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企业家社会_风闻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是“商业家的英雄年代”，也可视为“企业家个人英雄年代”。

这一时期的企业家知道，如何把已经成熟的技术转化为经济效益，让制造成为事业。如今的大企业大多都是这期间创立或壮大起来的。

对人数众多的生产型企业来说，最需要的是做好规划、计划和布局，也就是尽力做好大家“已经知道的事情”，洞察市场需求，占领先机。

即使在这期间，把一群人组织起来持续做好工作的能力 —— 管理能力——也非常重要。若果没有管理能力，再伟大的商人，不管他多么渴望成为大亨，也难成大事。

想成为大企业拥有者和负责人的人比比皆是，最后命中无缘者倒是更多。企业家精神——创造全新的、与众不同的事物的能力，才是国家和社会最需要的。

自10年前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大小小的中小私人企业纷纷走上舞台，不断向传统大企业发起各种挑战，不断蚕食那些自以为是的大企业的市场份额，迫使诸多大型组织不断瘦身减肥，丧失了大量就业机会，最大量新增就业机会基本来自广大中小企业。其中，有1/3左右都是近些年新成立的私人小企业。

国家再次迈进一个高扬企业家精神的年代。但之后30年至50年的企业家精神，跟前30年完全不同。

以往的企业家精神，强调个人经营管理企业的能力。现在强调的则是，创造新事业并领导指挥一个组织的能力。新企业家是那些需要以前30年奠定的管理知识为基础，建立新的创业结构的人。

今后，企业界人士必须学会许多新能力，本质上都是一种企业家精神。这些能力一般必须通过进入管理层或在管理层指导下进行专门的训练，通常是在一个规模较大且组织相对复杂的管理层。

知识已成为核心经济资源。

系统地汲取知识也就是有组织地正规教育，已取代通过传统学徒制获得经验，成为产出及组织绩效的基础。管理者的生产力取决于他将概念、思想、理论付诸实践的能力，而主要不是通过经验获得技能。

新技术不再纯粹源自“科学”，而是源自以知识为主、进行系统化研究的所有领域。

许多新技术并非新知识，而是新认知，即把以往没有想过要放在一起的东西集成起来。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认知通常会比新事物或新构想具有更大影响力。

技术专家通常无法做好技术及技术变化的社会分析，像企业家一样思考并能提出特定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人，能把分析做到最好。

二战后20多年的英国，从技术上看没有哪个国家比它做得更好。不过，英国却没能从那些精心栽培的技术中得到很大收获。尽管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不止一个，但不了解市场、对市场动态关注不够显然是一个主要因素。

市场营销可以让技术转化为经济效益，早就得到证实。二战后的美国，在市场营销方面远胜欧洲一筹。

单纯从营销视角看，无论产品还是企业，对客户的重要性皆微不足道，或者客户根本无暇关心。客户只对满足自己需求的东西、事物感兴趣，只关心自己的需求和期望是否得到了满足。

企业界人士必须学会把“营销”作为创新的力量来实践。

他们必须知道，真正的新事物通常无法满足业已存在的需求，而是创造新期望。新技术总是需要新市场，而在新需求产生之前甚至没有人会想到这一点。企业家实践也是如此。

新技术只是一项潜力。把潜力转化为效益的是营销，尤其是创新性营销。唯有在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产品和服务才不需要营销。如今有什么是短缺的呢？

只有创新性营销，才能为客户创造新认知，让客户通过购买新产品、新服务来扩大视野，提高期望和愿景，并获得新的满足感。

经济价值的增加，指的不是原有需求和欲望的更大满足，而是指新的选择，以及不断增长的期望与愿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营销的效果。

让技术变革富有经济价值，即意味着技术可以更好第满足人类的需求和欲望。

长期以来趋于分裂的受科学训练的世界和受人文训练的世界将再次携起手来，意味着技术不再与文化分开，而是成为文化的有机构成。

过去40年，我们大体学会了如何为发挥共同绩效增强组织能力，如何利用组织高效完成“已经知道该如何做好的”事情，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也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现在，则必须让组织能够创新起来。需要创新能力，并把创新能力嵌入经济。

组织要创新，就需要进行重大变革。

创新型组织必须有别于以往的管理型组织。管理型组织负责开发利用既有资源，可以调整、扩展、改进，却难以真正创新。

一个创新型组织需要不同的人际关系结构，是团队式组织，而非命令性组织，它既需要人际关系上的弹性，也必须有纪律、权威，有人决策。

创新型组织需要最高层人士善于拥抱新事物，鼓励成员提出新构想，把尽可能多的想法转变成有效、有目的地推动工作的正式提案。

管理型组织设法将可能的损失降到最低，创新型组织则必须把可能的效益最大化。

最近30年，见证了国家一个重要的人口变化，经历由工业化前期进入到工业化世界的巨大转变，其中以各区域大城市最为明显。工业化前期的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到南京、杭州、武汉、成都、西安等等都有这种现象。

就像1960-1970年代前后的“婴儿潮”一样，巨大的“迁移”大潮或许也只是短暂现象。

农村新生劳动力增长趋势已经大幅度下降，城市正在分化。事实上，有些超大城市已经容纳了过多工业化前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年轻人接受的正规教育时间普遍延长后，这些人只适合从事“知识工作”或“技术性工作”，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特别是在工厂劳动力方面早在15年前就已经面临短缺。

受过中等以上正规学校教育的老年人口正迅速增多，似乎少有人意识到这种转变的速度有多快，影响有多广。即使延迟退休也只能缓解，而非根本解决之道。所有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的社会挑战，已是前车之鉴。

唯有创新，包括社会创新。弘扬新企业家精神，全面提高知识工作者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