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真的越来越少？_风闻

农业社会，成百上千年，非农业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一直非常小，很少超过总人口的5%。绝大多数人被长年束缚在某一地的某一块儿土地上，如果不是遭遇战争的侵扰和巨大自然灾荒的严重打击，时空所限，交通不便，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未曾出过远门。

在最广大的乡村，几乎都很难见到书刊报纸、听不到广播，更没有网络等现代信息传播渠道。绝大多数历史故事，在很多人的生活中不过只是一种演义传说而已。

如今风扉的历史剧情，不是离少数人的真实生活太近，就是离大多人数的生活真实太远。绝大多数人长大成人后，唯一的就业机会是下地干活，似乎是命中注定，长年累月，没得选择。务农既是生活方式，也是谋生之道。在国家文明的漫长历史中，这是一种常态。

这样天命有常的社会场景，距离今天的人们其实并不遥远。

只是人类并不善于记录历史，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过去，只求放眼未来，有所理想，有所愿望，有所期盼。但是，在巨大的时代变迁面前，除了那些无比幸运、亲身经历的用心者，以及少数确有兴趣和耐心了解历史事实的人。40年前时代，已经变得非常让人难以理解。没有远足，再好的山川美景都是道听途说；没有亲身经验，再好的道理皆类似说教。

工业社会，劳动者获得升迁的机会比以往任何社会都要多。

统计资料显示，升迁机会快速增加，是因为工业社会的发展，工具和机器不断取代体力劳动力，必依赖于每个企业中层职位及各类技术专业岗位持续稳定的增长和扩张。由于工业经济快速扩张，满足企业发展需要的非体力劳动者供不应求，大企业则率先着手建立起面向现场监督人员、技术人员和经理人的招聘和培训系统。

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家从发生到普及，至今不超30年。

然而，短短30年间，工业社会里地位升迁实际实现又变得越发的困难起来。

机会平等的社会承诺得以实现的概率越来越小。在中国之外，这也许已经不再重要。毕竟，从社会普通一员一跃成为精英阶层中的一份子，确是罕见的事情。

但是，在我们国家，承诺每个人在工业社会的市场环境中，皆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仍极为重要，它已被视为社会进步与未来希望的民情基础。

机会真变得越来越少了？

解开这个谜团的关键或许在于：工业社会中的上层阶层、中层或经理层群体工作所需"技能"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自2006年最迟自北京举办奥运会后开始，国家制造业的生产与制造业的就业已经开始脱钩。此后，增加制造业生产实际上意味着工厂蓝领工人的就业占比势必逐年降低。尽管制造业产量和蓝领就业人数的绝对值一直在稳步上升，但工业增加值在这个国民经济增加值的比重增速下降。

制造业中作为“比较成本”和竞争因素的蓝领就业已完成其历史使命。

十几年前，企业管理理论似乎还只适用于大型企业，然而在最近10-15年里，形势发生了逆转。制造业的萎缩全部发生在大企业，小型，特别是中型规模的制造商则维持住了原有的工作岗位，甚至还大面积地快速增加。

这有点类似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30多年前发生的一幕 —— 经济驱动力已经从二战后支配世界工业经济达30年之久的巨型公司，转向了中小企业。这些企业规模虽小，但都需要各种专业人员并实施企业管理。

传统工厂技术改造的资金成本越来越高，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技能提升不是变得越来越容易，而是越来越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定力和专注，而付出机会成本的未来风险要么很大，要么回报可观。

西方国家经济全面复苏尚未出现。新兴市场各大经济体在工业服务业、现代运输与物流服务业、技术和信息咨询服务业蓬勃兴起。

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演变比大多数人的想象还要微妙。

经济发展引发了社会变革，同时再次证实了传统观念的社会价值。似乎没有办法预先决定哪些文化传统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残余”必须予以清除；哪些具有“文化价值”必须保留。

与传统意义上一个人根据自身长期实践经验积累形成的技能或稍作培训就可以上岗就业有了区别——尽管这依然非常重要—— 此外还需要理论知识和管理的技能。

在一般的工作岗位上，无论这个岗位对技术性技能要求有多高，从业者都不可能从此岗位自身的工作中积累起所需的管理知识和经验，这个工作岗位往往也不可能提供给他展示管理工作能力的机会。

同样的，一个普通的管理工作岗位也不可能提供给该岗位的从业者展示高层管理能力的机会，更不可能提供给他积累高层管理实践的必要经验和练习。

以上的造成结果是，尽管企业能提供的现场管理、专业技术管理及中层管理职位的数量和比例不断地上升，但是从最基层一步步往上升级的概率却变得越来越小。

尤其在企业将对管理职位需求的满足普遍建立在通过外部聘用加以解决，而较少通过内部的阶梯式升迁来实现，情况就变得更糟。要想跃升，只有跳槽。是否如愿，各凭天命。

人们普遍会抱怨，职位的升迁不是看一个人的工作业绩，而是上司根据自己的偏爱、一时兴起或先入为主的看法。这样的指责有它合理的成分，唯有全能的记录之神，能依据对某个人的全面认识进行绩效评价及人事决策。

但是，人们同样信奉，企业的管理者理应为制定出一个理性的、客观的、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职位升迁政策而努力，不遗余力。

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员工，他所具备的素质并不能令他必然成为一个好领班；一个优秀的领班，他所具备的素质同样并不能令他必然成为一个好的中层管理者；从中层跃升到高层的人，更是经常具有这种或然性。正因如此，以资历作为升迁依据就有了存在空间。毕竟它是一个简单、明了、相对亦可排除所有争议的标准。

现实的职场生活中，职位升迁之梯正在走向破损。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校教育年限延长，大学教育的需求更加旺盛。这体现出年青一代不再相信：从基层开始的升迁之梯依然存在。他们认为，到达顶层的唯一机会或者叫捷径来自更高的起点。

工业社会中，尽管需要强体力付出的工作岗位逐步减少，越来越少，尽管技术性工作机会、中层职位和管理职位的数量依然在不断增加，但人们的实际经验则告诉他们，现在的机会已在缩减。

更重要的是，由于企业已成为工业社会里的核心组织类别（其他还包括政府、教育、医疗保健、社组社工以及多种非营利部门等），这使得整个社会中的发展机会变少了，这一变化的起始时间前后不超过15年。

在企业里只有一个威望体系，就是单纯与经济性有关的威望体系；它只承认一种贡献，乃是经济贡献。它没有给（或许也不能给）其他的威望体系留下空间，包括个人在社区、社群中的地位、领袖角色、社会与公民责任等带来的声望与满足感。

企业唯一能提供的就是职位提升（无论是所谓双通道、多通道还是单通道），此外鲜有其他途径实现人对地位、声望的需求和满足。

企业只能满足这样一类人对机会的需求：他们将经济方面的提升看成最有意义的成功。事实上这类人毕竟只是人类中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企业中的升迁给人们带来的满足感经常大打折扣。升迁似乎永无止境，前程似乎总有台阶，升迁更像是“薪水的持续上涨”。

企业需要充分利用它所能获得的所有潜能、天赋与才能。它不可能只依靠上层阶层的管理者而武断放弃其余90%的成员的天赋与才能，就能取得优异的、可持续的经济绩效。

最新统计数据，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已达2.18亿（占总人口比15.4%），60岁及以上人口2.64亿，已占总人口数量的18.70%。

经济发达国家成为领先者的根本原因，是对人力资源的充分全面地利用或开发，充分发挥尽可能多的人的领导力、充分施展尽可能多的人的抱负和能力。尽管这种愿望经常属于一厢情愿，但正是如此才赋予一国经济发展的最强劲动力。

“人口数量决定论”没有意义。人口是国家发展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要素，但绝非国家兴衰的根本性或决定性变量。

企业，经济之基。如果企业里的升迁机会冻结了、固化了，失去了应有可有的柔性与韧性，所有有能力的年轻人都通过大学教育而后直接（或快速）进入管理层，然后“35岁现象”、“40、50现象”一再上演，“60退休合适还是65退休合适”争论不休，诸种替代抑或优化完善方案，实际上未必合适。

能在学术上取得成功，并不表明一个人能胜任管理工作；学术能力并非企业需要的能力。企业只让在学校表现突出的毕业生进入管理岗位，有可能已将它真正需要的人才拒之门外：有创业精神者、创新者、能承担风险者。

将学位（尤其是所谓名校的学位）视为获得升迁的通行证，也把教育引向歧途，沦为时髦的、最易销售的技能的速成班。

我们的社会不能仅仅通过经济上的满足来成就所有人的现实需要，它还必须能够实现一个真正的社区意义上的地位与声望的满足和成就感。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让它的成员误以为发展机会在缩减，甚至已经开始即将永远地消失了。而有些人则会在企业之外需找满足自身需要的途径，并因而对企业心怀不满。

近20年里，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口占城镇总就业人口的比例由6.3%持续跃升至33%（户均不足7人）；个体商户城镇就业则由8.8%持续跃升至26%。东部沿海省份城镇两类就业占比则更高。

无法落实职责的社会必缺乏规范，缺乏意义和目的，因而表现得缺乏理性，趋于充满变数和癫狂。无法落实地位的社会对其国民来说，因为它无法保证“公正”必定是一个苛刻的社会，趋于使其成员成为一个个潜在的叛逆者。

若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枉顾社会职责，社会成员的生活和工作，以及其目标、希望和愿景对于社会而言，即使不是昭然的违法和犯罪，至少也无足轻重，毫无意义。按照市场化社会理论，他只能寄存信仰于通过个人的恶行来提高公共美德和福利。

今天的人力资源经理或组织人事部门的主官仍然假设最理想、最便宜的候选人是那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那些年纪较大的员工尤其是年纪较大的经理人和专业人士，都被迫提前离开或隐退，这种人力资源政策的结果并不理想；反之亦然，已经随着年龄增长丧失激情和专业兴趣，却仍不得不停留在职业阶梯上的人不仅当了别人的路，也使自己日益为难。

如果人们对社会提供平等机会失去信心，将会危及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不言而喻。国家人口动态和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丰富了就业所承载社会问题的复杂程度，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所有一切都表明，或许一切都各就各位，最重大的变化还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