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长“鸡”疯孩子，美国家长“鸡”疯整个社会_风闻

上个月《大西洋月刊》刊发了一篇讲美国私立学校的文章，题目是《Private Schools Have Become Truly Obscene》，作者 Caitlin Flanagan 是美国作家和社会评论家，也曾经是一所私立学校的老师，后来又成为私立学校的家长。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第一视角反思了美国近几年越来越加剧的教育不公平。但其中对私立学校精英家长们“鸡娃”的描写，倒是比原主题更吸引人，尤其适合跟国内的鸡娃家长对比着看。

文章开头，作者以纽约曼哈顿地区最难进的私立学校之一 Dalton 为例，描述了私立学校家长们的特征。

单是每年 5 万美金的学费，加上说是“自愿”实际上却难以拒绝的不菲的“捐款”门槛，已经足够筛选出那些能上得起私立学校的家长们的身份特征了：要么有财产继承，要么是顶尖的专业技术人才或管理精英。

这个群体差不多全是优质教育的利益既得者，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最了解占有稀缺资源意味着什么的一群人。这么一群人，鸡起来也很有特点。文章引用一个叫 Robert Evans 的心理学家对这些家长做的总结：

“在大多数情况下，精英父母对待孩子不会直接辱骂、虐待，但是他们总是非常的严苛，从不松懈。他们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恐惧自己的孩子落于人后。”

这一点看起来跟中国的中产家长差不多，不过中国家长的焦虑和恐惧是通过痴迷“勤能补拙”来直接施压孩子，美国家长的焦虑和恐惧，则寄望于“科技就是力量”来释放。

焦虑的家长们为了帮助孩子保持清醒和专注，会要求医生给孩子开精神类药物。这些药有的是帮着保持专注力，有的是安定类的药物，家长们特别虔诚地践行了“掌控身体才能掌控命运”的箴言。

这只是初级玩家，更高阶的玩儿法是让医生搜肠刮肚给孩子“找病”，因为一旦被确诊有某些疾病，孩子们会在教育阶段得到善意的保护，还可以重复参加标化考试。

医生们吐槽说：快被这些人逼疯了，明明是家长需要看医生，却不得不在家长的要求下硬着头皮给孩子看病。很难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其实很容易找到某种心理疾病，奇葩家长的阴谋往往挺容易得逞。

当然，精英家长的焦虑也带来一个正向的直接影响， 那就是这些家庭的孩子在学校一般会更自律自觉。

作者描述的私立学校教学日常是这样的：

我的班级很小，常常就是和学生一起阅读名著，再让他们对文字进行深入思考，之后也不需要一连串的提问，非要问的话，留一个问题就够了。我总是开玩笑跟同事说，我们只需把学生们集合在教室里，扔出一本《伊利亚特》，然后就可以去吃午饭了。那些学生很快就能适应，他们知道自己该干嘛，他们可以思考自己的答案。

七年级的学生初读《麦克白》觉得很奇怪，”我的系主任曾说。“十二年级的学生就会说麦克白很有野心了。”学生能有这样的转变和洞察时，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了。

学生们很省心，不省心的一直都是家长。

精英家长通常保持着良好得体的社交礼仪，至少在作者当老师那会儿，会努力维持对学校和老师的信任尊重。只有一个时刻例外：当他们的孩子突然有一门功课得到一个 A-。

作者曾经亲历过这么一段噩梦。在给一个孩子的诗歌成绩打了 A- 后，教师办公室里那部几乎从没响过的黑色电话立刻被孩子的母亲打爆了。

孩子的母亲在电话里焦躁不安，甚至有点歇斯底里，尽管作者一再解释这个成绩不会影响平均分，更不会影响未来的大学申请，但这位母亲还是无法平静，要求马上到学校跟老师见面。

之后她带着自己的丈夫，在学校的一个小房间里花了将近一个小时跟作者争论一个十年级学生写的诗到底怎么样。

家长坚持认为作者的打分不合理，要求学校改分数。

幸运的是，90 年代之前，精英家长们和私立学校之间还默契保持着一种共识：老师负责学生，校方负责家长。学校也不会告诉教师哪些家长是主要的捐赠者，教学工作在相对独立的环境的下进行，校方在教师和家长之间会选择支持教师。

但是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很少见。跟作者交谈的私立学校的教师感觉不再总是被学校支持，而行政人员日常的主要工作也已经变成了安抚家长，并且会要求教师配合他们。家长对学校的话语权在增强，甚至会干预教学安排。

去年秋天，由于疫情严重，Dalton 学校发了个通知，说秋季学期不能正常开学了，学生们都要转到线上上课。

通知一发，家长们就炸了，校长的邮箱里马上塞满了家长的抗议邮件。主题大同小异：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关闭学校的要求针对的是公立学校，明明别的私立学校可以正常上课，为什么你们无法做到既能保证学生安全又不耽误学习进度？

有 20 位医学背景的家长，从自己的专业出发，联名发了抗议信，表示他们了解疫情的情况，对学校的做法“感到沮丧和困惑”，要求学校做出不能正常开学的合理解释。

70 多位低年级家长给学校的请愿书则走了情感路线，请愿书写道：“我们的孩子感到悲伤，困惑和孤独”，“周围的每个同伴都去上学了，他们却没有”。作者点评说，不知道的，还以为家长们是在替维多利亚时期孤儿院里可怜的孩子们发声。

联名信可能让学校很不愉快，但这种程度的干预还算不上对教学秩序的扰乱。与此相比，两年前 Sidwell Friends 的家长们为了自家孩子能在大学录取竞争中胜出，可就疯狂得多了。

Sidwell Friends是华盛顿政治精英们最喜欢的私立学校之一。教育系统有个说法，哈佛有全美最大的总统圈子，而 Sidwell Friends 有全美最大的美国总统家长圈。历史上，尼克松、罗斯福、克林顿，奥巴马都是这所学校的家长。现任美国总统拜登，也在前几年去这所学校参加过孙女的毕业典礼。

正是带有这种光环，Sidwell Friends 的家长疯起来更吓人。为了孩子能在大学录取上战胜周围强大的竞争者，几年前，这群家长在毕业季演出了一场毫无底线的“揭短恶战”。

现实中文质彬彬的家长们，为了增加自家孩子的录取机会，四处打听其他家庭的消息，甚至不惜采用跟踪、监视的方式，千方百计要弄到一点“负面消息”，然后给学校打匿名电话，发匿名邮件，或者在家长圈子散布消息，“揭发”黑幕，抹黑其他家庭。更没有下限的，甚至会直接把消息爆料给媒体。只为别人落败，自家孩子就能多一丝机会。

一度弄得学校乌烟瘴气，给孩子们写推荐信的老师和升学咨询办公室每天要花大量时间避开匿名电话的轰炸，学生们人人自危，担心不小心就成了小报头条。

最后，Sidwell Friends 升学咨询办公室的负责人忍无可忍，发了一封克制但不客气的邮件，提醒家长们“控制好自己”，“不要发送匿名信件”；“不要传播流言蜚语”；“不要偷录教职工的私人谈话”。

尤其还在邮件中提醒：“虽然我早上八点就会到达办公室，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可以每天在那个时候跑到我家门口，办公室或者停车场堵我”。

对讲究体面的精英圈子来说，这封邮件已经算是不惜自曝家丑来阻止那些失心疯的家长们了。

然而，这些提醒起到的作用有限。恶战到最后，教职工也成了家长们攻击的对象，最终，Sidwell Friends 两位负责招生的员工不堪其扰辞了职。

作者认为，现在私立学校的家长们越来越强势，一些精英家长跟私立学校的关系，已经像是管理者跟员工的关系。

而这种奇怪的关系正是双方心照不宣、互相绑架的结果。

私立学校没有税收支持，没有市政拨款，所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东西都是由学校筹集的钱来支付的：每片草皮、智能设备、教学团队、运动项目、驻校专家和每一栋栋漂亮的教学楼。几乎所有学校都会强调，学费只可以支撑部分学校的运营，更多的资金来自校友和家长的“资助”。

资助表面上是无偿的，但千万别以为这是没有代价的。

家长们选择私立学校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有“别人没有的东西”。但稀缺意味着昂贵——完全不逊色专业剧院的校内剧场，一个精细的植物观察房，最先进的科学实验室，或者一个豪华直升飞机机场——精英家长们想要的越多，学校“敲诈”家长的力度就越大。

文章里讽刺地写道：

学校有各种花里胡哨的筹款活动，所有读过私立学校的家庭都知道不可能从这些活动中幸免。学校接受一切你想得到“付款方式”，无论家长的资产是什么，他们都能找到兑现的方法。家长们可以通过信用卡、支票、或通过赠送股票或共同基金来进行捐赠。家长们可以在遗嘱中为学校指定资金，或从退休计划中捐赠资金，或使学校成为自己人寿保险计划的受益人，或开设一个慈善信托。只要家长点头，学校有无数种方法把钱弄进来。

总之，就这样，金钱现在是私立学校的上帝了。一些精英家长明显开始把老师看作自己的员工，其工作内容包括保证孩子有一个漂亮的成绩单，毕业时写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等。

作者跟很多孩子闲聊时发现，现在私立学校的孩子们完全能感受到哪些同学来自捐款多的家庭，因为他们在校内的特权很明显。

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记录了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期间，家长们对学校课程安排的干预，认为私立学校和家长之间的扭曲关系正在加剧包括种族问题、贫富分化，教育不公平等各种社会问题。

一组数据显示，最新年度的耶鲁录取生中，有 24% 毕业于私立学校；普林斯顿有 25%；布朗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更高，达到 29%。而美国全国只有不到 2% 的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文章开头的 Dalton 学校，过去 5 年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都进了常青藤大学。

和中国一样，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所谓的寒门学子出头机会越来越少。

作者引用的另一组数据显示：一所私立学校的毕业生进入普林斯顿的概率，大概是 一所普通公立学校的 7 倍。7 倍这个数据还是用那种可以挑选生源的公立学校计算得出的。

很显然，私立学校的家长们是为了“赢家一直赢”的游戏规则在买单。

但这个游戏真的可以一直进行下去吗？2018 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现，美国 118 所医学院的平均录用率仅为 6.8%。最好的那几所，甚至低至 2.4％。与此同时，超过一半的律师觉得他们花在学位上的学费跟后来的收入相比，是不合理的。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Daniel Markovits 创造了“精英陷阱”（meritocracytrapits）这个词，用来指代这种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聚集到越来越少的赢家上的制度。Markovits 认为，所谓的“考上名校，拥有美好未来”，越来越像是一个坑害穷人、掏空中产、把精英二代变成精疲力竭的青少年的说法。所谓名校，通常会拒绝 90% 以上的申请人，一个人的未来真的能取决于此吗？

弗里德曼把现代社会比作一辆自行车，车轮依靠经济增长转动。如果这种向前推动的力量变慢或者停止，那些现代社会的支柱，平等，宽容等等就会随之崩塌。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尖刻，各种小团体抱团越来越严重，人们会互相排斥和指责，争夺资源时会更加疯狂。

最近两年，证实我们的自行车变慢的例子越来越多。

作者在文中提过一个问题：

私立学校的精英家长会抱怨，他们根本没有从公立学校得到一针一毫，为什么却必须通过纳税支持公立学校?

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支持公立学校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并不会幸免于公立学校得不到支持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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