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中的诸国货币：国家和平与经济民主_风闻

不论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资金需求增长都快于贸易增长。信贷通常比实物增长更快。

因此，货币媒介的“符号”经济必须比物品交易的“实体”经济成长更快。

是否真的可以通过创造货币媒介来加速“实体”经济成长，尚未被证实。但缺乏充足的货币供应会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却已经很明确。换句话说，要扩大商品的生产，就要依赖持续稳定增长的货币供应，这一点显而易见。

19世纪国际经济是金本位制度，不过在当时的每一个发达国家，国内经济虽受到金本位制约，实际上却是由管理货币与信贷的各国中央银行控制和指挥。

二战后，世界贸易增长太快，难以通过黄金融到足够多的资金。黄金不再作为可靠货币单位的第二个原因同样重要，即黄金作为工业原料的用途越来越多。

此时，经济学界提出“关键货币”的主张。根据这一概念，一国的货币同时也是世界经济的货币。

凯恩斯（1883-1946）知道，“关键货币”概念的真正危险不在于经济面，而是这个产生关键货币的国家会应自身的优越感而骄傲自大，然后必铸成大错。

曾经，英镑作为“关键货币”角色过于骄傲，导致1928年英国货币尝试重新建立老的国际汇兑价值，但其价值相对于“一战”后的英国的经济状况来说，确实太高了。无疑，这成为3年后导致英镑大幅度贬值、经济大萧条席卷全世界，且影响深远的主因之一。

二战后美国同样奉行“关键货币”政策，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战后的货币体系。跟欧洲列强一样，美国的奇怪行为可谓事出有因：问题的经济面十分清楚，政治面却大有问题。虽从经济面看，世界已成为一个单元，但就政治角度看世界却在日渐分裂。

美国的政客和官僚仍生活在一个美国独大的世界里。他们认为国际礼法只约束外国人，而不针对美国政府。即使在“二战”后，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健康且强大的经济体时，这种想法已是相当愚蠢。况且，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生苏伊士运河危机时，美国独大的时期就结束了。

美国需要外部力量，正如同外界也需要美国一样。

除非能顺利推动贫穷世界某些重要地区的经济发展，否则美国的经济实力一文不值。世界经济既提供了和平与增长的大好机遇，同时也为世界改革带来新威胁。

世界已被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知道如何创造财富的国家，一部分是尚不知如何创造财富的国家。

1995年1月，全球金融市场开始与美国货币脱钩，并引发美元汇率大跌。触发暴跌的不是经济事件，而是美国参议院未能通过在21世纪初实行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只差一票。这项胎死腹中的修正案浇灭了世界对美国的信心，包括对美元和美国领导力的信心。

30年前，以林登.约翰逊总统为开端，美国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向海外借款，数额越来越大，史无前例。且所借款项全部是用债务国自身的货币表示，既并非用债权人国的货币表示的。长达30年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在海外享有上不封顶的信用额度。

但这种信心在30年后，一去不复返了。美元暴跌说明西方“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走到了尽头。美元暴跌，意味着它已丧失“关键性货币”应有的素养和品格。美元和美国再也无法一手托起世界经济。

二战后的经济模式不再灵验；它的基础是美元担当“关键货币”，以及美国经济愿意且能够为世界的其他国家提供资金。然而，1995年代之前的30年中，这种能力越来越取决于世界金融市场是否愿意帮助美国弥补财政预算赤字。这种意愿自1995年代起，已永远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个国家要自己当家做主，只能实施以平衡预算为主的经济政策。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只在二战后至1995年代的前半段时间没受到挑战。197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越来越受到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猛烈抨击。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哈耶克1899-1992）与其19世纪的鼻祖一样，都鼓吹自由市场制度优于其他任何经济组织制度，且较其启蒙导师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声称，自由市场制度本身可以带来正常运转的社会，而且声称自由市场制度本身可造就的社会制度实际上还会是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

随着凯恩斯经济学越来越明显地失去往日风光，新古典主义得到越来越多地尊重。但自由市场制度仍不能成为西方政府的国内政策，赤字化支出对政府的吸引力非常巨大。因此，政府难以接受新古典主义的节俭与自律要求，此类国家不仅限于美国和英国。

在经济上，新古典主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它之所以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是因为它认为自由市场制度还会让社会正常运转和让政体保持稳定，但此观点已被证明完全错误。并非所有后进国家出现过“亚洲四小龙”一般的繁荣景象。

19世纪西方国家通过政治机构实现的现代化虽在过去做出了比较出色的成绩，但到了1995年代后却再也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在19世纪的日本和20世纪初的土耳其，西方模式似乎取得了成功，并建立了新型和现代化的文明社会。在其他更多的地方，它是给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带来了理想，尽管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挫折和灾难，他们仍不懈追求着。但19世界的政治模式总的来说确未能兑现其承诺，即建立起所谓自由、开明与和平的文明世界。

后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只是比19世纪的旧自由主义政治学做得稍微好一些。自由市场制度让更多人的生活发生了改变。电话、电影、电视机和计算机的影响，比轮船、铁路和工业品的影响更为深远。

无论我们是多么渴望得到商品，它都改变了消费；信息改变了想象力。商品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改变了我们的梦想的方式。商品改变了我们了解世界的方式，信息改变了我们了解自己的方式。

尽管如此，新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本身所能（如果有能够的话）建立的公民社会，不会比19世纪西方的旧自由主义者那么坚信不疑的政治机构所建立的公民社会具有更大优势。单凭自由市场制度孤军奋战，文明社会的美好憧憬一样会陷入僵局，除非真正出现公民社会。否则，自由市场制度不会发挥有效作用。

若果没有正常运转的公民社会，发家致富的只是少数投机者，国家依旧积贫积弱。即使有些地区经济发展令人激动，但除非具备了公民社会的架构，表面上的经济好转很可能是昙花一现，拉美国家后来的遭遇未必就是典型。

公民社会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历史的终结”，公民社会本身不能保证实现和平、实现民主。但公民社会是和平与民主的前提条件，同样也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自由市场制度本身无法做到这一点。

管理实践不只是行使职权，不只是“达成交易”。管理实践影响着每个人及其在企业中和在许多其他方面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水准、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