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一下：未富先老，我们该怎么办？_风闻

大家好，我是在观网陪您看中国的谷智轩。昨天，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那叫一个“千呼万唤始出来”。全国人口共14亿1178万，比2010年多了7206万，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0.53%，比上个统计周期下降0.0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这10年来，我国人口继续“低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了6.8，“男多女少”的情况，比之前得到了改善。从年龄结构看，0到14岁的儿童人口比例，上升了1.35个百分点，说明开放二胎政策终于有了成效。

这样一份在我看来好于预期的报告，暴露出的问题也很明显，比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了5.44个百分点，而15-59岁的劳动力人口，却下降了6.79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也明说了，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总而言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都要面临人口均衡发展的压力。本期《消化一下》，就给大家梳理一下我国的人口政策，以及我们应该怎么面对“未富先老”这事儿。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关于中国的人口，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民国的时候，人们都不知道当时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只是粗略觉得，大概应该有四个亿，所以总是会说“四万万同胞”。

新中国成立初期，得益于国内形势逐渐稳定、乡村医生队伍的建设、加上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我国医疗卫生条件快速改善，百姓的预期寿命延长。生育率一路走高的同时，死亡率也开始快速下降，推动我国出现了第一次快速的人口增长。

1953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科学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的中国大陆有5.8亿人口，比“四万万同胞”要多得多。

还不光是人口多，当时的人口增长率也高。因为缺乏足够的宣传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普通家庭无法主动控制生育，即使子女足够多了，但没有安全可靠的避孕方法，往往一不小心就“中了彩票”。结果就是，当时每个家庭平均生育6个孩子，每年人口净增长超过1200万。

到了50年代末，当时国家的口号是“人多力量大”，鼓励大家多生孩子，但马上就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普遍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导致人口不增反减。

1962年后，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我国又突然进入人口快速增长的阶段，光是1963年这一年，就有2954万人出生，具象一点，等于一年生了1.5个澳大利亚。

60年代后，中国的人口经历了一波“节节上升”，1964年突破7亿，1969年突破8亿。那个时候的人口结构，呈现出一个“金字塔形”，最多的是小孩，其次是中青年，老人少。然而这一时段中，由于社会运动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没有大的提升，再加上资源有限，人口也就逐渐变成了包袱。 于是在1971年，国家开始推行相关计划，当时的口号是“三个多了，一个少了，两个正好。”

在城市地区，国家对企事业单位体制内的员工，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如果超生了，职工就会被定义为“不先进”，影响前途。由于城市的管理体制、人们的就业方式、以及福利分配和退休金制度种种因素，大部分城市家庭既无法承受、也难以逃脱超生带来的严厉惩罚。所以，计划生育政策，首先在城市地区，得到了最有效的贯彻和执行，出现了许多独生子女家庭。

东北曾经是全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最早贯彻了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断层和老龄化的问题上，也是首当其冲，早早就陷入人口负增长。相比起来，农村受到城市体制内的束缚更少，受到的政策影响也更小。

开展计划生育政策的早期，还是卫生部代管计生，编制只有十几个人。1978年，大家都记得这年改革开放，但那个时候，恰逢60年代“婴儿潮”成年。问题来了，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国家的迅猛发展，在当时的中央看来，人口不是发展的红利，而是越来越大的包袱，于是逐渐加码计划生育。197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的还是“奖励一胎”。1982年，我国通过了新的宪法，白纸黑字写着“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政策一实施，新生儿快速减少，反应在人口结构上，就是从下宽上窄的“金字塔”，变成了“中间厚，两头薄”的“橄榄形”结构。

进入90年代后，虽然全国的人口和生育政策没有大变动，但在这一时期，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在考核层面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计生政策的实施成果，成了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关键标准，如果一个官员其他方面都干得不错，但计划生育任务完成得不好，那其他政绩也会连带着被一票否决，不能参加评优，也无法晋升。这就导致了，虽然计生政策没有太大变化，但手段变得更强硬了。尤其是在农村，由于国家还没有提供足够的养老保障替代，许多农民无论如何也不愿接受“一孩政策”，把生娃当作养老的“刚需”，超生时有发生。而基层的计生干部，往往又面临了巨大的考核压力，常常采取一些粗暴的管理方法，产生了严重的干群冲突，甚至是暴力事件。过去农村的墙面上，有许多计生标语，像什么“该扎不扎房屋倒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另外，计划生育具体实施起来，先带来的倒是计生人员的膨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全国计生系统的干部一共不到4.5万人，到了21世纪初，膨胀到了50万。计划生育成了这么多人的饭碗，这就产生了“捆绑效应”，政府以后在修改政策前，必须考虑这部分员工的吃饭问题。为了完成计生政策设立的组织，反倒绑架了政策内容，也让政策也越来越固化，难以调整。

而在宣传工作上，当时全国受教育水平不高，为了政策效果，只能靠铺天盖地的口号，用绝对化的语言，代替科学宣导。后果就是“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这样的口号深入人心，成了核心信念，难以改变。

在地方层面，原本为服务计生的罚款，到了地方由于缺少监督，各地又有不同的处罚标准，让罚款成了基层财政创收的手段，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个饭碗。《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报道，每年中国的超生罚款将近200亿，去向从来没有公开。2010年左右，河南新乡一个基层计生人员反应，有的计生干部会盯着村里没有男孩的家庭，提醒他，该生就生吧，趁干部还在任上，可以算便宜点。

计划生育，不论是在机构设置、执行、宣传上，都是“实用主义不实用”的典型，为了短期效果，用行政命令强力推动，最后导致政策固化，从长远上损害健康的人口结构。

这里我要偏个题，从另一个角度讲，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策，就是我们之前忽视社会学教育，没有系统培养出批量的社会学人才，“文科生太多”这样的言论，就不要拿出来秀了。

2010年以后，我国人口生育率屡创新低，计划生育政策，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作为负责计划生育的最高领导机构，计生委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已经不再适应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受到的非议也越来越多，取消计划生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计生委也感到了生存危机，开始喊着要进行“综合改革”。但改革的方式，不是做调研和调整生育政策，而是拐弯抹角地证明，自己还有存在的必要。一会儿说学者计算的低生育水平数据不准确，暗示生育控制的任务还没完成，一会儿又强调存在“第四次人口增长高峰”，人口控制任务依然繁重。点子层出不穷，求生欲满满，工作也变得越来越空泛和不着边际，苦的是基层的计生人员，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干啥。

2013年3月10号，全国人大公布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将国家人口计生委和卫生部合并，变成国家卫生计生委，存在了32年的计生委“寿终正寝”。为了应对越来越突出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国家在同一年年底，实行了“单独二孩”政策，又在2016年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

2018年，卫计委又改名为卫健委，内设的23个机构中，和人口和生育政策有关的，只剩下“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一根独苗。

虽然政策变了，但现实不是游戏，不能读个档重来。一方面，建国后的婴儿潮都已经步入退休年龄，另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特别是大城市年轻人，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结婚生子”变得不香了。这一升一降，加速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就成了现实国情。“未富先老”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保险面临的压力。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才开始建设现代化的养老体系，而且只要缴费满15年，就能拿基本养老金。养老金建设时间晚，最大的问题就是账户余额太少。

现在领退休金的很多人，压根没有交过养老保险，那这钱从哪来呢？还得靠当下的劳动力人口缴费，搞“现收现付”。社保就好像一个蓄水池，年轻人缴费是进水，给老人发养老金是出水。

那么问题来了，根据这次的七普数据，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足足有2亿6千400万，占比达百分之18.7，比上一次普查上升了5.44个百分点。今天60岁以上的老人，还都是1961年以前出生的人。

60年前，我国刚刚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出生人口只有949万。之后的1962年到1972年，出生人口暴增，将近2.9亿，差不多生了25个当时的澳大利亚，这部分人群在未来的几年中，将加入老龄人口的“大军”。社保这边的出口越来越大，而作为缴费主力的劳动力人口，占比却下降到百分之63.35，比上一次普查少了了6.79个百分点，入口越来越小。

虽然短期内，儿童占总人口比例增加了，但长期来看，计划生育直接减少了生育者，就算生育率不变，出生人数也会继续减少，给社保添砖加瓦的主力军，仍然会下降。

至于社保的缺口，我们这两年主要依赖国有资金划转。早在2019年，国家就从央企划转了1.3万亿，2020年更是转了1.68万亿。但这么办只是权宜之计，不能长久，社保改革，刻不容缓。

老龄化还有一个问题，体现在医保上。中国人现在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高于77岁，跟美国差不多，这当然是好事，但健康预期寿命却只有68岁，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大约有8到9年，是在带病生活。我国医疗体系长期“重医疗轻预防”，老年病人的增加，也会直接加大医保的负担。

讲完了问题，最后我们有一点建议，得拿出来说一说。上个月，央行的工作论文就提到了，“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对于不少发达国家而言，人口结构的转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没有政府的干预。然而，我国曾经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却加速了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对于这个现实，我认为首先要完善养老金制度改革，我国的社保基金还存在不少结构性的问题，个人的积累相对不足。目前，我国具备强制性的公共养老金占了一大部分，而企业和个人积累的企业年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却相对规模偏小。未来，我们可以适当发展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市场，减少部分退休人员对公共养老金的依赖。

还有一个对策，那就是延迟退休。先说明了啊，我作为一个劳动者，当然是不愿情愿的。您先别急着骂， 从客观上看，养老金缺口日益严峻，延迟退休恐怕已是大势所趋，如果真到了出此下策的那一天，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多上几年班，我在所不辞。

但是我同样要提一嘴：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延迟退休，不仅会影响到临近退休一代人的劳动参与，还会影响到下一代。上世纪90年代中期，意大利进行了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结果因为祖父母照料供给的减少，反过来降低了新生儿的数量。中国和意大利，都是有祖父母隔代照料子女传统的国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退休后，帮子女带孩子的现象相当普遍。

2017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百分之61.49，比同年的美国和日本都要高，祖父母的照料，客观上缓解了我国女性在生育和工作中的两难境地。如果实行延迟退休改革，如何最大程度减少对我国生育率的影响，还需要有关部门谨慎决策。

当然，单纯依靠调整生育政策，来引导生育率走向，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政策只能让你不生，但不能让你生。提高生育率，保持人口结构的健康，不单要靠生育政策，还要给年轻人营造适合生育的环境。

2021年4月8号，国家发改委印发了《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而我认为，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放宽大城市的落户限制，让想安家的年轻人不再遇到阻碍，同时打击就业歧视、补贴生育、加强托儿所、幼儿园这些的公共服务。最后是进一步推进“房住不炒”，加大居住用地的供地面积，确确实实地让房价降下来。如果非得掏空“六个钱包”，才能勉强付得起首付的话，背负高昂房贷的年轻一代，恐怕会越来越“生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