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申国考辨及其相关问题_风闻

一、问题提出

两周之际的申国因曾参与灭周及拥立平王等重大政治事件而备受史学界关注。但历代文献中关于申国地望所在有着不同记载，这便给学界探讨与申国相关的历史问题造成了极大困扰。少数学者认为周代仅有一个申国，或认为申在南阳，或认为申在信阳。顾铁符为了调和文献记载的矛盾，首先提出了南阳之申是西申，信阳之申是东申的二申说。一些学者赞同此说，但在二申所指上有不同见解，何浩赞同西申在南阳、东申在信阳的观点。宋公文、李学勤、张晓军等认为西申在西北，南申在南阳。还有学者支持三申说，但此观点存在的分歧与二申说类似。艾延丁认为西申为申戎，周初始封于信阳的东申在宣王时一支改封于南阳，形成三申共存的局面。何浩又提出西周初确有二申，西北之申戎为西申，河南荥阳有北申，南阳之申为宣王时北申南迁而来。孙重恩、徐少华、赵燕姣等均认为宣王时期迁往南阳之申其本支在西北，楚国攻破南申之后，存在将其遗民迁往信阳形成东申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在南阳地区发现的仲爯父簋已证实南阳之申在当时被称为南申，与《诗经·大雅·崧高》中周宣王徙封其舅申伯于南土的事迹可相印证。如此，南阳之申并非西申，而所谓信阳之申又被多数学者认为年代晚于南申，则平王所奔之申似应为南申。但古本《竹书纪年》及清华简《系年》中确有“平王奔（走）西申”的记载。因此，西申地望之所在自然成为首先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西申地望的考古证据

清代以前的学者罕见论及西申，到了20世纪初之后始多有关注。刘德岑、童书业均认为参与灭周及平王所奔之申为西申，石泉、晁福林等学者从之。他们虽认可西申的存在，但并未就其具体地望多作探讨。顾颉刚较早以《史记·秦本纪》推测申国原在陕西西部，随后蒙文通、李峰、徐少华等学者据《山海经·西山经》中有关“申山、上申之山、申首之山、申水”的记载，逐渐将西申的地望圈定在平凉、镇原所处的泾河上游地区。

《国语·周语》载“齐、许、申、吕，由大姜”，申国为姜姓无疑。自古公亶父迁岐以来，姬姓周人与姜戎人群逐渐走向联合，结成“姬姜联盟”。位于关中地区的刘家文化目前被认为是由姜戎人群创造和使用的。因此，要追寻姜姓申国史迹，泾河上游地区的刘家文化因素自然成为重要切入点。20世纪80年代，在泾河上游的崇信于家湾发掘一处商周时期墓地，其中7座墓带有头龛（图一，1），且5座墓位紧邻，似非偶然。雷兴山曾区分头龛与壁龛之别可能与族属有关。换言之，头龛的有无或许暗示族属的不同。《周礼·地官·大司徒》“族坟墓”引郑玄注“族，犹类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我们认为于家湾墓地中存在类聚现象的头龛墓主人并非姬姓周人，而应是来源于刘家文化的姜姓人群的一支。

图一 头龛墓举例

1.崇信于家湾M44 2.宝鸡高家村M4 3.赤城香山寺84CXM1

关中地区先周时期诸考古学文化中，刘家文化头龛墓极具特点。宝鸡高家村19座刘家文化墓葬中有15座头龛墓，扶风刘家墓地M49也有头龛。胡嘉麟认为高家村墓的头龛大小随时间早晚逐渐变小，龛位由墓底渐升至略高于二层台。于家湾头龛墓形制、龛位与高家村墓地年代最晚者相当（图一，2），当是后者头龛葬俗的延续。具有相同特点的头龛墓还见于崇信县以南的赤城香山寺，年代同为商末周初（图一，3）。由此可见，至迟在商末，关中西部刘家文化姜姓人群的一支，随姬姓周人溯汧河而上进入泾河上游地区，并在崇信县境内汭河畔的于家湾建立了据点。由于进入西周后，姬姜人群在随葬品和葬俗上逐渐趋同，以于家湾为代表的泾河上游西周早期墓中可能还有相当数量难以识别的姜姓人群。

西周中期，周人在泾河上游的势力已迅速衰退，仅在彭阳县、崇信县及灵台县有少量墓葬点分布。除于家湾头龛墓外，灵台县西岭墓葬的发现为泾河上游地区姜姓人群的存在提供了可靠的铭文材料。该墓所出西周中期铜簋内底有“吕姜作簋”四字铭文，可知作器人为吕国的姜姓女子。吕在先秦典籍中通常称“甫”。《尚书·周书·吕刑》在《礼记·表记》中便被引作《甫刑》。《诗经·大雅·崧高》中提到“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诗经·王风·扬之水》又载“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诗经》相关记载表明申、吕两国在周宣王时一同迁到南阳附近，周平王时还曾派人戍守成周以南的三个姜姓诸侯国。南迁后的吕国地望在南申国西边不远，即今南阳市以西约30公里处。李峰据《水经注》等文献指出，泾河上游有两条蒲河，且与西申所在的平凉地区都非常靠近。梁云也认为不排除吕国在庆阳地区的可能。从吕姜簋出土地及文献记载来看，西周时期在泾河上游地区很可能存在一个姜姓吕国。

泾河上游地区的西周晚期墓，目前发现不多。宁县宇村墓除出土三件中原式青铜容器外，其余随葬品如小铜罐、铜虎、虎牌饰等均显示出极强的北方文化风格。杨建华认为该墓是戎文化因素的代表。井中伟也认为该墓出土的日常生活用品和装饰品更能彰显其属于北方文化系统，墓主可能是当地的羌戎贵族。此外，合水县何家畔墓出土一件有铭铜鼎，铭文大意为器主伯硕父与姜姓申国联姻，并负责管理赤戎及北方边境民族事务。泾河上游已罕见典型的西周晚期周人墓葬，而像宇村墓那样的戎狄文化人群出现于此，表明周王朝已基本丧失了对这片区域的直接管控能力。《史记·秦本纪》记载孝王时“申骆重婚，西戎皆服”，申国在西戎中的威望可见一斑。何家畔墓随葬有7鼎，等级较高，而极有可能为墓主的伯硕父能掌管北方戎狄事务，其联姻对象很可能是西申。此外，在长武县境内曾出土一件西周晚期铜鬲，铭文为“叔皇父作仲姜尊鬲”。伯硕父和叔皇父的夫人均为姜姓，或可说明这一时期以申国为首的姜姓人群在泾河上游地区拥有强大势力。

据统计，晚商时期典型的刘家文化（碾子坡类型除外）遗存点集中分布于关中西部的宝鸡、扶风一带，宁夏固原地区与甘肃庄浪县等地有少量发现，平凉地区仅见有零星遗物，表明当时的泾河上游并非刘家文化的中心区。如此，刘家文化人群在商末周初自关中西部成规模地跟随姬姓周人北上进入泾河上游是很值得关注的现象。从考古遗存来看，申、吕等姜姓人群自商周之际起便活跃于泾河上游地区，且其文明发展程度已与姬姓周人无异。西周中晚期，随着姬姓周人势力逐渐退出泾河上游地区，以申、吕为首的姜姓人群势力则在这一地区发展起来，申国更是成为维系西周政权与西北戎狄关系稳定的核心力量。

三、西申与南申的关系

既然西周时期在泾河上游地区极有可能存在一个申国，那么其与南阳之申是何关系？以往虽有相关讨论，但我们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称王铜器铭文中又找到了新的线索。

据《左传》中楚文王“伐申”、“县申”的记载，一般认为南阳之申亡于楚文王在位期间（公元前689～675年），属于春秋早期晚段。然而，汉淮地区曾发现一批申氏铜器，年代晚到春秋中晚期。因此有学者推测楚文王伐申后，只是将其降为附庸东迁淮域，其国祚可能尚存。在这批铜器中，有两件铜簠的作器者分别自称“申王之孙”和“申文王之孙”（表一编号1、2）。另外，淅川下寺M10出土的一批镈、钟的作器者也自称“吕王之孙”（表一编号3、4）。尹俊敏认为西周前期称王者均指周王，西周中期后，诸侯也多称王，叔姜簠铭文中的申王当系西周中期以后的某一代申国国君。徐少华指出叔姜器铭自称“申王之孙”，“申王”之称与文献记载和此前出土铜器铭文并称“申伯”、“南申伯”的材料有别，进而提出两种可能，一是南土之“申”确曾一度称王，与其同宗近邻的吕国自称“吕王”、“吕王之孙”的情况相同；二是申国并未称王，叔姜器铭“申王”是其对先君的溢美之辞，是叔姜有意显赫自己的家世。李学勤则持不同观点，他认为申氏二簠铭文中所谓“王”均指楚王，“申（文）王之孙”实际上是指楚（文）王的子孙。苏建洲还主张“申文王之孙”中“文”之谥号为楚王所赐。近来，田成方指出申氏二簠铭文中的“申（文）王”为申国国君，申国曾一度称王，且有国君以“文”为谥，本文认可这一观点。若认为州簠铭文中的“文王”为楚文王尚且可通，叔姜簠铭文已明证其作器者为申氏姜姓，因此将二簠铭文中的“王”释读为“楚王”未免过于牵强。还可为证的是，淅川下寺M7所出春秋中期东姬匜，作器者也自称“宣王之孙，雝子之子”。两周时期国君中称宣王者共有4位，即周宣王、楚宣王、韩宣惠王、齐宣王，后三者均属战国时期，据此可知铭文中的宣王只能为周宣王，与楚王无涉。传世铜器庚壶（《殷周金文集成》第9733号）铭文中，作为宋国公族的叔庚自称“殷王之孙”也应出于相同的家世背景。庚壶年代在春秋晚期，东姬匜也与周宣王年代相隔一二百年。镈、钟作器者自称“吕王之孙”，而自铭“吕王”的铜器仅见于西周晚期，二者年代亦有较大差距。由此可知，“某王之孙”未必是辈分关系的实指，更有可能强调的是作器者与其先祖的直系亲缘关系。

西周初年，周王室“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春秋时虽王室衰微，但周文化核心区内的各诸侯国在名义上仍尊奉周室，最早僭用王号者已晚至战国中期。目前所见春秋时期称王器，除申、吕外，还有楚、徐、舒、吴、越等。其中，楚、越、徐等非华夏国君之所以称王，是因为他们不守华夏礼制体系的缘故，有的还明显出于与中原分庭抗礼的目的。吴国虽自称姬姓，但其开国史很不清楚，文献记载泰伯、仲雍皆“文身断发”，已经彻底“蛮化”了。可见，吴、楚这一类诸侯国虽然纳入周王朝政治体系，但却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其称王是对原有政治体系的分裂。有学者认为申、吕二国称王是受到楚国称王的影响。首先，从铜器铭文来看，楚国真正称王在春秋早期，而吕国称王器的年代可早到西周晚期。再者，春秋时期楚国所灭邻近之国达四十五国，为何偏偏只见申、吕二国称王器。此外，申、吕二国与周王室关系之密切，《诗经·大雅·崧高》篇即为明证。《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伐纣时“吕他命伐越戏方”，吕氏还曾受穆王命制《吕刑》（《尚书·周书·吕刑》）。另外，据铜器铭文可知，来自申国的申季氏曾在王廷担任要职，吕氏则多次参与周王室组织的战役。因此，汉淮地区申、吕二国铜器铭文称“王之孙”当不会是受楚国影响，而是另有原因。关于这一点，年代更早的西周时期称王诸器可以为证。

从铜器铭文来看，西周时期称王者见有吕、夨、录、乖、豳、昆疕、買、等（表二）。王国维最早关注到这一现象，认为“盖古者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王世民则主张西周金文中称王的一些人物，应理解为同周天子并无受封和统属关系的“他邦”君长。张政烺也倾向于“周时称王者皆异姓之国，处边远之地，其与周之关系若即若离，时亲时叛，而非周室封建之诸侯”。黄月认为周人在分封自己的懿亲之前，还继承了相当数量可能是异姓异族的族群和邦国，周人要继续利用这些“服国”进行统治，承认他们对原有人群、地域的统治，包括承认他们原有的本地、本族群中称“王”的传统。以上学者虽在这些称王族群与周王之关系上存在分歧，但均认可称王者为异族的观点。不过目前来看，学术界基本认可夨为姬姓而非姜姓，这表明姬姓亦有称王现象。豳王也似为姬姓（见表二编号11）。豳地本是周人老家，或许古公亶父迁岐时只是带走了姬姓人群的一支，仍有部分姬姓人群留居豳地，与戎狄杂处。因此，对于称王者族姓的探讨还有待深入。

说明：1.《集成》系《殷周金文集成》省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84～1994年。2.《新收》系《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省称，钟柏生、陈昭容等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3.《陕集》系《陕西金文集成》省称，张天恩主编，三秦出版社，2016年。

这些西周时期称王的族群，其地望大体可考。夨王器多见于宝鸡凤翔一带（见表二编号4、6、7），其他夨国铜器也主要分布于渭水上游的汧河流域。豳王器虽出于乾县和眉县，但豳地一般认为在旬邑地区。乖、二族铜器分别发现于泾河上游灵台地区的姚家河和白草坡墓地。伯诸器则出土于扶风地区。可见，西周时期凡出土涉及称王族群的有铭铜器地点或该族群地望明确者均位于泾河及渭河中上游地区，而出土地点不明确的几例称王器，其族群也很可能分布于这一片区域。

地处泾渭中上游的称王族群与东方汉淮区域的楚、徐这一类称王族群相比，其称王的性质显然有所不同。从年代上看，这批称王铜器从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均有发现，因而不可将其看作是西周王室衰微后对周王王权的僭越与挑战。从地域上看，这部分称王族群紧邻宗周王畿区，却能与周王室相安无事，似乎其称王得到周王室的默许。从铭文内容看，这些称王族群与周王室关系极为密切。吕氏为最早与姬姓周人结盟的姜姓人群自不必说。录伯自其祖辈便与周王室关系密切，其本人曾率王师讨伐淮夷、戎人。豳地则驻扎有周人军队（善鼎，《集成》第2820号）。乖伯曾被周王召见并馈赠礼物（乖伯簋，《集成》第4331号），李学勤认为乖是周的属邦。夨国与王畿内的散氏（散伯簋，《集成》第3777～3780号；散伯匜，《集成》第10193号）、郑姜氏均有联姻。陈昭容认为，夨国与散氏有土地纠纷时也以夨王名称进行土地勘查立约等正式法律程序，看来其虽然处于汧河流域，为宗周之边陲，却熟悉西周的制度事务，并非是边陲自大的夷狄尊长，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王震中提出，上古时期王的称谓存在两个层次，首为代表包括中央王朝和地方势力在内的复合制国家最高首领，是天下之王，体现的是天下共主的地位，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大多数王都是指作为天下共主的商、周王朝的王；极少数的王只是边远地区原有邦国沿袭旧称而已，称王仅属传统习惯的延续。《尚书·周书·牧誓》记载，武王在牧野盟誓时曾提到“嗟！我友邦冢君……”，《录伯簋》铭曰“……录伯，自乃祖考，有爵于周邦……”，《乖伯簋》铭曰“……乃祖克□先王，异自它邦……”。因此，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些称王族群原本是在武王灭商之前即与姬周结盟的他邦之国。因其在周初分封之前已有称王旧俗，故而未被纳入到西周王朝的分封体系之中。这些友邦之君虽称王，但仍尊奉周人的盟主地位，并与周王室保持密切的同盟关系。

上文分析表明，西周时期凡称王之族群均位于宗周以北、以西的泾、渭中上游地区，其中就有西周晚期称王的吕国。而西周晚期迁徙到汉淮地区的申、吕二国，其后裔自称为“申王之孙”、“吕王之孙”。将两地的称王器联系起来，基本可以确认早期申、吕二国的地望就在泾河上游地区。换言之，早期的申国不在信阳，更不会在成周王畿内，直到西周晚期宣王时西申的一支才被迁封于南阳，建立了南申国。

四、申国南迁的背景

关于申、吕南迁背景，应从西周历史发展的大环境加以考察。西周早期，周人经略重心主要在东土与南土，昭王南征虽然失败，但从金文材料来看，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南土极少发生战事。由于周人在南土的扩张势头被遏制，自西周中期穆王开始，周王室便试图在宗周以西以北地区有所进取，但成效并不显著，反而陷入了与西北戎狄无休止的战争中，并逐渐丧失了对泾河上游的有效控制。到西周晚期时，周人不但要应对西北戎狄的侵扰，还面临着南土夷人的叛乱，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宣王时期曾有一系列的迁封举措，而申、吕南迁当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进行的。

根据四十二年逨鼎铭文记载，宣王曾“令长父侯于杨”。早期杨国为姞姓，位于临汾盆地北端、霍山以南的洪洞县永凝堡一带，长父之封可能是二次分封。从作器者逨曾协助长父讨伐猃狁来看，分封杨国很可能与抵御猃狁入侵有关。而另外两个可能为宣王时期迁封的国家，分别为位于韩城梁带村的芮国和三门峡上村岭的虢国，其地理位置也颇值得思考。虢季子白盘铭文（《集成》第10173号）显示，作器者虢季子白曾“搏伐猃狁，于洛之阳”。李峰推测这次战役的地理位置很可能位于甘泉以北的洛河上游或大荔附近的洛河下游。由此看来，洛河流域在宣王时期极有可能成为猃狁入侵的又一条通道。而芮国徙封的韩城梁带村正好处在洛河下游以东、黄河以西这片极为开阔的平坦地带的最北部，与韩城隔黄河相望的则正是同样极易受到猃狁攻击的汾水流域入河口。虢氏一族自西周中期晚段起便长期担任着与戎人作战的重任。虽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虢国的东迁与抗击猃狁有关，但虢国徙封的三门峡上村岭一带，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一方面可以防止连接宗周与成周之间的交通路线被切断；另一方面，若洛河下游和晋南地区受到猃狁入侵，近邻虢国亦可提供有效的支援。

一般认为，宣王时期申、吕南迁可能是为了填补南土鄂侯驭方叛乱之后造成的权力真空。考古发现表明，西周早期的鄂国位于湖北随州市羊子山一带。有学者指出，周厉王平定鄂侯驭方叛乱后，将鄂国从随州北迁到南阳盆地，申伯封于南阳的最初目的可能是为了监视鄂人。但从新近公布的南阳夏饷铺墓地来看，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鄂国很可能为姬姓封国，若此，则鄂的改封与申、吕的南迁应是彼此关联的政治考量。

值得考虑的是，若西北地区长期遭受猃狁的入侵，为何还要将与当地戎狄族群关系密切的申国迁封到南阳地区？《诗经·小雅·六月》记载宣王时曾有过一次针对猃狁的战争，而兮甲盘铭文（《集成》第10174号）和今本《竹书纪年》可证这次战争发生在宣王五年。当时宣王亲征并大败猃狁，一直追击猃狁至太原（今固原）地区。在击败猃狁后的两年间（今本《竹书纪年》），宣王先命召公平定淮夷，并亲征徐戎（《诗经·大雅·常武》），后又命申伯迁封南土（《诗经·大雅·崧高》）。由于今本《竹书纪年》关于宣王五年伐猃狁的时间记载与兮甲盘铭文完全相同，我们便没有理由怀疑今本《竹书纪年》有关宣王征南土及徙封申伯的年代记载存在问题。那么从时间上看，以上三件大事之间似乎可以建立起如下的联系。在宣王五年大胜猃狁之后，周王室或许认为猃狁对西北的威胁已经解除。为了防止泾河上游权势日增的西申威胁到宗周地区的安全，宣王七年便将西申的一支徙封到南阳盆地，一方面借机削弱西申的势力，另一方面也可巩固此前一年在南土取得的战果。如此，则宣王时期实施的这一系列迁封活动，应是为了应对当时周王朝地缘政治格局变化而做出的主动性调整。这与西周灭亡前夕，郑国这一类国家因“王室多故，惧及焉”（《国语·郑语》）而被迫东迁的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考古视野下早期中国铜钺与王权研究”（批准号18BKG013）的阶段性成果。写作中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的帮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