退带来的就业冲击，失业率上浮程度最小。

其次是韩国，失业率上浮程度中等。

而产业等级最低的中国台湾地区，低技术岗位较多，人口衰退后，部分岗位流向大陆，带来的就业冲击最大。

这给了我们很多提示。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口困境，中国大力攀登科技树，创造更多高科技岗位，的确是缓解失业冲击的有效途径。

但是还这远远不够。

即使产业高端如日本，也不能完全扭转人口衰退和中低端岗位流失，带来的失业问题。

因此对于短时间内，产业层级不如日本的中国来说，应对人口危机，我们需要做得还有更多。

人口衰退，更易引发经济危机

刚才讲到了人口长期衰退，对经济和就业的负面影响。

但即使在人口结构相对健康的美国，短期人口波动，也会带来更大型的经济危机。

剔除2020年的“新冠”疫情，二战之后，美国共经历了两轮、失业率达到10%以上的大型经济危机，分别是1982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和2009年金融危机。

而这两轮大型经济危机，都发生在美国人口增长的“低谷期”。

1982年，第二次石油危机重创美国经济，对应的是1970年以来，美国人口增长的第一个“低谷”。

整个70年代，美国经济增速放缓、通胀高企，被经济学界称为“滞胀”时期。

而2009年的金融危机，则发生在2002年以来，美国人口增长的第二个“低谷”期中。

并且最近10年，伴随着家庭生育意愿的进一步降低，美国经济增长愈加疲软，世界经济霸主的雄风不再。

反观二战以来，美国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例如战后50、60年代的“婴儿潮”，以及80年代末、90年代的第二波“婴儿潮”。

当时的美国经济快速发展，分别被称为美国的“黄金时代”和“新经济时代”。即使经济有波动，衰退和失业情况，也好于人口“低谷期”。

美国数据：人口低谷期，更易发生大型经济危机

而对我们中国来说，2017年以来，中国新生婴儿数量快速下行，人口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交织。

如何在人口问题逐渐显现的大背景下，管理好经济运转，防范大型经济危机的出现。

对我们的国家和政府，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改善工作环境和生育意愿，

主要靠政府治理

现在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

既然人口下降，并不能帮助缓解、反而会加重普通人的就业压力。那我们该怎么解决，当前中国社会普遍抱怨的“工作压力大”的问题？

日本给出的答案是，加强政府治理能力。

最近30年，日本失业率上升的同时，日本加班过劳死现象确实大幅减少，这主要源于日本法制的完善。

1988年，日本修改《劳动基准法》，第一次规范了雇员的最长工作时限和工作强度，并且规定了雇主的罚金和刑事责任。

在此之前，日本没有一部法律，能够惩罚强迫雇员加班的雇主。

1992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促进减少工作时间的临时措施法》，将工人每年的工作时间，减少到1800小时。

2014年，日本又通过了专门针对“过劳死”的法律《过劳死等预防措施促进法》。

在三部法律以及日本政府的综合治理下，日本人每年工作时长，从1988年的2092个小时，快速下降至2019年的1644个小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但如果失业恶化的同时，政府治理失败，普通人的工作环境会怎样？

世界上还有一个例子，可以给我们警示，那就是我们的北方邻居——俄罗斯。

90年代，俄罗斯经济改革失败，人口大量流失。

1994年，俄罗斯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同时失业率大幅上升，1998年最高达到13.8%。

就业市场的恶化，导致有工作的俄罗斯人，为了保住工作岗位拼命加班。

从1993年到2007年，俄罗斯人的年工作时长，从1939个小时上升至1999个小时，逆世界大势而行。

年劳动时间对比：俄罗斯（蓝线）、日本（紫线）、OECD平均（红线）

由于工作压力加大，俄罗斯家庭的生育意愿进一步降低，总和生育率（每名妇女生育新生儿数量）从80年代的2.2个，下降至20世纪初的1.3个左右。

彼时俄罗斯家庭的生育意愿，还不如今天的中国。

而生育意愿与人口的下降，反过来又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和就业形势，导致俄罗斯陷入恶性循环。

为了摆脱人口困境，2007年开始，俄罗斯政府大力实行“鼓励生育”政策。

例如设立“母亲基金”，向生育二胎的妇女提供折合人民币3、4万元的补贴，并为生育多个子女的家庭颁发光荣勋章。

从结果上看，俄政府的鼓励政策，确实有一些效果。从2006年到2015年，俄罗斯总和生育率回升至1.78。

现在行动，为时不晚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人口红利”，更多的是一种“资本家红利”。

在“计划生育”的大背景下，中国家庭养育子女数量减少，父母们则可以将更多时间投入工作。他们在为资本家们，贡献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但是，资本家与劳动者的角色，并不总是二元对立的。两者经常也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所以，妄想通过“减少人口”的方法，增强劳动者议价权、改善工作环境，只能是南辕北辙。

而正如同前段时间“央行人口论文”所表示：

过去，中国曾因为“人口红利”，取得过多大成就；未来，中国就可能因为“人口危机”，面临多大痛苦。

正所谓“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根据最新发布的“七普”公告，中国人口14.1亿，人口增长超过之前舆论的普遍预期。

所以，一切还没有太晚。

现在，正是大力改善劳动环境和生育环境的时候，我们的政府，该行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