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韩琦差了一百个吕惠卿_风闻

熙宁八年，王安石变法正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韩琦去世了。虽然韩琦也反对变法，但神宗得到韩琦去世的报告，也表示痛悼，亲自撰写碑额，“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两次受遗诏确立接班人，这就相当于盖棺定论的官方评价，和我们今天的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等等类似，是定性的评价，而且评价非常高。

用《新宋》里的话说，韩琦就是“相三朝、立二主”，英宗和神宗父子登基的时候，都是韩琦主持的。仁宗无子，英宗小时候就被接进宫中养着，但一直没有立为皇子，最后是在韩琦的劝说下，仁宗才同意立为皇子，也就是作为皇嗣。仁宗去世后，朝廷上下人心不定的时候，韩琦正担任宰相，他劝说曹皇后拥立英宗。

英宗短寿，登基仅仅四年就去世了，除了搞了濮议之外，其实也颇有变法之志，只是天不假年，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去世了。因为他去世的时候年龄不大，所以并没有注意立太子的事，但神宗是活着的儿子中最年长的。英宗去世前，仍然是韩琦担任宰相。英宗昏迷后，韩琦马上让人叫神宗入宫，神宗驾崩后，神宗灵前即位。

这其实是很危险的事，因为之前出现过皇帝突然昏迷，却又苏醒的事情，真宗、仁宗都曾经出现类似的情况。所以，有人问韩琦，你把神宗叫进来，如果英宗又没死，怎么办？韩琦说，如果出现那种情况，那就只能请他当太上皇了。这种想法在别的朝代也就算了，但在宋朝，就等于大逆不道，别人都不敢说，韩琦就敢这么说。

韩琦还干了一件很出格的事，就是在他临终交代后事的时候，特意叮嘱家属，要薄葬，不培养金银珠宝之类容易招来盗墓贼的东西，最出格的则是，要求家属给他设七十二疑冢。这个事儿历史上有记载的，只有两个人做过，一个是韩琦，另一个就是三国时期的曹操。可见韩琦和曹操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三国志》中记载，时人对曹操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个说法其实用在韩琦身上也挺合适的，只不过曹操生逢乱世，最后成了奸雄，而韩琦生活在和平年代，政治稳定，所以他成了治世能臣，能够“相三朝、立二主”。最有意思的是，曹操进封公爵的时候，是魏公，之后又晋魏王，而到了宋徽宗时期，韩琦也被追赠为魏郡王，可见当时人也认为韩琦和曹操有相似之处。

韩琦知人善任的能力也很强。仁宗时期，西夏李元昊不断进攻宋朝西北边境地区，朝廷甚至有人提议迁都，韩琦当时正在担任陕西安抚使，他建议起用之前因为涉及朋党罪名而被贬知越州的范仲淹，之后他们俩都到陕西担任主帅夏竦的副手。但韩琦和范仲淹却并没有因此而相互包庇，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然各执己见，但都是出于公心。

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对夏军的问题上，韩琦坚持强硬态度，主张主动出击，与夏军进行战略决战，一举击败夏军，以免战争旷日持久，糜耗财赋，范仲淹则认为夏军正在上升期，士气正锐，宋军应当以逸待劳，以守为主，等夏军锐气过去之后再反击。韩琦不听，结果导致好水川与定川寨两次大败，宋军与夏军的战争中出现过三次大败，其中两次都与韩琦有关。可见在军事上，韩琦和曹操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之后，韩琦也逐渐接受了范仲淹的意见。

西北战局基本稳定后，韩琦和范仲淹大受重用，被调任中枢，担任宰辅。当时宋朝开国已经八十多年，前期遗留下来的问题积累得很多，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充分暴露出来了，急需要改革。但改革就要触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没人主持。在韩琦和范仲淹担任宰辅后，就开始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改革仅进行了一年，就因为记得以利益者的反对而中断了。

不过，到王安石变法的时候，韩琦作为主张变法的前辈，却并没有支持王安石，而是站在了对立面。近些年有些人喜欢用韩琦、文彦博、富弼、司马光等等这些人自己也变成了既得利益者来解释，其实不太合适。他们也并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而是对时局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新宋》等等穿越小说流行之后，这种看法更加谬种流传。

韩琦能力绝对不次于王安石，但在庆历新政遇阻之后，他没有选择与反对派冲突，而是自己主动退避三舍，中断变法，也是为了维护宋朝的基本政治结构不出现大的动荡，能够保持稳定。因为，对一个王朝来说，保持基本政治结构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改革或许能彻底解决问题，但如果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半途而废，那么就会出现旧的被破坏，而新的立不起来的状态，整个国家就随时都有可能崩溃。

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来说，在决定进行改革的时候，都必须要准备好退路，也就是要考虑周全，如果出现改革改错了的情况，那么要给自己留有余地，能够退回去，不能让局面失控。相比之下，王安石在主持改革的时候，就没有韩琦范仲淹考虑得周全，没有留出余地，最后走向了失控，让新旧党争变成了北宋晚期的主要政治议题，是否拥护改革已经成了政治斗争工具。

在这个意义上，王安石显得就不如韩琦政治上成熟持重。最后再看一下欧阳修对韩琦的评价：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这个评价是很到位的，也是成熟的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