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岩教案和开州教案_风闻

 贵州省贵阳市青岩古镇，是贵州四大古镇之一。洋教渗入贵州，早在明代就开始了。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贵阳教区正式成立后，法国传教士白斯德望任第一任主教。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第二任主教胡缚理为培养神职人员，选中了青岩姚家关并于咸丰九年建成了圣伯多禄大修院，由传教士白伯多禄任院长，有修道士十多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其中有允许西方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条款。胡缚理乘坐紫呢大轿到拜见贵州巡抚何冠英，声称从此可在内地自由传教，有条约保护，地方官不得干预。接着，胡缚理又前往提督田兴恕官府，因拒不接见，只得败兴而归。这个举动，激怒了贵州提督田兴恕和贵州巡抚何冠英，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只有相当级别的官员才能坐轿，而胡缚理虽然是个老外，却只是个平民，竟然坐大轿来朝见一省首脑，显然是违背中国制度，轻视中国官员的举动，于是俩人联名向全省官员发出秘密公函，明确提出洋教是异端邪说，指出如有外来之人传教，务必随时驱逐。这个秘密公函是一个在全省范围内反对洋教的动员令。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端午节，青岩各族人民按传统习惯，吃完晚饭出门“游百病”，游百病又称走百病，流传于四川、陕西和贵州等地的地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是通过游览散步消除百病的一项健身运动，多在妇女、老人、小孩或体弱多病者中间进行，是盛行于贵州地区的端午习俗。一群娃娃游到姚家关大修院门前，不知谁带的头，娃娃们一齐唱起了街头流行的民谣：“火烧天主堂，洋人坐班房……” 天主堂大修院内的教徒听到民谣，冲出门吼骂娃娃和推打游人。人们本来对洋教就不高兴，便一齐拥上去与教徒他们争吵。消息传到青岩团练首领赵国澍那里，赵国澍立即派团丁把大修院包围起来，将为首冲出修院闹事的修士张文澜、陈昌品及教堂管家罗廷荫抓起来，关押在青岩龙泉寺内，赵国澍后来命人放火烧毁了教堂，并向田兴恕报告。张文澜收买狱卒，把消息传给了胡缚理。胡缚理赶忙向北京的法国大使馆汇报。田兴恕得知以后，担心会遭到中央政府责难，便下令赵国澍交将张文澜三人秘密处死。七月二十九日，赵国澍将张文澜三人绑赴青岩城外谢家坡斩首。路上正遇信奉天主教的女佣王玛尔大在河边洗衣，怕她走漏风声，也将她抓到刑场一同斩首。

事件发生后，胡缚理立即向督署抗议，要求严惩赵国澍。一面又以贵阳地方官草菅人命杀害习教人员，抢劫烧毁教堂等罪名，向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申报。哥士耆又照会清总理衙门，抗出抗议，要求田兴恕、赵国澍抵命，对被害教民及家属抚恤赔偿，隆重安葬被害人，教堂损毁房屋必须修复，教堂经典书籍圣像及一切器具用品，亦必须清还赔偿等十二条款。

青岩教案是我国的第一个教案，震惊中外。青岩教案还没完结，没过多久，又发生了开州教案。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1862年2月13日)，贵阳北百余里外的开州夹沙龙地方欢度元宵节，过节当然是要花钱的，按照往年的惯例，官府向当地住户摊派费用。因为对贵州政府迟迟不处理青岩教案不满，法国传教士文乃尔唆使教徒抗缴。田兴恕得知后大怒，将文乃尔和4名抗捐的教民以凌迟酷刑处死，将文乃尔的头悬挂在城门示众。至此，动静闹得太大，清政府也没法袒护相关官员了，除何冠英、赵国澍已故不予追究外，田兴恕发配新疆，永不叙用，赔偿白银一万二千两。

赵国澍是贵州青岩人，他能文能武，关心地方文教，严格教子。他的四个儿子中，四个中举人，三个中进士，其中二儿子赵以炯成为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文状元，还有一个儿子中经魁，在贵州轰动一时。因青岩教案被撤职。同年四月，率领团练镇压农民起义军，在贵阳郊区百宜被围，逃至除家堰时，被农民起义军击毙。何冠英，福建闽县人。清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科林鸿年榜进士第二人，在贵州巡抚任上工作积极，劳累过度，不治而亡。临终，何冠英尽力举荐田兴恕继任。他的表现按现在的说法是个优秀高级干部，时代楷模。前后杀了8个教民和一个外国传教士，结果是罢免一位高官，没有一个官员偿命，这个处理不算重。

这里要重点说一说田兴恕这个人，田兴恕是湖南湘西人，16岁时因家贫参加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屡立战功，24岁就任贵州提督，25岁兼任贵州巡抚，可谓少年得志。田兴恕在流放途中，深得陕甘总督左宗棠赏识，左上奏朝庭请求重新启用田兴恕，清政府没有同意。田于1873年回到家乡凤凰，41岁辞世。各位怎么看这个人？我觉得他太年轻就担任高官，血气方刚，做事鲁莽，闯下大祸，所幸运气奇好，只是罢官而已，毫发无损，比起后来激起庚子拳乱的山西巡抚毓贤的下场要好得多了。涉案的这些个清朝官员还是很猛的，竟然敢杀洋大人，而且还是用凌迟酷刑。两次教案中遇害的法国传教士文乃尔和几位教民于2000年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册封120位中华殉道圣人名单。

这两次教案之所以爆发的重要原因是法国传教士胡缚理不明白，中国是官僚主宰一切的社会，官员的尊严和地位是不能冒犯的。中国是个阶级社会，讲究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下犯上是极严重的罪行。他在宗教界有点地位，但没有在法国政府当官，在清朝官吏们眼中就是一个外国平民，见了中国官员是要下跪的，可他不但不跪，反而耻高气扬，以条约来要挟官员，这就犯了大忌。开州教案中的那个传教士文乃尔鼓动教民抗捐的行为，在清朝官员眼中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谋反。我犹其同情那位胡里胡涂遇害的洗衣女佣王玛尔大，真是祸从天降，清朝官员视人命如草芥的恶行令人发指。

1871年6月21日，胡缚理因从法国马赛返航中国长途跋涉，严重中暑，医治无效病故，贵州教会将他的遗体运回贵阳，葬于大营坡墓地，文革中，他的墓被捣毁。

在这两次教案中，我们发现田兴恕、何冠英、赵国澍等文武官员是导致教案激化的罪魁祸首，我们不禁要问，大清国的这些政治精英为什么这么仇视洋教？我们来看一看天主教进入日本后的遭遇。

    16世纪，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人类进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走在前列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发现了到亚洲的新航线，跟随着探险家后面的是商人和传教士，葡萄牙接触到日本并与之通商，笃信天主教的葡人向日本当局提出了传教的要求，当时执政的是丰臣秀吉，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过了一段时间，丰臣秀吉到某地视察，晚上，按归惯例，地方官安排了一位年青女子陪丰臣秀吉睡觉。当幕府将军兴致勃勃地要与她亲热时，怪事发生了，那女子竟然抗拒。将军十分诧异，耐着性子问她为什么？女子说：我是信奉天主教的，在我的心中只祟拜上帝和耶稣，我不能和不信天主的异教徒做爱。“天主教？”丰臣秀吉愣了愣，想了一会才记起来，是葡萄牙商人传来的洋教。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天主教这么利害，传教时间不长，就有人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天长日久，我的地位还能保得住吗？将军感到不寒而栗。平时遇到这样的事他会勃然大怒，命人将小女子拖出砍了，这时却平静下来，思索着该怎么对付天主教。之后将军发布命令，禁止在日本传播天主教，日本人也不准信仰天主教，违背命令要被烧死，他还逼迫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地方诸侯自杀。基督教进入亚洲的某个国家，不仅仅带来了新的信仰，还带来了新的价值观，使亚洲国家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冲击，人们对传统的合法性产生质疑，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政权建立的思想根基，民众不再相信它，就会反抗代表政权的官吏们，这些社会精英的权利、地位、财富都会受损，所以既得利益者们对新来的洋教必然是刻骨地仇视。近代中国的历次教案，冲在最前面的是普通的底层人士，在他们的背后扇风点火的却是官员、商人、地主、传统知识份子等这些社会精英。教案的本质是排外，涉及的是利益和权势。

受到教案的影响，外国传教士也在思索为什么在中国传教困难，他们经过一番研究后认为，汉族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他们的思想观念与洋教宣传的观念差别太大，贵州有很多少数民族，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小，于是洋人把传教的重心放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主要针对苗族，传教获得成功，许多苗民接受了基督教。

    此后中国又发生了很多教案，其中曲直是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有这两个教案没什么好辨的。小说《大清血地》对两次教案有详细的叙述，感兴趣的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