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之谜发覆_风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作者：张涌泉 罗慕君 朱若溪

　　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禄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俗称“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写本文献（少量为刻本）。文献内容涉及中国11世纪以前（尤其是4世纪至10世纪）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学、科技、社会生活和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其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影响之大，震动了整个世界。敦煌文献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写本为抄写于东晋升平十二年（368）的《法句经》（甘博1号）， 最晚为《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1002）七月十五日敦煌王曹宗寿、夫人氾氏添写报恩寺藏经录》（俄弗32号），前后跨越600多年，历经十余个朝代。据最晚的纪年推断，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应在11世纪初。但封闭的具体原因，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与之相关的藏经洞的性质，也长期困扰着海内外学术界，包括避难说、废弃说、书库改造说、佛教供养物说、排蕃思想说、三宝崇拜说等，众说纷纭。其中提出较早且影响较大的是避难说和废弃说。以上种种说法，都有较多的猜测成分，未能得到广泛认同。

　　近十年来，本课题组对业已刊布的敦煌文献作了全面普查，深刻感受到敦煌文献实际上是以残卷或残片为主体，它们与道真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藏经洞就是道真安放修补佛经材料的场所。藏经洞的封闭，则可能与道真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道真俗姓张，19岁时已是敦煌莫高窟三界寺沙门。大约950年至985年间，道真出任沙州释门僧正。大约986年至987年间，道真升任“都僧录”一职。道真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下面这段话：“长兴伍年岁次甲午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帙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

　　道真搜寻的这些“古坏经文”去哪儿了？它们和藏经洞文献是什么关系？藏经洞为什么要封闭？这是下文要回答的问题。

　一、敦煌文献的主体是残卷

　　要讨论藏经洞的性质，首先就必须对藏经洞文献的完整和残缺情况有一个准确的评估。如众所知，敦煌文献主要是佛教文献，而这些文献，又以残卷或残片居多，残卷比例达90%以上。那么这种残缺情况是不是藏经洞发现之后人为造成的？

　　藏经洞文献发现后，确有部分写卷的撕裂是流散过程中人为造成的，但这些残卷的比例应该不会太大。更大量的写卷应该是原本就以残卷或残片的形式保存在藏经洞中。即便那些可以缀合的残卷或残片，如《金光明最胜王经》英藏以“残卷＋残卷”形式本馆藏卷互缀2组，与其他馆藏缀合13组；俄藏“残片＋残片”形式本馆藏卷互缀达57组，这些残卷或残片多数可能就是原本以分离的状态保存着的。

　　尽最大可能缀合以后，敦煌写卷的完整度自然会有所提高。根据对近百种共计32585号敦煌佛经写本的统计，缀合前某一卷基本完整的仅1962号，残卷数达30623号，残卷比例为93.98%；缀合后某一卷基本完整的写卷增加了92号，残卷比例虽略有降低，但也仍达92.38%。就具体佛经而言，如《金光明最胜王经》，普查所得写卷总数为1977号，其中某一卷基本完整的69号，完整写卷仅占总数的3.5%；缀合以后，大多数缀合而成的写卷依然是残卷甚至残片，某一卷首尾完整数增加了19件，完整数提高到5.91%。又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汉文写卷总数为4881号，其中某一卷首尾完整的为318号，完整写卷仅占总数的6.5%；缀合以后，大多数缀合而成的写卷依然是残卷甚至残片，某一卷首尾完整数增加了29件，完整数提高到9.5%。但即便如此，残卷或残片依然是绝大多数。如以整部完整的十卷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和六百卷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经本而言，完整数还会低很多。其他佛经写卷的情况大体相仿。由此可见，无论是缀合前，还是缀合后，残卷或残片都占绝大多数。这的确就是藏经洞文献的原貌。

　二、三界寺“经藏”与“故经处”

　　三界寺位于莫高窟前，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官寺之一，三界寺僧人道真曾长期担任敦煌地区的最高僧官——都僧录，可见其地位非同一般。荣新江认为藏经洞的主体文献佛典和供养具都来自“三界寺的藏经和资产”，包括三界寺“供养经和画”，也包括“道真从各寺收罗来的古坏经文”；郑炳林认为藏经洞出土的藏经就是三界寺藏经，来源于抄经、供养经、收集诸寺古坏经文、乞经等四个方面。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藏经洞文献的主体源自道真搜罗的古坏经文，而三界寺的藏经则另有其地。

　　人们指称敦煌文献为“废弃”物，一个主要理由是敦煌文献以残卷为主，而完整的写卷数量极为有限。如方广锠指出，唐代会昌废佛以后到宋初，全国的藏经基本上均以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基础而组织，但敦煌遗书中的佛典只有170部左右，约占《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的七分之一，即便是这些佛典，除少数单卷经、小部头经及若干当时极为流通的经典尚称完整之外，绝大部分佛典也是帙残卷缺、珠零璧碎。敦煌佛教兴盛，统治者崇信，晚唐、五代敦煌教团曾向内地乞求经本，请得包括金银字大藏经多部，补足了本地的大藏。因此，“根据藏经洞封闭前敦煌存有的完整的大藏经以及多部金银字大藏经没有被收入藏经洞，收入藏经洞的全部是单卷残部，碎篇断简，乃至破烂不堪的残卷废纸的事实，‘避难说’确难使人信服”。因而他赞同藏经洞文献为“废弃说”。其实，这与人们把三界寺藏经与藏经洞藏经混为一谈有关。

　　《三界寺藏内经论目录》应是三界寺的藏经目录，也是道真修复佛经的工作目录。其中敦研345号收经169条152种，北敦14129号收经171条157种，二目重合的佛经123条117种；斯3624号收经22条20种（其中19种见于敦研345号，17种见于北敦14129号）；这三部目录总计收入佛经192种。这192种佛经，仅“《佛本行集经》，一部，六十卷，欠三卷，六帙”“大方广佛花严经七卷，全无”两种北敦14129号有残缺情况介绍，这也许意味着其他所登录的佛经都是完整无缺的。但普查敦煌文献，这192种佛经中有全本的仅67种，未见的约58种，仅见残本的约67种，后二类占近三分之二。这些佛经之所以藏经洞不见或残缺不全，也是因为这是“藏内经论”，入藏的不是藏经洞，而是“经藏”处。

　　那么藏经洞的性质又是什么？考北敦7711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五一六（兑废稿）末题记：“此一纸请于故经处安置，为白，恐得罪。”此号原卷仅存1纸27行，卷面有两个残洞，天头上有一“兑”字。方广锠据此认为“故经处”是敦煌寺院“专门存放废弃经典的地方”，甚是。“故”谓故旧、破旧。伯3638号《辛未年正月六日沙弥善胜于前都师慈恩手上见领得诸物历》：“故经案壹。无唇经案壹，在李上座。经架壹。”“故经案”与下句“无唇经案”并列，是指旧书桌、破书桌，是其义。前引道真发愿文的“古坏经文”亦即故坏经文，指破旧零散的经本。北敦7711号末题记的字体与正文不同，应是其他人所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三界寺修复的重点佛典，这条题记也许就是出于三界寺的僧人之手，“故经处”极有可能就是后来的藏经洞，藏经洞也就是道真“谨于诸家函藏寻访”所得“古坏经文”的存放地。

　　三界寺藏经与藏经洞藏经确实是两回事。那些完整的佛典都收藏在三界寺“经藏”中；而留在藏经洞的只是一些复本、残本甚至是碎片，它们来自“诸家函藏”，意在“修补头尾”，而且各类材料分类包裹、井然有序，为开展大规模修复工作提供了便利。以前人们纠结于敦煌文献没有一些本该有的完整佛典，因而生发种种疑虑，原因就在于把两者混为一谈了。

　三、藏经洞文献“修补头尾”实证

　　如上所说，藏经洞本是三界寺的“故经处”，是道真放置“古坏经文”的场所，但它们并不是废弃，而是为了“修补头尾”，即用于修复佛经。那么，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藏经洞文献有没有经过古人尤其是三界寺修复的具体证据呢？我们从“修补头尾”的角度来看看藏经洞文献被修复的实例。

　　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古书的破损是无法避免的。特别是那些使用频繁的佛经，破损更快，而卷头卷尾尤甚。敦煌佛教经录中有不少经卷完缺情况的记录。如伯2727号《酉年（829）三月十三日于普光寺点官〈大般若经〉录》：“酉年三月十三日，缘国家建福，水则道场转经，次至永康。……会先年官《大般若》一部，诸帙内欠数及无头尾者，一一抄录名目。……弟卅四帙，内弟一欠头，弟七欠尾；弟卅五帙，足，内弟四无头；弟卅六帙，内欠弟二；弟卅七帙，内弟二欠尾，弟三欠头；弟卅八帙，内欠弟四，弟三卷欠头。……已上共计□（伍）拾贰帙，计经卷叁伯玖拾捌卷。余不足者于龙兴藏官经数内取贰伯两卷。通前共计陆伯卷。”其中整卷缺的，直接用龙兴寺藏的官经本来配补；而那些缺头尾的，写卷没有交代，恐怕只能补抄或者想法找其他复本来缀接。

　　事实上，藏经洞文献中也存在大量缺头少尾的残卷被缀接配补的例子。道真长兴五年编《见一切入藏经目录》（北敦14129号）中有“官写《大佛名经》一部”，大概是他“修补头尾”的重点对象之一。《大佛名经》或称《佛说佛名经》，简称《佛名经》，是一部重要的佛教经典，曾流传多种不同的版本。最早的是元魏菩提流支译的12卷本，后来又有20卷本、16卷本、30卷本等改编本。敦煌文献中有大量该经的抄本，仅《国图》收录的各种版本的卷号就有452号，其数量之多，可见一斑。由于《佛名经》是僧人日常持诵的经典之一，使用率高，散脱或破损在所难免。斯6055号16卷本《大佛名经》点勘录，其中第十一、十四、十五卷下均注明“欠头”，第十三卷下则注明“欠头，欠尾”，就是对该经残缺情况的记载。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道真等人对《佛说佛名经》缀接修复的具体例子。

　　北敦5788号，为《佛说佛名经》第十三卷写本，原卷首尾完整，共24纸（第1纸为护首，第2纸仅7行，第3纸20行，2、3纸相合相当于一整纸），首题“佛说佛名经第十三”，尾题“沙门道真修此经，年十九，俗性（姓）张氏”。此卷护首为麻纸，染黄而未涂蜡，2、3纸及尾纸为白麻纸，其余各纸为经黄打纸，砑光上蜡。卷背第1、2纸骑缝处有题记“三界寺道真念”，第2纸卷背有题记“三界寺沙门道真受持”，其余各纸骑缝处有勘记“三界”“界”“三界道真”多处。经文前2纸及尾纸与中间各纸纸张、行款、字体均有所不同，应即长兴五年前后道真“年十九”时缀接修复。尾纸背面倒书“佛名经卷第十六”，其下署“界比丘道真受持张”，林世田等推测“此尾纸原为道真受持的《佛名经》第十六卷的护首，后来《佛名经》第十六卷可能不堪使用，故而改作《佛名经》第十三卷的尾纸”，当是。斯6055号某寺勘经目记录《大佛名经》第十三卷“欠头，欠尾”，也许正是指此本修复前的原貌而言。

　　经过缀合修复的例子，敦煌文献中比比皆是。斯2423号《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云：“复次，善男子，应修破寺、破塔、破像、破经，如前所说，得无量福。”由此可见，修补残缺经卷应是古代寺院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也是一种功德。道真搜集“诸家函藏”的“古坏经文”“修补头尾”，做的正是这种缀合修复工作。林世田等通过对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卷的考察，发现“约三分之一的写卷有明显的古代修复痕迹”。这是他们摩挲写卷实物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可信的。同样，英藏、法藏、俄藏敦煌文献也存在同样的情况。这就进一步证明藏经洞确是道真等人汇聚修复材料的场所。那些经过修复配补成套的经本，“施入经藏供养”；修补后首尾完整的零帙散卷，可供公私藏家作配补之用；剩余的复本及残卷断片，则继续留在“故经处”作为配补或修复材料备用，并最终成为我们见到的藏经洞文献。

　　四、藏经洞封闭原因猜想

　　如前所述，大约986年至987年间，道真升任敦煌都僧录一职，关于他有明确时间点的最晚的一条记载是“丙申年（996）”，这时他已届80高龄。道真去世在哪一年？道真之后的敦煌都僧录是谁？这些敦煌文献都未再见记载。也许996年之后的若干年间，道真继续担任都僧录一职。即便道真死于996年或稍后，距离敦煌文献纪年最晚一件写本的时间——大宋咸平五年（1002）五月十五日，也已经非常接近了。也许道真就是死于1002年前后，道真去世之后（也不排除道真生前，因其年事已高），他主持的三界寺佛经修复工作也最终画上了句点。那些剩余的复本及残卷断片不能随便处理，于是三界寺的僧人们稍事整理，就把道真一生倾注了最大心血的“故经处”——即今天的藏经洞，临时封存了。上文介绍的藏经洞封闭原因，其中之一是“佛教供养物说”。此说较早由文正义提出；后来张先堂进一步加以深化，他认为藏经洞的封闭与古代佛教三宝供养有关，佛教信徒“将这些残破、陈旧而退出流通使用的经像视作宝物，予以集中埋藏供养，使之永久保存”。这与我们所说的因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而封闭的判断，颇有殊途同归之感。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藏经洞作为“故经处”，虽然保存的大多是“古坏经文”，但因其来源于“诸家函藏”，搜采对象不但包括敦煌各个寺庙，也包括道观、学校甚至官府衙门，从而使其具有了图书馆或百科全书的性质，其价值也就超越了三界寺和佛教本身，而有了更广泛、更普遍的意义，并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