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抗战中的人民战争中需要特种兵（下）_风闻

【地雷战的战略意义和我们根据地的抗日联防体系】

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从经济的标准衡量，战争的一个根本指标就是胜利方（或者武力占优方）能够依据其优势强迫失败方或弱势方提供经济资源。简单地说，就是在中国占领区上的日军只有获得比他驻军成本高得多的掠夺收获，才能保证战争对日方的良性循环。---他们不断地获胜，不断地占领更多的地区，相应地，他们不断地掠夺更多的资源，然后反哺他们的战争能力，并进而提升战力，获得更高的战绩。

 而我党所领导的以“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为代表的“人民战争”的意义就在于，他们打破了日军这种良性循环。使得敌占区变成名义上的敌占区，实质上的根据地。它使得敌占区原来能被几个扛着膏药旗赶着逃难几万老百姓，变成了让日寇寸步难行的钢铁长城。做到了这一点，就使得窝在据点的日军，伪军成为白白消耗战争资源的废物，成为日本战争链条上的负资产，而这，就是地雷战的战略意义。

 但要发挥这样的战略作用，绝非容易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一个高效，严密，细致，富有创造性的体系，而并非一个简单的战术。在审视这个体系建立的过程中，我们会不禁仰望，当年我党强悍的组织能力和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以下就是具体的介绍：

抗日战争的地雷战在战略层面的首要意义在于破坏了日伪军的交通和通讯，因为根据地军民普及了地雷，使得日军的机动能力大幅下降，由于在主要道路上埋设了地雷，日军的重装备，比如山炮等就无法通行。（被地雷炸了步兵日军可以承受，但要是毁了大炮，就无法交代了，所以在地雷战普及后，日军的行军不得不一边排雷，一边行军，效率和秘密性都大幅度降低），同样，在电线杆下，民兵们在割掉电话线后，埋设地雷“钓鱼”，前来修复电话的日军、伪军往往电话线没搞定，人先被炸得非死即伤。

 因此，当地雷战普及之后，日军在沦陷区的占领就被切断了联系，被我们“蚕食”得支离破碎，尤其在1944-1945年的大反攻阶段，根据地的军民就是依托这样的办法一步一步把敌人“挤”出去的。

这是地雷战的大的作用。而地雷的战术作用同样重要，因为它给广大武器低劣的民兵一个有杀伤力的武器。---在一些老电影里，我们会看到游击队员用松木做炮筒，搞出“松木炮”，或者用猎枪，土枪打击敌人，但在实战中，这类武器的作用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射程相差悬殊。土枪的射程50、60米，而日军三八大盖的有效射程将近450米，这意味着我们的民兵很多时候在远还没靠近日军时，就可能已经牺牲了。---而地雷不同，每一个地雷在被踏响时，无论是正规的铁雷，还是土造的石雷都可以保证一个以上的伤亡。--必死的武器就是可怕的武器，这就是地雷的意义。-----正因为地雷如此宝贵，下图的抗日民兵抱着它们的神情才笑的像刚刚相亲成功。

但是，所有这些地雷的作用都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规模，如果一个日军据点连接有十条路，那为了围困日军，我们就需要在每条路上埋设至少10个以上地雷，同样的道理，为了保护一个村庄，需要的地雷数量都是数以百计的，举个例子，1942年河北的赵户村，八路军两个连依托该村埋下的200多处地雷，和地道体系，在23天内，打退敌人四次大的进攻，歼敌三百余人。

一个村子，一次防卫战，就要200颗地雷，一个县有多少个村子，要经历多少次扫荡，需要多少颗地雷呢？当时我们基本就是一个大农村的根据地有如何支撑这么大的“军火需求”呢？

所以，我军‘工兵王’--开国少将王耀南的贡献就凸显了。他在敌后根据地实现了广泛的“地雷低成本化”。这个发明的起源来自王耀南亲自策划的的黄崖洞之战，（八路军经典战术杰作---黄崖洞保卫战 （上））为了保卫兵工厂，他使用成本更低，取材远远方便的黑色火药制作了大量的“滚雷”，发挥了显著的效果。由于这个经验，使得王耀南作为“地雷战”之父将他的发明在根据地广泛推广。事实上，他本人就是著名军教片《地雷战》的顾问啊，

他在降低地雷的成本方面做了两个工作：

 一方面，依托广大的群众制造黑色火药（即木炭，硫磺和硝石按比例合成），让众多的鞭炮作坊做引信。

 这里需要说明，虽然是“土造”的黑色火药和“鞭炮”引信，但八路军对质量的控制非常严格。比如，黑火药的木炭，要用上好的木料烧制，树的种类也有很大关系，有一次王耀南下去检查，发现带出的徒弟老工兵冀龙误把一个枣木烧制的木炭作为配药材料，马上就严厉批评，并让他把这批次的火药封存，所有木炭重新检验。

 又比如，当时根据地政府要求鞭炮作坊做引信时，是抵扣税金和公粮的。但质量要求非常严格，给作坊主下订单时，甚至会说，要是地雷不响，他们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另一方面，用各种材料制作雷壳，并根据不同战术需要，“发明”各种“特殊地雷”。

地雷的杀伤作用主要由内置炸药爆炸产生的高速破片（雷壳破碎），从这点讲，破片是什么材质并不重要，它的高速度才是杀伤力的主要来源。因此，在王耀南的推动下，只要是能装火药的密闭容器就能当雷壳，洋铁桶，瓶瓶罐罐，甚至尿壶都行，因为即使这些外壳破碎的不够厉害，我们还能把一些碎铁片混在火药里，爆炸时就能取得散弹枪的效果。

当然，即使这样，王耀南还是遇到了挑战，当他到河北冀中军分区推广地雷战时，政委宋任穷还是哭诉说：“王耀南同志，坛坛罐罐虽然值不了几个钱，但破家值万贯，老百姓也就那么几个坛坛罐罐，用完了（地雷炸完了）总不能让人家拿锅和碗给你做地雷呀？再说老百姓也可怜得很，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于是乎，王耀南想了，就想出用石头做雷壳。---不过要注意，石头做雷壳的难度很高，首先怎么把一个石球挖出一个装火药的洞就是问题，其次，不同的石材，装药量肯定不同，但究竟这样排布，也没有数据。不过宋任穷政委和他的司令员杨勇上将只在乎一个问题，

 “要是人和马踩上去会怎样呢？”

王耀南曰：“不死也差不多。”

 “done！”

 以前，一颗地雷的成本超过三颗手榴弹，根据这样的技术改进后，王耀南推广的土地雷成本就只有几毛钱（当时的几毛钱），和一颗子弹的成本差不多，但杀伤威力要比子弹大多了，于是，地雷战普及的经济基础就有了。

 最后，毕竟，鞭炮作坊不是兵工厂，民兵们也不是工程师，所以，土地雷的制造工艺还不是那么规范，按照王耀南的说法，“质量是非常糟糕的”，经常“放冲”。所谓“放冲”，就是地雷爆炸时没有炸开雷壳，而是从装药口形成火焰喷出来了（几乎就类似一个大爆竹）。然而令王耀南想不到的是，这种不达标土地雷的杀伤效果同样明显，因为被触发后，敌人虽然没有被大量破片穿身，却被雷火焚身，尤其是地雷的爆炸是自下而上的，因此有时对敌军还能产生计划生育的效果。加上被东方不败后的敌军一脸被黑火药熏成包龙图的模样，痛苦地捂着要害部位大喊大叫，对他们的同僚造成严重的心理阴影，也以此为我军间接形成了良好的心理战效果。

非但如此，让王耀南啼笑皆非的是，这种不合格地雷，在爆炸后，因为雷壳完好无损，还可以捡回来重新装药，继续实施它“恐怖”的杀伤作用。---当时的评价是：“部队和民兵反而误以为我们的臭雷威力更大，让鬼子和汉奸也传得神乎其神。”

哦哦，土地雷的故事还不仅于此，用瓦罐，陶罐做的地雷，爆炸力更差，（主要的原因应该是炸药装的太少，或者不够紧密，不能在短时间发生剧烈的爆炸），而且民兵们又发挥创造力，把废铁块，铁钉胡乱放进去，于是这种地雷爆炸时，鬼子和伪军可以目睹一个不规则的瓦罐“晃晃悠悠地从敌人头顶飞过，发出吱吱的怪叫，喷射出一些铁钉，铁块。”-----可以想见，这些能被看清的“弹片”和制式地雷爆炸产生的高速破片引发的杀伤力会有本质性的不同，---但关键是，他们让鬼子“看到”了，“吓得鬼子半天都缓不过劲来”。---因此，看到了这样的报告，王耀南“也就不强调提高地雷的质量了”，他在回忆录里忠实地报告，：“我们制造的土地雷杀伤力只有1:1.1，几乎是最低点，踩上一颗雷，敌人的伤亡平均只有1.1人”，但是，他确实没料到，土地雷“对敌人的心理压力确实比制式地雷大”。

当然, 千万不能神话“土地雷”的作用，对付优势装备的日军，仅仅靠土地雷还无法形成一个强韧的防御体系----

可以设想，假如一个县里面所有的村庄都埋设了地雷，但日军还是能够集中兵力攻击一个村庄，毕竟地雷是死的，引爆之后，就很难马上重新埋设。所以，为了保卫村庄，保卫根据地人民，我们还需要根据不同地形构筑防御工事，比如说，如果是山村，那防御就比较简单，很多通往山村的道路可能就一条或两条，而且地势陡峭，多地段埋设地雷也就足够了。因为山村在军事意义上作用很小，日军不舍得花大代价去攻取小山村。

平原则不同，华北平原实际是一个大粮仓，有极为重要的经济意义和军事意义。因此，为了在没有遮掩的平原建设防御工事，我党以王耀南为首的当年萍乡安源煤矿的矿工们带领老乡搞起地道战。这里必须指出，军事工事的地道和老百姓一般的地窖有本质不同，地道战是指一个攻守兼备的体系，有不同的入口，出口，射孔，防止敌人防水，防止敌人放毒气等。在地道战初期，曾经因为工事没有做好，造成躲到地道的军民被敌军施放毒气集体窒息牺牲800人。

（下图就是一个比较‘立体’的地道战体系剖面图） 

那么有了完整的地道防御工事就可以了吗？实际还不够，因为可以设想，当敌人包围了一个村庄后，如果他们持续围困，那地道里的军民又如何长期坚持呢？毕竟地道里不能种粮食，有限的储备也不能长久啊，所以，这就需要联防。

 所谓联防就是在一个地区，比如一个县吧，会有机动兵力，比如县大队这样的地方武装和军分区主力团这样的正规军，当敌人围困某一个村庄时，其他村庄或地方武装可以攻击敌人抽调兵力后的薄弱据点，这样，一方面通过地雷战的迟滞和地道战的坚守，使得进攻的敌人无法快速占领某一村庄（这就使得敌人的主力由于困在当地丧失机动），另一方面，地方武装和主力部队可以围魏救赵，充分利用敌人兵力薄弱的弱点攻击敌方据点。使得敌人顾此失彼，最后两头不得好。

不过这种联防看起来简单，实际很难，首先，在整个防区里，所有村庄之间要保持快速，准确的通讯。---当时根据地没有大量电话和电报设备，于是他们发明了鸡毛信。其次，非常重要的是，每一个村庄的地雷布设位置和地道出入口必须极端保密，不能让汉奸们侦查到。为此，我党发挥了强大的动员能力，实现了极其严密的保密措施。

 --举个小例子：

1942年4月，王耀南为晋察冀军区地雷战和地道战的推广到各个下级军区和军分区督导，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吕正操上将的爱将沙克（开国少将、下图）陪同，到了白洋淀一个小村子。

这个小村子因为靠近白洋淀，地下水位很高，无法挖地道，所以当地干部拟定的退守方法是躲进白洋淀的（芦苇丛中）。当时无论沙克还是王耀南都是高级干部，本来晚上宿营是要到白洋淀的船上，考虑到船上太冷太潮，区长劝说两位首长在村子休息。他们保证安全。

 于是王耀南和沙克住到一个老乡家，两人讨论地雷战和地道战战术很晚才睡，天蒙蒙亮的时候，沙克的警卫员在屋外低声叫：“首长，有情况，我们可能被包围了！”

（史注：凌晨是最困的时候，沙克的警卫员能够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军事素质非常出众。）

 沙、王二位闻声马上起床，提枪冲出，问警卫员敌情，说只发现村外有人影活动，但看不清多少。

 王耀南马上让警卫员托着他们俩上房顶趴下，用望远镜观察，发现确实村外有人活动，但战术动作不像鬼子。沙克一听，怒了：“妈个巴子，汉奸、伪军听到老子大名吓得他拉裤子，打他狗娘养的！”

（史注：沙克乃东北军出身的东北汉子，性烈如火。鬼子来了，沙克可能要退避，但伪军来了，沙克是完全不怕的。）

王耀南说，先不急，搞清敌人数量再说。他发现，包围圈没有包括通往白洋淀的退路，可以冲击一下敌军就退到白洋淀去。沙克说：“不对，敌人最怕我们跑回淀子里，哪能不堵我们呢？小心有诈！”于是王耀南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对方不仅不像日军，连伪军也不像，一个大檐帽都没有，反倒像我们自己的部队。这时候，沙克忽然站起来，大声说：

“妈个巴子，刘二麻子，你给我打立正！”

原来他认出来了，包围队伍里，有他原来的警卫员，现在的第十军分区警卫连连长“刘二麻子”。

对方一听见沙克的“怒吼”，马上也站起来了，“哎呦，首长你怎么来了，”—“全体立正，敬礼！”

于是大家发现了这是个误会，一场虚惊。

沙克碰到了老警卫员很高兴，但也很生气，因为这个小伙子作为军区精锐的警卫连连长，战术动作这么差，包围“敌人”居然先被“敌人“发现了，而在得知刘连长连这两个大首长趴在屋顶都没发现时，更是狠狠批评了他一顿。因为这种失误，幸好是碰到自己人，否则，动起手来，他还没开枪，就第一个送命了。

（史注：这里足见我军将领对军事动作规范的高度重视）

同时，沙克也非常恼火，是谁走漏消息，让军区警卫连知道有目标进村，他把村长，妇救会主任、民兵队长，儿童团长以及区长，区小队长都叫过来，站了一院子，挨个问。（史注：由此可见当时根据地的一个小村庄的保密工作有那么多人负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经过动员和组织后，鬼子和伪军既无法知道我们的地雷埋在哪儿，也不知道地道开在何处。）最后才知道，因为一个邻村的儿童团长来这村走亲戚，发现村里来了很多陌生人，以为是敌特，小朋友警惕性很高，马上回去向上级报告。第十军分区反应也很快，连夜就派部队来抓特务了。----沙克听明白后，又追问负责警戒的区长，为什么放人出村。对方解释因为小朋友是这村的亲戚，自己人，不算生人。

所以从这个小例子就可以看到，当时根据地在保密工作的严密性和广大军民的警惕性，以及部队的反应速度。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才可能抵抗残酷的日军和伪军，守住这根据地。才能保证地雷战、地道战的战果。

在解决了地雷战，地道战和联防体系的动员和建设之后，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成了一个刺猬，甚至在后期成为一头甲龙。到了1944年夏收的时候，日军的征粮计划，甚至连50%都没完成，这样不要说把抢夺来的粮食调运日本本土或太平洋战场，连维持城镇的日伪军到到第二年夏收的粮食，都有一定困难。而这就意味着日军的侵略和盘踞在实质上已经变成了彻底的失败。

而根据地军民在我党的动员和领导下，首先守住了村庄，保住了粮食，其次不断发展壮大武装。（八路军队伍从抗战初的3、4万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近80万，主要就来自地方武装的升级），不断把敌人据点从根据地“挤”出去，伴随着我方根据地的扩大和武装力量的增长，就加速了敌方地域和军力的衰退，因此，到1945年，固然有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一败涂地的因素，但实际在中国华北的根据地里，日军的守军已经日趋萎缩，丧失战场主动了。十几万的日军在广阔的华北大平原面临几百万上千万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勇敢起来的人民后，他们的末日必然就到来了。

行文至此，需要解释一下，例如地雷战、地道战等等也算是“特种兵”吗？其实在抗战时期，并没有现在我们军事学意义上的“特种部队”，但如果从“创造性地从实际出发，用最符合敌我双方特点的战术，‘土’装备，‘联防体系’来进行斗争”这个标准看，那么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争确实需要“特种兵”，他们诚然不是和日寇拉开阵势，像正规军一样‘对打’，但他们的奋斗、牺牲和在极其悬殊的装备劣势下发挥的创造精神从不输于正规军。事实上，真正发动起来的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一个好例子，但会有人说日本的战败更多是一个国际的胜利，但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更加纯粹而有力的一个例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