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丢监控PTSD”说起_风闻

前几天听说重大事故相关的监控又双叒叕丢了……后来辟谣了，但是，人们的受伤感并没有消失。　　

设想一下，如果这次事件涉及的只是残障人士或者各种少数群体的极小一部分利益（比如盲道问题），大抵是不会引起这样规模的群情激愤的，大众关注本身已经说明了这属于一个系统性社会问题，即使这位母亲不属于“完美受害者”，我们也不能通过把一个社会问题的缩影转化为个体的局部的小问题来维持内心的平静——这不是理性，而是理性的缺乏。

为什么这起与未成年人相关的事故引起了这么多人的愤怒？因为这件事太戳破人们的底线了，监控掉链子的事件在这个社会发生得太多了，以至于人们都麻木了，在麻木的生活里，最大的希望和变量就是孩子，什么都能忍，与孩子相关的事情万万忍不了，现在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去世，联想到自己的孩子也时时处于这样的不安之中，内心深处的恐惧便爆发出来了。

因此，即使“监控丢了”不是事实，仍然可以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和愤怒，说到底大家愤怒的不是监控，而是问责机制长期以来避重就轻的问题，即使这次监控没有问题，但大众被长期糊弄、被轻易搪塞的感受却是非常真实的，而这种感受并不是因为技术问题的局限——外国人在中国丢了一辆自行车就可以迅速破案，而这里的人一旦出了什么事情监控就各种掉链子，这种局面是技术可以解决的吗？（当然了如果要是违规上访那监控又会起作用了）

每次碰到这类事件，总会有人猜想这背后得有多大的后台、多么深厚的利益网络才能这么硬气这么蛮横，但从过往的事件中可以发现，很多事情的背后并没有什么“很深的水”。那么为什么人们看到的是一幅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的画面，为什么很难看到一个管事的人愿意认真向民众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难道他们之间就没有矛盾吗？当然是有矛盾，然而在以“不出事”为导向的自上而下的考核制度下，有权力的人互相之间难以形成公开的制衡关系，反而容易在出事后被上级追查和清算的恐惧下放弃彼此的矛盾而抱成一团。因为上级的调查团工作组是好糊弄的，而且是临时性的，只要他们团结起来糊弄过去，再到网上把关键词删掉，过段时间这事就彻底过去了，而不糊弄的后果可能很严重。只要这种权力结构不变，不管经济结构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都会在社会生活中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相似性：

“若在某人的管辖范围内发生了公众动乱，那便是此人无能或无知的铁证。这比之未能完粮纳税更确定地会摧毁一个人的仕途生涯。”（来自：孔飞力，《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叫魂》，P30）

自上而下的权力系统，以及任何失足都可能招致未来的大清算的可能，也导致了上属致力于隐瞒下属过失：

“一个巡抚一旦为某官员举荐了一个职位，要他承认这是一个错误就会很尴尬。因此，举荐就倾向于一以贯之：没有一个巡抚愿意轻易改变对所举荐的属下的意见，除非该属下的表现好得或坏得出格以致使他别无选择。弘历抱怨说，如果一个庸碌之才获荐得到一个轻松的职位，他的上司很少会说他曾有超群的成就；而如果一个前程看好的官员被推荐到一个繁剧的职位，那么他的上司也很少会报告他的缺点。”（来自：孔飞力，《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叫魂》，P247）

美国也发生过类似于“没监控”的事件。在尼克松水门事件中，因为存在全社会的监督，当事件刚露出一点苗头时，相关人员就已经意识到“瞒不住了”，于是纷纷开始与老板划清界线，结果最后出局的不是随地捡的“临时工”，而是大老板尼克松。在这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包括但不限于（1）华盛顿邮报记者调查报道总统之前的减税问题；（2）华尔街日报记者调查报道副总统阿格钮受贿及偷税漏税案，迫使其主动辞职；（3）行政系统的白宫顾问迪恩向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提出调取FBI文件遭拒；（4）水门事件调用的是共和党的政治捐款，FBI通过现场遗留的现金追查到了大量线索；（5）每个特别检察官都与总统过不去；（6）尼克松要求司法部长理查德森罢免追着自己不放的检察官考克斯的职务，遭拒，并留下滥用权力的记录；（7）尼克松说动司法部三号人物鲍克解雇考克斯，成功，后果是所有电视网络都开始疯狂报道，引发全国关注，公众激愤，将尼克松与希特勒相提并论；（8）尼克松差顾问请中央情报局(CIA)背锅，被拒，为防提责，被请喝茶的CIA副局长每次与白宫顾问交谈后都写备忘录以应对司法系统的审查，再次留下滥用职权的记录；（9）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搜集相关证据，准备开始弹劾程序；（10）尼克松的私人律师因为参与掩盖而被罚款并吃了半年的牢饭…… 之后还有一个细节是，当尼克松的女婿与红太阳谈起这整个制衡系统时，被怼了一句“都是假的”。（参考来源：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可以想象，如果是民众或者民间组织来进行公开监督，糊弄的难度会显著增高，因为相关的掌权者会想办法讨好民众，然而民众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这就使得掌权者彼此之间难以形成一个目标清晰的利益共同体。当然这些在现在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正义的进步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青天大老爷把基层推出来的某个替罪羊给关起来或者杀掉，然后民愤就平了，民众的气就顺了，这是正义吗？即使这算是正义，如果这种正义是基于偶然的因素而不是常规制度的保障，那么这种正义又能惠及几个受害者呢？如果想明白了这些问题，我想对于“进步有多大”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出比较好的结论了。  

李慧敏，2021.5.12，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