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杰丨中国古人是怎样吃上玉米的？_风闻

玉米既是世界也是我国三大粮食作物之一，在我国还是单产最高的粮食作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关于玉米在我国的起源，学界讨论由来已久，基本公认为外来作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辗转传入，明嘉靖年间始见记载。至于传入路线，分别出现了西北陆路、东南海路、西南陆路三种不同说法，也有持两条路线、三条路线并行说者的。近三十年，三条路线并行说逐步流行，几成学界共识。但存在一个问题，我国幅员辽阔，玉米三条传入路线在相去悬远的不同方向，交通状况、耕种环境迥异，何以在玉米传入我国的过程中平分秋色？如果三条传播路径都确实存在，又互不相关，至少最初名称、出现时间、传播作用应有分别，不可能完全一致，具体情景又该如何？如果这些方面未经比勘考察，所谓三条路径并行说是否是三种不同说法的简单折衷糅合？笔者带着这些疑问，着手对诸说有关观点和证据反复考察斟酌，就我国明朝各类文献记载重加搜检，一一甄别。而基于明确可靠的文献记载，对我国玉米的起源状况即传入的途径、时间、来源以及最初的传播情况也就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和认识，为此撰成《明朝玉米传入与传播考》一文。这里就其中主要内容，与农史方家和各界有兴趣的朋友分享。

一、明朝各地方志记载的玉麦不是玉米

方志记载作物名称因地而异，五花八门，据学者统计，玉米的名称有“近百种”之多。这些异名别称，应是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逐步出现、不断衍生积累的结果。在其最初的源头上，名称应该相对单纯些，后续出现都有各自独特的时空条件，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使用机率和作用影响。笔者考察我国南瓜起源，见有年轻学者为了证明南瓜始于华南、东南沿海，将清代出现的南瓜别名金瓜的说法推至明中叶，将广东、福建等地明朝方志中出现的金瓜用作南瓜证据。这种仅就名称相同未经认真甄别而直接用作各地作物初传证据的现象，在我国玉米初传状况的讨论中同样存在，且更为普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将明朝各地方志记载的“玉麦”几乎全部视为玉米，由此形成明嘉靖以来玉米盛传南北各地的说法，其实是非常错误的。

明末徐光启《农政全书》：“别有一种玉米，或称玉麦，或称玉薥秫，盖亦从他方得种。”这是古人明确将玉麦作为玉米别名之始，入清后也确实有不少方志记载当地玉米名玉麦。而明朝方志所载“玉麦”，多与我国传统大、小麦归为同类，没有任何性状说明指向玉米，无法证明这些方志中的“玉麦”为玉米。关于两者并非同类，三十多年前曹树基先生《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即有很精彩的讨论，力证明代方志所说玉麦为小麦类作物，举证充分，阐说明确，结论合理。稍早郭松义先生《古籍所载有关玉米别称的几点辩证》，玉米别称辨析一文也指明名玉麦者有两种作物。令笔者颇感诧异的是，此后相关论者大多漠然视之，不置可否，在未作任何回应和辨析说明的情况下，将所见明朝方志记载的玉麦径自视作玉米，不知理据何在?

《农政全书》

有论者认为地方志最早记载“玉麦”的河南许昌、襄城等地都将“玉麦”与大麦、小麦、荞麦齐名并载，所谓“玉麦”应是与这些名称并列的一类作物，这只能是玉米。但最早记载玉麦的《（嘉靖）许州志》就指明玉麦“即穬麦”，所谓穬麦是传统麦中一大类，《齐民要术》记载的麦类就有大麦、小麦、穬麦、瞿麦（燕麦），宋人苏颂《本草图经》记载“麦有大麦、小麦、穬麦、荞麦”，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谷部记载小麦、大麦、穬麦、雀麦（燕麦）、荞麦五类，穬麦都是一类。

何谓穬麦？穬麦是介于大、小麦之间的一种麦类，苏颂《本草图经》：“穬麦有二种，一种类小麦，一种类大麦，皆比大、小麦差。”明朝方志中所谓玉麦是一种接近小麦的穬麦，湖北《（嘉靖）归州志》：“玉麦，小麦类，少大，白色。”河南《（乾隆）原武县志》：“小麦，有红、白二种，其大粒者为玉麦。”这些记载都十分明确，所谓玉麦是穬麦中更接近小麦的一种，麦粒较大，皮色偏白，因而有玉、白、米等名称。整个明朝方志没有一处对玉麦的描述指向玉米。

二、玉米由云南始传，没有任何可靠证据

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力主玉米从印度、缅甸等地首传我国云南。明朝云南方志记载的玉麦，被相关论者引为证据，主要有嘉靖四十二年（1563）《大理府志》：“来麰之属五：大麦、小麦、玉麦、燕麦、秃麦。”万历五年（1577）《云南通志》：“（云南府）来麰之属四：大麦、小麦、燕麦、玉麦。”而这些引文中都指明玉麦是“来、麰之属”，即大（麰）、小麦（来）之类。值得注意的是，云南《（天启）滇志》记载：“（云南府）荞有甜有苦；稗有山有糯；麦有大、小、燕、玉、西番。”所谓“大、小、燕、玉”显然承袭《（万历）云南通志》“来麰之属”四种而来，而最后添加的“西番麦”，才是明人记载最通行的玉米名称，玉麦与西番麦并载，也表明两者并非同一作物。这是云南最早的玉米记载，时间已在明末，远在内地许多地方之后。《（天启）滇志》广为人知，云南陆路传入论者也多引用该志，而对这一“玉麦”与“西番麦”并载的情景却缄口不提，更不待说有任何解释！

云南传入论者还举所谓兰茂《滇南本草》为证，该书记载“玉蜀黍”“玉米须”。但该书是否为兰茂所著，学界一直有争议。兰茂生于洪武三十年，卒于成化六年。明《（正德）云南志》兰茂传:“兰茂字廷秀，杨林千户所籍，河南洛阳人。年十六时，凡诗史过目辄成诵。既冠，耻干利禄，自扁其轩曰止庵，号和光道人，自作《和光传》，又称玄壶子。所著有《玄壶集》《鉴义折衷》《经史余论》《安边策条》《止庵吟稿》《山堂杂稿》《碧山樵唱》《桑榆乐趣》《樵唱余音》《甲申晚稿》《梅花百韵》《秋香百咏》《草堂风月》《蘋洲晚唱》《韵略易通》《金粟囊》《中州韵》《声律发蒙》《四言碎金》等书，滇人多传之，其余医道、阴阳、地理、丹青无不通晓。治家冠、婚、丧、祭一体文公（引者按：朱熹）家礼，男不入内，女不出外，不作佛事。年七十而卒。”该志编成于兰茂去世后40年，这一传记十分详细，记载兰茂各类著作达19种之多，今大多失传，却无任何医书，可见兰茂没有这方面的著述传世。明至清初数百年间未见有人提及《滇南本草》，清嘉庆、道光以来才渐见引用和记载，而书中内容又有不少明显出于后世乃至清朝，如“菊花参”条即述及清初吴三桂与其妾陈圆圆之事。可见该书应属清人托名撰作，主要是杂辑本草著作而成，将该书内容视作明人撰述，远不可靠。

《滇南本草》

三、玉米由广东、福建首传的证据也不可靠

前辈学者举广东《（万历）龙川县志》所载“粟（鱼春、牛尾、老鸦胆、大米、珍珠、小黄），认为这里的珍珠粟为广东玉米的最早记载。但早有学者指出，这里的珍珠粟是粟类。为谨慎起见，笔者就爱如生《中国方志库》两集明朝广东方志所见粟、黍、稷类作物逐一核查，无丝毫玉米迹象。广东方志最早的玉米记载见于清康熙二年（1663）《阳江县志》：“粟：即粱也。又一种名珍珠粟，其仁如豆。”这一珍珠粟才是玉米。阳江地处广东西南海滨，有更多机会从海上获得。时间已属清初，民间种植较方志记载超前，传入时间最早也只在明末。

在东南海路传入的说法中，福建备受重视，也被视为我国玉米始传地之一。有论者引外国传教士回忆录，称其公元1575年（万历三年）经漳、泉、福州，见当地政府征收玉蜀黍（玉米）实物税，并提供了具体数量。数量大得有些荒诞。然查明朝福建方志，各地征税多夏钞秋粮，福建产稻为主，所征秋粮尽为稻米，不可能是新来的玉米。此时玉米在欧亚大陆种植也未广，应是说者未审，所说玉米应是我国大米。明朝福建方志数量多，笔者用“番麦”“御麦”“玉麦”“番（蕃）豆”“包（苞）粟”“包（苞）黍”“包（苞）谷”“包（苞）米”“蓣米”“玉＋米”“玉＋黍”“玉＋粱（梁）”等单一或组合条件在爱如生《中国方志库》“福建”部分逐一检索，未见丝毫玉米信息。入清后最早的疑似信息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同安县志》：“番麦，状如薏苡。”福建的玉米种植起步较晚，不待说是明朝，即就清初也迹象难觅，福建作为东南海路玉米传入起点的说法在我国明朝文献中无丝毫可靠证据。

《同安县志》

四、明朝文献可靠的玉米信息

我国是东亚大国、文明古国，有着数千年持续发展的辉煌历史，农耕文明极为发达，各类载籍无比丰富，放诸四海罕有其比，任何外来文明的传入只有在我国文献或考古文物中找到切实对应的证据和大致有迹可寻、传承有序的线索，才可望获得历史的认可。玉米这样的外来作物亦然，只有首先依靠我国文献或考古文物的可靠资料，相关历史才可望落到实处。

据笔者细加检索挖掘，按时间先后排列，明朝包含玉米信息的文献大致有以下这些：《嘉靖南畿志》《大明会典》《南京都察院志》，都是官修史志，记载的南京地区种植番麦供奉朝廷祭祀，其中《嘉靖南畿志》时间最早，成书于嘉靖十五年（1536）；赵时春《浚谷集》《平凉府志》，作者甘肃平凉人，记载平凉等地种植玉米；田艺蘅《香宇集》《留青日札》，作者浙江人：以上主要出嘉靖、隆庆间。李时珍《本草纲目》；慎懋官《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辑录田艺蘅《留青日札》的记载；王世懋《学圃杂疏》，作者江苏太仓人，记载自家园圃所种；汤有光《汤慈明诗集》，作者江苏扬州人，诗歌描写南通退休官员顾养谦园中所种；《（万历）新修崇明县志》，崇明今属上海；穆世锡《食物辑要》，作者江苏太仓人；《（万历）肃镇华夷志》，肃镇指明肃州卫，驻今甘肃酒泉：以上万历间（1573-1620）。王象晋《群芳谱》，作者山东新城（今桓台）人；徐光启《农政全书》，作者松江上海人；《（天启）滇志》，该志属云南省志；《（天启）高阳县志》，高阳属河北保定府；《（崇祯）吴县志》，吴县属今苏州；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作者杭州人：以上出明末天启、崇祯间（1621-1644）。

上述共计20种，是笔者所见明朝文献中可以完全确认的玉米信息，时间分属于明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百年间，略呈递增之势。性质较为分散，既有官方正史，也有地方志书；既有本草、农书类科技著作，也有文人诗文创作、随笔杂纂等。这种零星分散状态，显示出初传时期缓慢发展的典型态势。

五、明朝的玉米名称：由番麦到御麦，再到玉米

辨明上述明朝文献的真实记载，立足这些可靠证据，再来讨论我国玉米传入的最初情景，可以相对踏实些。首先是玉米的名称。

从上述文献资料可见，我国玉米最初的名称是“番麦”，《嘉靖南畿志》与赵时春《浚谷集》《（嘉靖）平凉府志》最早记载皆然，一南一北高度一致，其他记载也大多包含这一信息，可以完全确认我国玉米传入之初名番麦，与同期出现的番瓜（南瓜）、番薯、番茄、番椒（辣椒）一样，是明中叶以来传入的美洲新大陆作物。而《（嘉靖）平凉府志》称一名“西天麦”，《学圃杂疏》《（天启）滇志》《（崇祯）吴县志》称“西番麦”，则进一步明确外番的具体方位，即西方。番麦和西番麦可以说是明朝玉米最通行的名称，官与民，东部沿海（江浙）、大西北（甘肃）与大西南（云南）三个完全不同方向和地区都见于记载和使用，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御麦”之名出现稍后，嘉靖末年田艺蘅《御麦》诗序称“其种出自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种于西苑，故曰御麦”。所说十分明确，因进奉御用，种于御苑而名御麦。揣其情景，明世宗朱厚熜登基之初励精图治，实施新政，后沉迷道教，嘉靖二十一年（1542）遭宫闱变乱而移居西苑，从此不朝。番麦种于西苑，由此传出，而有此名。

与田艺蘅同时，李时珍写作《本草纲目》“玉蜀黍”一目，他以本草学家的科学视野，为玉米重新命名，“玉蜀黍”是正式名称，“玉高粱”是俗名。这套名称有两个变化：一是改“御”为“玉”，是同音转书，笔画简单。二是改“麦”为“蜀黍”，蜀黍俗称高粱，李时珍指明玉米“苗叶俱似蜀黍”，与高粱相近，属于传统黍稷类。这是李时珍命名的核心贡献，明确了玉米的作物类属，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了各类科学著作首选使用的名称。

《本草纲目》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穆世锡《食物辑要》目录称“御米”，稍后徐光启《农政全书》称“玉米”“玉麦”“玉薥秫”，反映了明中叶以来五六十年间玉米名称的新变化。两人居地相近，都在今江苏苏州至上海之间。“玉麦”应即“御麦”之转书。“御米”应从“御麦”来，而“御米”转为“玉米”，则如“御麦”转为“玉麦”，都属音近转书和简化。

从“番麦”“西番麦 ”到“御麦”“玉蜀黍”，再到“御米”“玉米”“玉麦”，是一个流转有序，逐步本土化的演变过程。除李时珍所定“玉蜀黍”相对专业外，不存在其他孤立存在或单独演进的名称线索。明末徐光启《农政全书》推出的两个名称“玉米”“玉麦”读音相近，笔画简单，入清后都十分流行。

六、我国玉米来自西亚，明嘉靖最初十年间经丝绸之路传入

关于我国玉米的域外来源与传入途径，明人的说法极其明确和统一，是来自外番，因而最初记载称“番麦”，并进一步明确是“西番”，也有称“西土”“西天”“回回”的，其大意高度一致，来自西域外番。值得参照比较的是，同期进入我国的番瓜由葡萄牙人经南海传来，李时珍称“种出南番”，因而又名南瓜，而明人对于玉米均只称来自“西番”，名“西番麦”“西天麦”，李时珍称“种出西土”，未见有任何来自“南番”之说或“南麦”之名，这是我们必须首先尊重的事实。

“出于西番”，是明人高度一致的说法，无论主张东南海路还是云南陆路传入论者都无法回避。何炳棣、游修龄先生同引《明史》西域传为证：“西番即西羌，族种最多，自陕西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对“西番”进行或模糊或歪曲的解说，目的都在证明玉米来自缅甸或印度，经云南一线传入。明人所说西番很明确，是古吐蕃地。明人叶向高《西番考》：“西番，古吐番地，本羌属，凡百余种，散处河、湟、江、岷间。”范景文《南枢志·朝贡部·四夷总图》：“西番即西宁以南至云南西界一带番蛮。”如果认为我国玉米来自明人通称的这一西番地区，那就等于说玉米来自我国青藏高原。今西南陆路传入说论者尚未见有明确指西藏为我国玉米原产地或初传地的，实际所说都认为由云南传入。而明朝的云南地方志所说“南番”就都在云南北方、西北方，所指是川西和滇西北藏区。云南西部、南部今与我国接壤的只是缅甸、老挝、越南三国，这些国家怎么也无法与所谓“西番”挂上钩。

明人所说西番除指上述吐蕃外，还指嘉峪关以西今新疆境内的维、回、蒙等少数民族以及葱岭（帕米尔高原）外西域番国。如雷礼《都御史陈德文传》：“陈德文，一名莹中，字文石，广东南雄府保昌县人，洪武中举文学，授台州府通判……明年擢按察使，三十年使西番撤马儿罕等国，开通西域，居十有二年，克举使职，不辱君命。”陈德文出使的“西番撒马儿罕”在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又如魏焕《番夷总考》：“西番由哈密入贡者其国不一，惟吐鲁番强梗弗顺。自袭取哈密之后，一时瓜沙、赤斤、苦峪等番卫或为彼附，或徙居甘肃，而迤西籓屏已失。”所说西番都指嘉峪关以西传统西域的异族、番国。明人所说玉米所来之“西番”指嘉峪关外传统西域之地，决非云南方向，也非传统吐蕃之地。

至于传入时间，田艺蘅《御麦》诗称“移来西域中兴年”，也透露了可贵的信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十几年，宦官诱导，贪图游乐，朝政昏乱不堪。明世宗朱厚熜以藩王继位，登基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明史》卷18），史称“嘉靖中兴”，时间约当嘉靖最初的十多年间。我国玉米此间由外番传入。

至于传入方式，田艺蘅《御麦》诗有“吾君不宝殊方贡”之语，是说来自异域朝贡。诗中又言“记得将军破虏年，独骑汗马赐朝天”，似有明朝边关获胜，赐边将或番人赴朝觐见之事。查《明世宗实录》嘉靖元年（1522）至十年的记载，陕西、甘肃方向连年边警，明朝多属被动应付，并无明显获胜之事，更不待言朝报大捷，所说显然不无夸饰想象之词。但此间西域番地夷人朝贡之事却连年不绝：二年九月，“撒马儿罕并吐鲁番、天方等国番王头目宰纳等各备马驼、方物，差使臣土鲁孙等来贡，赐宴并彩段、绢布。其存留甘州者，遣通事赍送验赏，并回赐番王头目礼物”；四年九月，“天方国王亦麻都儿见等遣使大者马黑木来贡马驼、方物，赏赉如例”；五年三月，天方国入贡；八年六月，天方国、撒马儿罕等处使者来贡，九月“天方国等处夷使火者哈只等进方物朝贡，给赏如例”。这是嘉靖元年至十年间（1522-1531）西域诸国主要的朝贡活动。

撒马儿罕自古是中亚的商贸中心，天方国为今沙特阿拉伯麦加。我国玉米应来自这些中亚、西亚国家，主要由天方等西亚贡使或商团于嘉靖二年（1523）、四年或八年间带来。同为美洲新大陆作物，玉米与南瓜之所以在我国明正德、嘉靖年间最早出现，都与国家层面的使节交往（或者名义上）有关。最初都受派直接传至京师（北京），再因缘南北传布，这显然比纯然民间种植国际间辗转传播要快捷得多。

撒马儿罕

七、初传玉米吃口不佳，整个明朝传种十分有限

由田艺蘅所说可见，西域进贡的玉米最初种植在北京皇家西苑，《嘉靖南畿志》等记载显示又通过御用机构传至南京，由南京锦衣卫驯象千户所安排种植，以供奉先殿祭祀之用。继而由南、北两京分别传向民间，田艺蘅家在杭州，称“吾乡传得此种”，苏州府《（万历）崇明县志》《（崇祯）吴县志》见于记载，还有清初《（顺治）六合县志》记载玉蜀黍，应都就近由南京传出。

在北方，河北保定《（天启）高阳县志》记载玉薥秫，应是西苑所种传出京郊，河北高阳邻近而得。万历中，江苏南通顾养谦归居故里，园圃种植玉米，顾氏曾任职南京，又长期任职辽冀，出入京师，应从两京或河北保定一带传得。田艺蘅《御麦》诗“吾君不宝殊方贡，异麦重教四海传”，“圣王务本先嘉谷，要使蒸民食有天”云云，称颂嘉靖帝并不独享，布置分种全国，此事正史无载，如果属实，则《（嘉靖）平凉府志》所载平凉和华亭两县、《（天启）滇志》所载云南府（治所驻昆明）种植，或与此有关。就所载名称看，两地也基本一致，称番麦或西番麦。当然，甘肃平凉、华亭一带地属明朝西北边郡，方志记载早且详明，也有可能直接由西域获得。尤其是地处明朝实际统治西部边陲的肃州（治所驻今酒泉），《（万历）肃镇华夷志》所说“肃州昔无，近年西夷带种方树之”，应是万历后期由西域传入。

李时珍说“种者亦罕”，这可能主要指他到过的京冀地区，当然也包括他比较了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其实也可用来概括全国各地。不仅在他生活的明朝中叶，整个明朝应都如此。明朝现存930多种方志，笔者只检得7种明确记载，散见于陇、冀、苏（含上海）、滇四省区，远不如同期南瓜记载有118种之多。田艺蘅说“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然明朝浙江方志未见记载，太仓王世懋、南通顾养谦私园种植，而同期太仓、通州方志也未见记载，可见民间传种十分有限。合文人著述和方志记载而言，仅以今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是今苏州、上海一带的种植信息相对密集些，所载玉米名称入清后影响也大，其他信息都比较零散，缺乏相邻地区传布影响的明显迹象和持续线索。

揣度原因，应与初传玉米的食用品质并不出色有关。李时珍称玉米“气味甘平”，属本草学药物性味，而所见明人食用口味方面的描述都不积极，评价近乎负面。王世懋说“煮食之味”不如芡实，李时珍说“炒拆白花”，王象晋说“蒸麦面时少加”掺和，穆世锡更称用以制酒，应是食用品质口味较大麦、小麦、稻米、黍稷、粟等传统谷物明显不及，用作日常主粮并不占优，因而各地传种的积极性不高，传播发展十分缓慢。

这种情况清初仍无明显变化，清中叶玉米种植兴起，也主要是满足草根社会的温饱需求，如《（道光）遵义府志》所说，“价视米贱而耐食，食之又省便，富人所唾弃，农家之性命也”。正如郭松义先生《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一文所说，我国“玉米的大规模推广是在18世纪中到19世纪初，也就是乾隆中期到嘉庆、道光时期”，清乾隆以来各地方志相关记载逐渐频繁，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应是入清后人口持续增加，大量人口向各地丘陵山地蔓延迁移，玉米更适应这类地区广泛种植，产量也有一定优势所致，而在明朝这种适应玉米迅猛传播发展的情势远未出现，整个明朝传种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