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是否被严重过誉了？恰恰相反_风闻

甘地是否被严重过誉了？恰恰相反，甘地在中文互联网中被极大的低估了，他是当之无愧的印度国父，走出了具有印度特色的，与印度社会的客观实际情况实现了紧密结合的民族解放之路。

在讨论甘地之前，必须讨论印度本身，即了解甘地当时面临的印度是一个怎样的局面。

和绝大多数人的既有印象不同，印度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中，最大的阻碍并非来自于英国殖民者的外部阻挠，而是来自于分离主义和地方势力的内部阻挠，而作为外来殖民者的英国，在印度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中很大程度上反而是一个正面的推动性力量，在对抗印度内部五花八门的分离主义分子和地方势力中可谓居功至伟，没有英国的强力撮合，印度绝难统一，遑论独立，即使独立了，那也是由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彼此独立的政治实体组成的劣化版巴尔干。

独立前的印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理名词，在南亚次大陆这片土地上，有复杂多样的政治实体，五花八门的民族，三教九流的信仰，各个政治参与方相互之间的基于不同维度的利益诉求高度复杂化，例如最广为人知的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的纷争，国大党声称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但要获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的支持，就必须接纳其它那些非印度斯坦族但是信仰印度教的族群，从而成为一个民族主义-印度教二元结构的政党，穆斯林联盟则一开始就是一个宗教政党，且自始至终都以独立建国作为基本政治纲领，除了这两位外，诸如印度教大斋会，印度共产党，锡克人等派系虽然声势没有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那么大，但也保持着强有力的存在，属于不可被忽略的声音。

这还是意识形态政治层面的分裂，从地缘政治的层面看，这种分裂还要更严重，印度分为英属印度和土邦两部分，而由于英属印度对土邦的土地兼并政策引发了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印度的统治权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让渡给了帝国，帝国接手印度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抚并承认印度土邦王公们对各土邦的权益，在印度独立前，全印度有554个土邦，占到了整个当代印度国土总面积的2/5，占到了印度当时总人口的1/4。

1877年，英国政府在德里举行了特别招待会，所有土邦王公和英属印度的地方豪强，高级僧侣全体出席，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加冕印度帝冠，正式成为印度皇帝，土邦在东印度公司时期与英帝国形式上的同盟关系结束，正式成为皇帝的直属封建附庸，这些土邦的主权只不过在法律层面从王公们让渡给了帝国皇帝，而印度要独立，则主权自然也归还给王公们，这就导致这些王公中相当一部分人打算独立建国，而且他们的这种独立诉求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当时诸如海德拉巴，迈索尔，塔拉凡科尔等土邦都在极力要求独立建国，而诸如旁遮普，普拉塔加尔，奥德，邦迪，希罗西，占西等邦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独立建国诉求，但内部的分离主义思潮极其强烈，距离提出独立建国诉求仅一步之遥，另外还有一类邦则是对英帝国抱有极为强烈的忠诚情绪，例如贾伊萨梅尔邦，包括浦那，瓜廖尔，纳格普尔，巴罗达，印多尔在内的马拉塔联盟地区，乌代普尔等，这些地区的王公豪强们对于身处帝国统治之下感到满意，他们之所以愿意留在印度，仅仅是因为对帝国皇帝本人效忠，而如果这种效忠关系不复存在，则他们就没有理由继续留在印度之内了，他们拒绝接受非帝国皇帝之外的其它主权实体的直接统治，哪怕自己能在未来的印度政治进程中拥有一席之地也不行。

除了这些邦之外，一些原本是土邦，后来被兼并进入英属印度的邦也在在闹着独立，例如坦焦尔，例如上信德地区的凯尔普尔，这些地区的官员急于恢复自己的世袭王公而非帝国官僚的身份，一旦英国的力量撤离，他们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独立。

除了政治层面的分裂外，还有经济，军事等多个维度的分裂，印度有很多前法国殖民地区依然使用公制，铁路用的也不是英轨，军事上更是严重，土邦王公们的私兵，宗教势力的武装僧侣，世袭雇佣的尚武民族，割据自守的地方豪强，他们没有打起来完全靠英国人压着。

这就是甘地和尼赫鲁当时面临的局面，但他们也不是没有自己的优势，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的是，他们最大的帮手其实是英国。

对于让印度实现统一和自治，最初的构想恰恰来自于英国，而且时间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早，不是通常认为的二战后，而是一战末。

1918年8月，英国国会提交了《蒙塔古-蔡姆斯福德报告》，首次提出了印度联邦的构想，报告明确提出，在未来印度将成为一种联邦式的政治实体，印度各个行省将成为由一个印度的中央政府统管但彼此自治的单位，印度中央政府只处理各省共同关心的事物，而这些共同关心的事物（例如国防，关税，贸易，铁路，邮政，鸦片等）也很大的程度上是土邦们关心的事物，如果土邦王公们愿意，印度中央政府将在处理这些共同利益的同时与王公们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同时保障王公们的自治权利，这份报告建议成立常设咨询机构以便服务于英属印度各省和土邦之间的沟通工作，为土邦加入联邦开路架桥，这一提议被视为当代印度国会的前身，而英帝国的《1919年印度政府法》也确实是以该报告为蓝本制作的。

1927年11月8日，英国派出了以约翰·西蒙为主席，包括后来的英国首相艾德礼在内的6人印度立法调查委员会，前往印度进行了为期8个月的考察，研究印度统一后的宪法问题，调查工作进行的极其艰难，因为土邦王公们总是在花式给他们制造障碍，该调查团在1930年6月发表调查报告，明确指出确保土邦王公意识到他们的权利，地位和头衔能够获得保障的情况下，印度的统一才具有事实上的可操作性，而印度宪法必须把这一点考虑在内，否则无法把印度现有的高度复杂的政治结构纳入统一的政治框架内，并且明确指出印度未来的政治体制必然是联邦制。

1930年11月至1932年12月，帝国代表和印度各方代表进行了3次圆桌会议以解决印度的宪法问题，在这长达一年多的会议进程中，英帝国的外交官和政客们发挥了他们如同魔法般不可思议的政治手腕和理藩能力，依靠威逼利诱和软磨硬泡，他们令人惊奇的说服了印度的大多数王公们接受在同一部宪法下的统一的政治进程，并且用各种保证和忽悠让这些腐朽又精明的王公们相信自己的地位和头衔将可以在未来统一的印度国家内获得充分的保障，由此消除了印度统一和独立进程中最大的政治性阻碍，实际上，英属印度的代表和土邦王公们在伦敦迅速达成共识并达成了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协议，该协议包括印度各省自治，土邦自治，省和土邦代表都可以参加中央立法会议，总督可以保留一部分权利，这一协议成为了后来印度独立进程的法律基础。

然而英国人万万没想到，看似最麻烦的土邦解决了之后，政治层面的分裂开始浮现出来，换言之，如果说地缘层面的统一尚有可能，那么政治层面的统一难如登天，尤其是在各种族的代表和各宗教的代表问题上，各方代表谈一次吵一次，吵一次打一次，次次开会，次次不欢而散。

在1931年1月19日，3次圆桌会议的第一次会议结束时，时任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意识到，印度在政治层面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于是只能在会议声明中避重就轻，表示各方都愿意接受一个由土邦和英属印度组成的，二元制立法的印度联邦。相当于对地缘层面的成果进行了一次汇报，但回避了政治层面的矛盾。

在3次圆桌会议和印度立法调查委员会报告的基础上，英国通过了《1935年印度政府法》，把印度联邦在地缘层面上的统一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然后开始着手解决政治层面的分裂问题。

这个问题英帝国到死都没能解决。

英帝国出神入化的政治手腕在印度人生物本能式的政治分裂面前近乎于百无一用，1945年9月19日，已经成为首相的艾德礼表示，印度的宪法改革进程必须强力推进，他请求印度人团结一致，努力制定一部所有人民族都觉得公平公正的宪法，一部所有省和土邦都可以找到自己地位的宪法。

为了弥合政治上的严重分裂，艾德礼于1946年1月5日派遣由6名工党议员，3名保守党议员，1名自由党议员组成的议会代表团访问印度，为势同水火的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提供沟通的机会，当年2月11日，英国内阁会议组成了由印度大臣佩西克劳伦斯、贸易大臣克利普斯和海军大臣亚历山大组成的内阁使团出访印度，该使团在1946年3月23日到达印度后立即与印度的所有政治派别和族群派别进行会谈，总督行政会议，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印度教大斋会，正义党，激进民主党，印共，印度劳工联盟，全印度妇女大会，锡克人，帕尔西人，贱民代表，低级种姓，全印度被压迫阶级联盟，印度基督教徒，在印欧洲人协会，企图协调他们之间你死我活的关系。

每次开会，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都要吵嘴，有几次还打起来，最后内阁使团不得不和他们分开开会。

在矛盾尖锐至不可调和的情况下，英国内阁使团于1946年5月16日发布声明，提出了一个内阁使团方案，基本上遵循了3次圆桌会议敲定的印度联邦方案，同时明确否决了锡克人和穆斯林联盟独立建国的要求，坚持印度必须成为一个统一的联邦制国家。

由此，穆斯林联盟的独立建国要求成为了印度统一、独立和主权由英帝国移交至印度手中的最大障碍和主要矛盾。

印度各地的教派冲突和种族骚乱愈演愈烈，仇杀不时发生，内部局势日益严重。

1947年3月，蒙巴顿勋爵继任印度总督，一上任就开始高强度做穆斯林联盟的工作，他与印度各派系的政治领袖谈话时反复表态印度必须统一，不能分裂。4月12日，蒙巴顿会见穆斯林联盟工作委员会委员，比哈尔邦穆斯林联盟主席侯赛因·伊玛目时，再次敦促穆斯林联盟接受内阁使团方案，接受国会席位，接受内阁官员职位，参与到统一的印度政治进程中来，无果。4月15日，在第一次英属印度各省省督会议上，蒙巴顿再次敦促穆斯林联盟的代表接受印度统一，不要独立建国。

这种三天一说的努力没有取得成果，国大党拒绝在内阁部长职位和国会席位数量等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特别是穆斯林联盟提出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必须由穆斯林联盟成员当任这一问题几乎成了一点就炸的火药桶，提一次闹一次，闹一次打一次，还发生过在蒙巴顿面前打出人命来的事情，议会席位也好不到哪里去，国大党坚持按人口比例分配席位，穆斯林联盟坚持要至少1/3的席位，还是开一次会打一次架。

无休止的争吵和斗殴主导了印度独立的政治进程。

在社会层面，印度内部各派系，各种族，各宗教开始积极备战，原属于土邦的私兵，世袭雇佣兵民族和地方豪强的武装力量开始进入各政治派别，穆斯林民兵和印度教徒相互之间无日不战，无日不冲突，无日不出人命，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

当时几乎所有政治派别的领袖都受到过暗杀，不论是尼赫鲁还是真纳，实际上真纳本人对印度统一并不排斥，甚至积极倡导这一点，但穆斯林联盟中的分离主义是主流，真纳本人就曾因为主张独立不积极而被激进独立分子刺杀过。

事已至此，蒙巴顿只能面对现实，开始着手研究分治方案，即蒙巴顿方案，然后该方案果然获得了各方的一致认可，不论是甘地，尼赫鲁，还是真纳，都对此表示满意。

但就算是公布分治方案之前，蒙巴顿依然心存幻想，他在1947年6月2日，把尼赫鲁、帕特尔，真纳、利亚奎特召集起来，让他们阅读了一份名为《分治的行政后果》的文件，最后一次呼吁他们接受内阁使团的统一印度方案，然而日后成为印度首任内政部长和副总理的帕特尔和日后成为巴基斯坦首任总统的真纳再次表演了印度传统艺能教派斗殴，直接在蒙巴顿面前打起来，蒙巴顿和尼赫鲁好不容易拉开两人后，彻底放弃了统一印度的努力，于是印巴分治，随后的几十年间，《分治的行政后果》这份文件中预言过的印巴战争果然一次次爆发，鲜血遍洒了印巴两国的边界线，还把中国给卷了进来。

说了这么多，你可能要问，那么甘地的作用是什么呢？

很简单，甘地阻止了印度进一步的分裂。

看了这么多，你应该明白了，印度独立的主要矛盾不是英国人阻挠，而是内部的分裂和社会的不可动员，而这个问题，不论是英国人还是尼赫鲁实际上都是无法解决的。

印巴分治导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起到了对于印度政府而言非常坏的示范作用，印度内部各派系，各邦一看，独立建国太香了，本来真纳只是穆斯林联盟的主席，一个律师而已，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总统，和各路国家元首谈笑风生，他真纳搞得，我堂堂王公搞不得？

于是开始骚动起来，煽动治下人口谋求更多的自治权利，打算以切香肠的方法渐进式独立，但是甘地的存在极大的阻挠了他们，甘地几十年来发起的诸多社会运动，不论是土布运动还是食盐进军，不论是非暴力不合作还是坐牢绝食，这几十年来甘地的这些折腾造成了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而甘地本人的反抗手法本身很符合印度教的教义逻辑和印度的经济环境，非暴力不合作深合印度教义，而土布运动和食盐进军又与印度的小农-小商贩二元经济结构深刻结合，这种形而上学和物质基础层面的双重结合，让甘地能够动员并团结起速来以分裂和难以动员而著称的广大的印度民众，参与到反对殖民的斗争中，英国为什么积极主动的帮助印度独立？不是因为英国人发善心，恰恰是因为甘地组织的这些运动日益提高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成本，印度成了英国的财政窟窿和海外负资产，英国急于甩掉这个包袱，而英国之所以积极维护印度统一，是为了在撤离印度之后最大限度维持当地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从而延续自己在当地的经济利益，把自己的殖民权益以更隐蔽，更低成本的方式维系下去，毕竟和一个统一的印度打交道，总好过分别和几百个印度土邦打交道，而甘地的土布运动，食盐进军，非暴力不合作在动员起广大社会民众参与印度独立运动，最大限度提高英国的统治成本的同时，也通过开生产力倒车的方式极大的破坏了英国在印度现有经济结构下的获益能力，有点类似于叫花子往你的菜里吐口水，让你吃不成，这种方法可能并不能满足很多人的激进革命思想，但它有用，而且是印度这块土地上唯一一种现实可行的办法。

再加上甘地很会凹人设，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印度苦行僧的形象，这进一步放大了他的运动在印度社会产生的社会影响，进一步加快了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瓦解速度，于是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成本越来越高，受益越来越少，一增一减，印度自然就成了英国急于甩掉但又力图维护统一的烫手山芋，由此实现了印度的独立和统一。

这就是甘地高明的地方，他抓住了印度社会的主要矛盾，用印度社会最能接受的方法解决了在印度社会搞动员这一千古难题，同时用摆烂的方法破坏了英国的统治，他深刻理解了把人组织起来，形成共识是实现一切政治意图的首要目标这一政治逻辑，他为什么顶着国大党那么多人的反对，以至于三番两次退出国大党也要坚决搞这一套 ，因为他意识到了印度社会最吃这一套，你国大党要搞大工业，搞民族国家，那一套在印度这一亩三分地上不好使，你们再怎么反对，沉默的大多数还是支持我，那我自然就有理由把这一套给坚持下去。

实际上尼赫鲁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逐渐不再反对甘地开经济倒车的行为，甚至用国大党的资金给甘地的土布运动提供拨款，最大限度的宣传和普及甘地的圣徒形象，以至于把甘地打造成了印度独立的偶像，当社会需要一个穷苦的形象时，他就掏钱去构建这种形象，社会要什么，他就给什么。

以至于尼赫鲁说过“为了让甘地活在贫困中，我们花了大把的钱。”

换言之，甘地最大限度凝聚了印度的社会共识，构建了社会共同体，使印度社会从一盘散沙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整体，一个国家，这种国家意识的启蒙作用，是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

印巴分治后，土邦王公们发现社会中开始出现了普遍性的国家认同，这种国家认同很大程度上就构建在甘地几十年如一日的折腾带来的社会影响之上，以至于哪怕甘地死了，这种认同依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维持存在，甚至于甘地的死进一步放大了，巩固了这一认同，而这种认同，成了他们分裂印度的巨大阻碍，印度中央政府也得以在这种广泛的民意基础之上，推进政治议程，用政治程序缓冲，拖延，迟滞他们的独立诉求，从而维系印度的统一。

印巴分治带来的示范作用，被甘地这种在我们眼里如同小丑般的折腾给遏制住了，甘地阻止了本应该分裂的印度社会的进一步分裂，站在印度的立场上，他实在是当之无愧的印度国父。

以战争手段谋求解放，是中国历史和社会选择的道路，并不意味着这种道路具有普世性，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道路，我们应该尊重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