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勇 | 从“西域”到“丝绸之路”：近代日本的丝路认知_风闻

基本信息

　　摘要： “丝绸之路"是近代日本对世界地理格局与文化版图进行自我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地理与文化概念,“丝绸之路"于20世纪初进入日本以来,先后经历了西方视角丝路的排斥、东方立场下西域的主体性认知与二战结束后"日本丝绸之路"对"西域"的取代与超越三个阶段,并最终融入现代日本意图编织古今纵向联系与东西横向联通的世界观之中。日本近代的"丝路热"在此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分化:一是作为被观看"点"的"西域热”;二是多条东、西"线"交织而成的"丝路热”。前者通过近代探险与科学研究呈现为知识性的实证形态,后者依托文学艺术与大众传媒表现为浪漫性的审美建构,二者相互交错共同指向了近代日本的丝路认知。

　　作者简介：何志勇，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文章原刊：《东北亚外语研究》 2021年第1期。

　　在近代日本的世界格局建构中，总是绕不开“丝绸之路”这条远离日本本土的中亚内陆交通线。众所周知，近代日本对丝路具有一种天然而莫名的憧憬与向往，日本汉学家古田敬一（1971: 前言）指出：“不知为何，丝绸之路对日本人来说充满着魅力。那里是梦想与浪漫的地方。每当听到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我的脑海中就会重现童年时期学唱的歌谣中那充满幻想的世界，浮现出在摇晃的驼背上，王子与公主并排着在广袤的‘月夜沙漠’中远去的景象。”日本画家平山郁夫认为，丝绸之路是“日本人在文化上的一种乡愁，是一种源于此又通向未来的某种日本人独有的价值观、看法与历史观。” （转自松本清張等，1977:163-164），这种乡愁又进一步演变为实地的探访，日本人“无论是谁，在他的青少年时期都会对丝绸之路感到好奇，因为大谷探险队、斯坦因、勒克科而梦想前往，这些好奇与梦想最终转化为有组织的研究与实地的探访”（松本清張等，1977:164）。因此，近代日本的丝路情结中既包含浪漫的憧憬之情，又有基于探访考察的科学实证，二者共同构成“日本丝绸之路”的两个基本特征。

　　近代“日本丝绸之路”的形态多种多样，时而是探险考察队的行程日志与调查报告，时而是东洋史学家的学术专著与科普读物，时而是作家虚构的小说，时而是诗人笔下的浪漫，既有轰动日本社会的丝路纪录片与片头深沉悠远的音乐，又有取材敦煌的绘画、舞蹈和改编自井上靖小说的电影，面对如此庞杂的丝路书写与表现形式，我们在惊讶于偏居亚洲一隅的岛国日本对中亚内陆的东西交通线竟有如此关注与喜爱的同时，却往往忽略近代日本并非从一开始就使用源于西方史学界的“丝绸之路”一词来建构自我的亚洲格局与东西关系，期间经历了从“西域”向“丝绸之路”漫长而渐变的演化过程。透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丝路”的不同样态与内涵，从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近代日本从明治末期直到今天在世界地理格局与文化版图中的自我建构。

　　一、近代“丝路”“西域”与“日本丝路”的演变

　　日本历史学家色川大吉指出：“日本人的丝路热最初是针对中亚整体，或者是针对亚洲大陆的内陆地区、即对内陆亚洲的一种憧憬，之后逐渐转移焦点，变成了丝绸之路。”（转自松本清張等，1977:215）这里的丝绸之路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地理概念，中亚史学家间野英二（2008:407）认为“‘丝绸之路’作为指代地域的词语过于暧昧，不赞成研究者在研究论文中使用该词”，他进一步引用杉山正明的观点指出，“丝绸之路”这个词“明显包含着（西方）19世纪的文明观与偏见”（間野英二，2008:407-408）。丝路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既有模糊不清的一面，又因其具有的西方视角而遭到部分日本学者的排斥，那么既具有相对清晰的地理界定，又是站在东方立场的表述是什么呢？那就是“西域”。

　　羽田亨在其1931年发表的著作《西域文明史概论》中将西域定义为“中国古时对西方各地，不论印度、波斯、埃及、欧洲，都包括在西域这一名下。而另一方面却又将略当于今天新疆天山南路的地方专称西域”（羽田亨，2005:5）间野英二在1992年为该书撰写的《解题》中基本上沿用了这种广义与狭义的西域划分方法，他进一步补充道，广义与狭义的西域“大致与现在日本流行的所谓‘丝绸之路’同义”（转自羽田亨，2005：《解题》第5页）。由此可见，“丝绸之路”的地理位置与历史上“西域”的位置相近，但是，与“丝绸之路”名称中蕴含的西方视角不同，“西域”则是基于中国视角的地理学概念。

　　在“西域”与“丝绸之路”的用词选择上，日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选择倾向。“丝绸之路”一词最早见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教授于1887年出版的史学著作《中国》（转自王敏，2016b:77），之后该词为德国学者赫尔曼、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以及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等人大量使用，才逐渐被世人所认识，“真正使‘丝绸之路’有了立体感，并普遍为学术界、读书界所接受，是因为西域探险家斯文·赫定于30年代中期出版了以其为书名的一部杰作”（斯文·赫定，2010:《代序》1-2）。从日本近代的中亚探险史来看，20世纪初大谷探险队的调查报告与考察日志的题目中使用的是“西域”而非“丝绸之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东洋史学家的著作名称也大多使用“西域”“中亚”等词语。日本作家井上靖（1997b:15）在回忆自己的京都大学时代（20世纪30年代）时写道：“当时的学界正流行着‘西域热’，出现了许多西域学者。如果称为‘西域学者’不合适的话，也可以叫作研究西域问题的东洋史学家，对于我这么一个学生来说，他们的名字都是那么光彩夺目”，这里使用的仍然是“西域”。作家松冈让（1943:12）发表的《敦煌物语》单行本中提到了“丝绸之路”一词，文中写道：“天山南路、天山北路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名称，但在欧洲人而言，丝绸之路，即丝绸街道或丝绸大路的叫法更加知名”。尽管这一时期因为斯文·赫定的著作《丝绸之路》使这一名称为全世界所认识，但是1943年的这部小说中提及的“丝绸之路”仅仅是作为西方对西域地区的地理称呼使用，并未进入到日本自己的文化语境中。

　　“丝绸之路”一词真正进入日本，成为日本认识与建构亚洲地理的学术用语与大众热词，是在二战结束后的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日本著名史学家松田寿男在1966年出版的《沙漠与文化》（中公新书）一书中将连接中亚地区绿洲城市的商队通路称为“丝绸之路”，并认为其通商功能远远超过了绿洲地区农业生产的功能，导致农业生产成为丝路通商的附属产业，绿洲城市也因此在本质上是依赖丝路的商业城市（转自間野英二，2008:412）。间野英二（2008）将这一观点称为“丝绸之路史观”。该史观之后被同时期知名的史学家长泽和俊所继承，他不仅通过自己的学术著作，更多是通过自己撰写的大众性读物普及这种对丝路的认识，后来还参加了引发日本近代最大规模丝绸之路热的NHK系列纪录片《丝绸之路》的录制工作与附属读物的撰写，进一步将“丝绸之路”联通东西的功能输送至日本战后大众社会的内部，从而使“丝绸之路”逐步实现了日本的本土化，最终取代“西域”。

　　这种变化趋势在文学创作上也有所体现。松冈让在1961年改版的《敦煌物语》中虽然基本沿用了1943年版的内容，但在上述引文所在的小节处，松冈让添加了小标题“丝绸之路”，显露出同化“西域”与“丝绸之路”的意图。井上靖从1965年开始前往西域旅行，他不止一次地将西域分为“中国境内的西域”（即新疆地区）与“苏联境内的西域”两部分，但在游历了所谓苏联境内的西域后，井上靖将创作的两部游记分别命名为“第一次西突厥斯坦纪行”与“第二次西突厥斯坦纪行”，使用“突厥斯坦”的叫法似乎是在区别于狭义的“西域”。1977年4月，井上靖再度出发，游历埃及、伊朗和伊拉克之后，将此次旅行的游记与之前的突厥斯坦游记合为一处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国外游记集，命名为“丝绸之路的遗迹之旅”，这也是他第一次在自己的作品名称中使用“丝绸之路”。1982年，在日本全民丝路热的大潮中，井上靖进一步将1977年之后探访中国新疆与河西走廊的游记加入该书，出版了新潮文库版的《丝绸之路的遗迹之旅》（井上靖，1982）。

　　综上所述，至晚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日本战后的文化语境中，“西域”开始被“丝绸之路”所取代，而此时的“丝绸之路”并非20世纪初期西方话语体系下对亚洲内陆地区的地理指代，而是作为具有日本学界明确学理依据的东西商贸交通命脉意义的日本本土化的“丝绸之路”，并在井上靖等作家的创作下呈现出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历史沧桑与时间悠远，带有日本独特的浪漫异域空间色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种冠以“丝绸之路”之名的读物以及1980年NHK的系列纪录片《丝绸之路》的推动与催化下，“丝绸之路”最终实现了彻底的逆袭，完全取代与超越了“西域”在日本近代文化语境中的地位。

　　二、20世纪前半期的狭义西域

　　“西域”向“丝绸之路”的转化不仅体现在名称上的转变，与此同时，也伴随着丝路地理位置范围的变化。在20 世纪前半期，具体来说，从1902 年大谷探险队第一次西域探险开始至1945 年日本战败，日本的“西域”主要局限在狭义范畴的西域内部，而且这种西域探险考察与学术研究都呈现出一种“点”式接触的认知方式。

　　前文提及的羽田亨著作《西域文明史概论》于1931年由京都弘文堂书店出版。此书在国际上评价甚高，在中国也备受关注，至今仍然是从事西域史、中亚史研究的首选必读书目。该书在1931年当年就被译介到中国，译者为我国老一辈日文翻译家钱稻孙先生，随后商务印书馆又于1934年出版了郑元芳的译本，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恶化的国际形势下，该书的译介不仅及时，而且还在短时间内出现复译本，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在日本学术界兴起的“西域热”对中国史学界的刺激与影响。如前文所述，羽田亨在该书中首先阐述了西域的地理界定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并指出该书所讨论的是后一含义的西域，即狭义的“略当于今天新疆天山南路的地方”（羽田亨，2005:5）。1992年，东京平凡社将该书与羽田亨的另一本著作《西域文化史》合为一册作为东洋文库之一重新出版，间野英二为其撰写长篇解题，文中将狭义的西域解释为“帕米尔以东的中国新疆地区”（羽田亨，2005:解题5），这一范围比羽田亨的定义略大，至少包括了天山北路，但并未跳出新疆的范围。纵观日本在20世纪前半期的西域探访与考察，其主要的目的地都与这里所说“狭义西域”的范围相一致，即中国的新疆地区。

　　日本近代最早进入西域进行探访的日本人是一位名叫浦敬一的日本陆军下级军官。色川大吉对此描述道：“在当时治安非常混乱、连道路都没有的情况下，他独自一人骑着驴，备好一周左右的口粮，在朋友们的送行下前往中国的内陆，进入新疆，从此下落不明”（转自松本清張等，1977:217）。这个青年的目的地是位于今天新疆北线西段的伊犁①。他的新疆探查是受到后来于1890年在上海开设日本近代第一所海外学校“日清贸易研究所”的荒尾精的指派，而继承荒尾精在中国办学精神的根津一后来成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院长，他于1905年受日本政府委托派遣该学院第二期的5名毕业生前往中国西域进行实地考察，这次考察之旅的路线与17年前浦敬一计划行走的“伊犁路线”惊人的相似，均为沿着新疆北线，过乌鲁木齐，最后抵达伊犁。就在同文学院5名学生赴新疆考察之前的1902年，日本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一行5人利用从伦敦返回日本之机，由西至东地探查了中亚地区。行程路线中包括了新疆地区，5人当中，包括大谷光瑞在内的3人在到达喀什后便转向南面前往印度考察，剩下的渡边哲信与堀贤雄两人继续深入新疆，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了和田、库车等地后回国（長沢和俊，1966:21）。渡边哲信与堀贤雄后来有《中央亚细亚探险谈》与《西域旅行日记》传世②，可以说此二人是有史料可考的日本近代探访新疆的开拓者。藤田佳久（2000:87）认为大谷光瑞后来转向印度，“并未充分考察西域路”，同时还认为同文书院的5名学生不仅是“日本人探访西域路线的旅行者先驱，而且从作为调查者并留下调查记录的角度，也可以说是日本人中的第一人”。实际上两组考察队的时间虽有前后之分，但他们的路线并不重合，同文书院5名学生的路线是新疆北线，沿着天山的北坡行进，而大谷光瑞的第一次西域探险队则是先进入天山南路，然后横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达天山北路的库车，之后向东进入河西走廊，所以二者合在一起涵盖了新疆内的三条东西交通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都是日本近代探访新疆的第一人。

　　1906年，43岁的日野强少佐接到日本军部“视察新疆”的秘密命令，于1907年在25岁的上原多市③的陪同下沿着“伊犁路线”前往伊犁的途中，遇到了在伊犁滞留两年后归国途中的同文书院的林出贤次郎，贤次郎特意返回乌鲁木齐，向日野强讲述新疆的情况，日野强少佐日后有《伊犁纪行》传世，他的新疆考察与接受日本政府委托的同文书院的学生考察相似，都带有军事侦探的性质。

　　大谷探险队后来又进行了两次探险，分别为1908年至1909年与1910年至1914年。第二次的目的地主要位于蒙古，第三次才又回到西域，行程遍布天山南北，甚至还包括河西走廊和西藏。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日本近代的西域探访与考察主要集中在狭义的西域，即今天的新疆范围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受时局的影响，日本人无法进入新疆，导致20世纪前半期的日本对西域地区的考察戛然而止。关于“九一八事变”前后东亚同文学院的考察旅行，藤田佳久如下写道：

　　昭和6 年（1 9 3 1）调查旅行后的9 月爆发了满州事变④，日中关系紧张起来，昭和7 年（1932），中方不再发放保障调查旅行的护照，事实上标志着学生们自由旅行的结束。同时，反日运动不断高涨，面对这种情形，旅行难以为继。昭和7年上海事变后，东亚同文书院甚至暂时迁至长崎。

　　（藤田佳久，2000:310）

　　因此，这一时期的“西域热”并不是之前的探险考察热，而是日本东洋史学家通过利用之前的考察资料结出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而形成的学术热，其中，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就是其中的杰作。

　　纵观之，明治末期至二战结束前，日本对西域的实地探查与学术研究都集中在狭义的西域范畴之内。这与战后日本所关注的西域范畴，以及西域转变为“丝绸之路”之后的地理范围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战后的西域东延线与海上丝绸之路

　　日本战败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日本东大寺的正仓院宝库对外开放，举办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正仓院宝物展”。“756年，圣武天皇崩御，光明皇后将先帝精心保管的来自丝路和大唐的珍品600余件交与东大寺正仓院宝库收藏。从此之后，历代天皇都继承了这一遗风，收宝和藏宝，并独家掌管宝库的钥匙，在规定的日子里只身入库检查清点”（王敏，2016a:74），此为正仓院宝库的由来。如今，正仓院里9000余件宝物每年都对外开放一次。1946年4月，井上靖以每日新闻社记者的身份前往正仓院参观，其中一件模仿西域沙漠中商队盛水用的皮袋而制作的漆器——漆胡樽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翌年5月，井上靖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西域题材诗歌《漆胡樽》，笔者节译如下：

　　星月照亮的沙原上，民族的生命如大河般缓缓移动。青年的舞姿中表达着爱意，血腥的战争中律动着音符，这就是生活——生命的祭典。

　　逶迤的驼队行进在沙原，驼背上跨着沉甸甸的水袋——黑漆角型的巨大容器。它没有名字，因为它不仅仅是生活的器具，更是生活本身。于是，“漆胡樽”，这个具有民族学色彩的词语便成为了后人称呼它的代名词。

　　有一天，一个漆胡樽离开骆驼坚实的脊背，从民族生命的暗流中逃逸出来，一个人走上了孤独流离的征程。命运带着它时快时慢地穿越东西千年的时空，等它醒来时，才发现自己已被东方岛国的王室奉为掌上明珠。冰冷、安详，还带着些许的奢华，漆胡樽被稳稳地放在正仓院静寂的历史角落。

　　（井上靖，1998:138-139）

　　西域驼背上悬挂的漆胡樽在时空中辗转千年，最终落在了日本的正仓院。诗中既有对西域的浪漫性书写，又展现出西域物品的流转过程，这与20世纪前期作为考察地点与研究对象的“点”的西域不同，井上靖从这个“点”引出了一条通往日本奈良的“线”。诗中的西域范围非常模糊，只见“星月照亮的沙原”，这种意象化的表达掩盖了具体的地理方位，在诗中，西域是否为天山南北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沙原上逶迤前行的驼队所带来的悠远诗意。

　　二战结束后，日本文化语境中的“西域”开始从“点”延伸为连接东西方、进而漂洋过海直至日本奈良的“线”，这条线从井上靖1947年创作的诗歌《漆胡樽》开始显露端倪，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演变为丝绸之路，最终于80年代固定下来，完成了“丝绸之路”的日本化改造。同时，这条“线”的延展经历了向东与向西的两个阶段。

　　从西域向东延展的线，最初表现为对河西走廊的关注。井上靖于1959年发表了小说《敦煌》（井上靖，1959）。敦煌17号洞窟埋藏的经卷文物是近代各国探险家争夺的焦点，先后有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来此掠夺，松冈让以此为素材创作的《敦煌物语》讲述的就是英、法、日三国探险队来敦煌盗宝的经过。从地理位置看，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出敦煌70千米便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其北面不远处的玉门关距离敦煌也只有90千米。虽然在严格意义上敦煌并不属于西域，但因为其是中原进入西域最西端的重镇，又因为出土的文物大都与西域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所以敦煌在近代日本人眼中似乎包含在西域的范畴中。第三次大谷探险中，吉川小一郎为寻找橘瑞超前往中国，他等待橘瑞超的地方就是敦煌，或许在他看来，敦煌应该是从伦敦出发、西面进入新疆的橘瑞超进行西域考察的最后一站。井上靖的《敦煌》是其“西域物”（西域题材作品）中公认的代表作。该作品发表的前一年（1958年），由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每日新闻社联合主办的“中国敦煌艺术展”在东京日本桥的高岛屋百货大楼举行，这次展览盛况空前，“展览期间，参观者每天都排着长队，从八楼的展厅一直排到楼外面”（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協会编，2006:8）。因此，无论是战前的探险考察还是战后的文学创作与大众文化活动，敦煌都与西域连接在一起，尤其在20世纪的60-80年代，“敦煌热”成为了当时日本“丝路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再回到小说《敦煌》的内容，虽然题目为“敦煌”，但直到小说的后半部分才出现敦煌的身影（在小说中为“沙州”），而作品前半部分都在讲述主人公赵行德从河南开封出发，前往西夏首都兴庆府（今银川），途中作为士兵辗转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瓜州（今瓜州）的经历（井上靖，1959）。即是说，小说《敦煌》在地理空间上的主要舞台是河西走廊，并非西域。这种“西域东延”的现象在战前创作的《敦煌物语》中是看不到的。《敦煌物语》中三个探险队都是从西域向东面的敦煌进发，《敦煌》则与之相反，沿河西走廊向西抵达敦煌，《敦煌》中河西走廊的戈壁险滩与《敦煌物语》中天山商路的沙漠荒原在西域范畴下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从而将西域从“点”拉长为“线”状的丝路。

　　1961年3月，平凡社出版《世界教养全集第18卷》，这部以介绍中国为目的的一卷本收录了鸟山喜一的《黄河之水》、武田泰淳的《史记的世界》、松冈让的《敦煌物语》以及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前两篇以中国史的介绍为主要内容，后两篇则具有明显的西域色彩，松冈让的《敦煌物语》自不必说，石田干之助于1941年创作的《长安之春》中，“胡旋舞小考”“长安的歌姬”等章节⑤都是对长安城中西域风俗的文化史考察，榎一雄在“解说”中写道：“唐都长安不仅是当时中国的中心，也是整个东亚的中心，近邻各民族的诸多文化汇集于此。石田博士的研究之所以聚焦于长安，盖源于此。”（鳥山喜一等，1967:461）长安中的西域文化元素使之与西域连接起来，构成了更广泛意义的西域空间。“东延的西域”得到了进一步扩展。

　　井上靖于1957年在《敦煌》之前创作的中国题材长篇历史小说《天平之甍》以日本的遣唐留学僧为主人公，书中在第一章就写到了留学僧们对长安的憧憬与向往：

　　只要船不沉没，我们就能够抵达唐土。能够看到传说中的都城长安与洛阳。能够漫步其间，能够在那里思考。能够亲眼看看大慈恩寺、安国寺、西明寺。我将在其中的一座寺院学习。我应该学习的东西有很多，必须要阅读的书也很多。不论什么，我都要用我这双眼睛看一看，用我这对耳朵听一听。在广阔的唐土上，我要把我应该学到的东西都学到。

　　（井上靖，1987:20）

　　郭雪妮（2013:114）在论述作品中长安之于日本的意义时指出，“在井上靖看来，作为遣唐使最重要的使命是将唐朝文化尽力传播到日本，为日本的文化、宗教更新服务，否则再怎么用功有名也是无用的。井上靖所赞赏的遣唐使就是荣睿、普照这些为了日本文化舍生忘死奉献自我的人。他们到长安的目的就在于像蜜蜂采蜜一样取日本之所需。”

　　“西域物”的代表作《敦煌》将西域扩展至河西走廊，《长安之春》《天平之甍》等作品又将西域与中国的中央政权连接起来，并通过前来长安、洛阳学习的遣唐使最终与日本相连。在这条“西域——河西走廊——长安——日本”的东延线上，西域实现了近代日本的认知转化，成为不同于中国认知的“日本丝路”。

　　《天平之甍》发表后的第二年，即1958年，日本东京击败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奥地利的维也纳、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美国的底特律，成功获得了1964年奥运会的举办权，成为首个举办奥运会的亚洲国家。1962年，长泽和俊出版其大众普及型学术著作《丝绸之路》，在序言的开篇就写道“新闻报道了东京奥运会的火炬接力将沿着‘丝绸之路’的沿线进行后，‘丝绸之路’开始备受瞩目”（長沢和俊，1968:序言）。1964年8月21日，奥运火种在奥林匹亚点燃后通过航运抵达伊斯坦布尔，之后经过贝鲁特、德黑兰、拉合尔、新德里、加尔各答、仰光、吉隆坡、马尼拉、香港、台北，最后抵达日本的门户冲绳。这条起始于中东，经过东南亚，最后从台北抵达冲绳的火炬传递路线可以说是连接西方与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1968年，日本史学家三杉隆敏（1968）出版专著《寻找海上丝绸之路》，正式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黎跃进（2018:30）指出，日本“自此对丝绸之路展开立体研究。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力，是极力论证丝绸之路西起地中海，早在唐代西域文化就传到了日本，因而‘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不是西安，而是日本”。

　　实际上，井上靖在1957年发表的《天平之甍》中对广州的描写已经可以让人联想到海上丝绸之路。

　　那天，普照跟随戒融来到了位于珠江江口的码头，因为在这个聚集了大量异国商船的港口可以品尝到各式各样的异国食物。这里既有婆罗门的船，也有昆仑的船，还有来自波斯的船。每艘船上都满载着异国的货物，吃水深度甚至有六七丈。在这里还可以看到肤色和眼睛完全不同的异国人，有来自于狮子国的、大石国的、骨唐国的、白蛮的和赤蛮的各国人。这些异国人只是听过，但在此之前却从未见过，据说他们大部分都居住在自己的商船中。

　　（井上靖，1987:124）

　　异国的食物、异国的船、异国的货物和异国的人，珠江边充满异域风情的景象使广州有如“胡旋舞”“歌姬酒肆”的长安一样，转变为多文化的集散地，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的中心城市。戒融接着向普照谈起自己今后的打算：“从海路前往天竺，去时走海路，归途则沿着玄奘三藏《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道路返回唐土” （井上靖，1987:125）。悉心对比会发现，井上靖虚构的戒融僧西行巡礼的路线正是沿着东晋高僧法显的取经之路逆向而行，而法显归国时的航海路线通常被看作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井上靖文学想象中戒融的海上路线与7年后奥运圣火从印度至香港的传递路线基本吻合，不知是否为文学想象与现实生活的一种巧合，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后，日本社会已经跳出了狭义西域的地理空间，不仅向东延展至河西走廊和长安，而且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重新建构与西方的联系，从而在一北、一南，在陆地和海洋上，实现了西域向丝绸之路的转换，同时这两条线路最终都指向了日本，也标志着丝绸之路日本本土化转型的完成。

　　四、西域向西

　　1936年，羽田亨的著作《中央亚细亚文化》作为《岩波讲座东洋思潮》的第5卷由岩波书店出版（羽田亨，1936）。1948年，在对原书有所增补与订正后，又新加末章《其后的概观》，由座右宝刊行会重新出版，书名改为《西域文化史》（羽田亨，1948）。这本书涉及的范围较广，不仅包括狭义的西域，还包括前苏联治下的中亚各共和国，即一般所说的中央亚细亚地区。

　　作为广义西域一部分的中央亚细亚地区也一直备受近代日本人的关注。大谷光瑞的第一次中亚探险于1902年从伦敦出发，经过俄罗斯，抵达里海沿岸的巴库，之后经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到达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又翻越阿塞拜疆的捷列克峰进入喀什，进而经过莎车抵达帕米尔高原中的城市塔什库尔干，之后探险队兵分两路，大谷光瑞与本多惠隆、井上弘圆三人一道翻越明铁盖达坂进入克什米尔地区，随后赴印度各地进行圣迹巡礼（長沢和俊，1966:12）。从这条路线看，大谷光瑞本人实际到访的地区主要是广义西域的中央亚细亚地区。

　　然而，与中央亚细亚相比，日本人似乎更关注狭义西域的新疆地区，这不仅是因为日本西域探险家的主要探访地是新疆，也是因为西方探险家主要也是在新疆地区进行考察活动。“新疆考古探险，发端于1896年斯文·赫定进入塔里木南缘的丹丹乌里克。1901年3月3日发现楼兰故城，是标志性事件”（宿白，2010:5），同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发现尼雅遗址，“有了楼兰故城与尼雅遗址的发现，原来被认为‘没有新闻的’、‘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新疆，吸引了举世关注的目光”（宿白，2010:5），由此引发近代第一次西域探险热，“直到1916年，不断有各国探险队到那里进行学术上的调查发掘”（羽田亨，2005:7），这段时期也是20世纪初期日本西域探险热的时期。1927年，斯文·赫定与中国学者合作，对新疆地区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收集到大量丰富的资料，这次联合考古行动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东洋史学界，日本学者依据20世纪初期各国的考古成果，纷纷著书立说，形成了学术创作意义上的日本近代第二次西域热。

　　尽管日本两次西域热的对象都是狭义西域，但是日本对中央亚细亚的关注并非不存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无法再次进入新疆，二战结束后，在中日尚未恢复邦交之前，新疆对日本人来说仍然是一片禁地。无法前往但仍向往之的心情不仅激发了文学与审美层面对西域的想象与艺术塑造，同时，也迫使具有探险精神的日本人转向了新疆以西的中央亚细亚地区。因此，直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前，中央亚细亚成为了现代日本人可以实际到访的西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旅行者莫过于作家井上靖。

　　井上靖的第一部西域游记集《丝绸之路的遗迹之旅》于1977年9月由新潮社出版，他在后记中写道：“本书应该收录中国境内的西域游记，但是眼下，外国旅行者还无法进入那片区域。”（井上靖，1997a:586）二战结束后，井上靖于1957年第一次访华，之后于1961年与1963年接连访问中国，但因为中国国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的访华活动在之后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导致第四次访华推延至11年后的1974年。虽然在前三次的访华中，井上靖访问了中国不少的城市，但是在当时他仍然无法实现从青年时期就梦寐以求的新疆与河西走廊之旅，更何况1963年至1974年的11年间，他更是与新疆无缘。井上靖将西域分为两部分，一是中国境内的西域，即新疆，另一个则是当时苏联境内的西域。中国西域的阻隔让井上靖心存遗憾的同时，也迫使他将旅行朝向了当时苏联统治下的中央亚细亚地区。1965年，井上靖第一次前往苏联管辖内的西域地区旅行，行程包括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彭吉肯特、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布哈拉与撒马尔罕，还有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1968年，他再度前往中亚，游历费尔干纳盆地、阿姆河下游。1971年与1973年，井上靖又前往阿富汗旅行，游历巴米扬、昆都士、马扎里沙里夫、巴尔赫等地。4次旅行形成了5篇游记作品，分别为《第一次西突厥斯坦纪行》《第二次西突厥斯坦纪行》《阿富汗纪行》《东方古代遗迹遍访》与《亚历山大的征途》。1977年，井上靖向更西进发，游历埃及、伊朗和伊拉克，并创作了游记《从埃及到伊拉克》，又与之前的5篇游记合编成书，取名《丝绸之路的遗迹之旅》（井上靖，1977）。

　　井上靖前往狭义的西域即新疆的旅行，是在该书出版后的第2月，即1977年8月才得以实现。因此，西域在战后日本逐步转换为丝路的过程中，井上靖的实地旅行与游记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将之前拘泥于新疆天山的狭义西域向西进行了拓展，不仅包含中央亚细亚地区，还包括更西面的伊朗、埃及，这已经与现代意义的丝绸之路相互吻合了。应该说，井上靖的中亚西域游记在战后日本的西域转化与大众丝路认知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80年，中日合拍纪录片《丝绸之路》在日本NHK特集节目中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巨大反响，收视率一度达到35%，打破了当时科教类节目的收视记录。该系列纪录片成为20世纪80年代日本普通大众认识中国古老文化的窗口，在日本掀起了日本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丝绸之路热”。制片人和崎信哉说道：

　　我认为丝绸之路这档节目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将载入日本电视史。每一集的制作水平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因为它产生了轰动的社会效应，使日本社会第一次出现了现象级的“丝绸之路”。不仅是电视节目，在音乐、美术等各种领域，丝绸之路都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出现了对西域的一大社会热潮。比如，喜多郎就在他的音乐里，加入了西域当地的音乐元素。节目开播后的三、四年间，整个日本都进入了一个丝路狂热的时期，不仅有这套书⑥，还出版了一大批西域、丝路方面的书籍、文库本，引发如此社会热潮的电视节目在日本电视史上绝无仅有，前无古人，虽然不能说后无来者，但是我觉得能引起如此全社会热潮的节目恐怕很难再有了。

　　（转自何志勇，2020:325）

　　该纪录片从1980年4月开始播放，内容从中国西安出发，一直到帕米尔高原，每月播放1集，12集整整播放了1年。其范围以狭义西域即新疆为主体，包括起点长安与河西走廊。纪录片大获成功，备受好评，报纸上甚至出现“是看巨人队比赛，还是看丝绸之路”的报道。之后，NHK并未止步于狭义的西域，1983年4月至9月，第二部18集的《丝绸之路》开播，这部纪录片的取材范围为当时苏联管辖下的中央亚细亚地区以及印度、伊朗、伊拉克，最后抵达罗马，这与井上靖1965年至1977年间的西域旅行范围基本重合。于是之前的第一部被称为“中国篇”，第二部叫作“中国以外篇——通往罗马之路”。1988年4月，NHK录制的12集纪录片《海上丝绸之路》开播，行程从罗马出发，经过地中海、中东、印度，最后经过中国沿海地区返回西安。至此，前后历时近10年的NHK“丝绸之路”纪录片告一段落。它从最开始的狭义西域，到后来的广义西域，直至展现海上丝绸之路，可以说这部引发日本20世纪最大规模丝路热的纪录片浓缩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近百年时间里，日本在世界地理格局认知中从西域向丝绸之路转变的全过程。

　　五、结语

　　“丝绸之路”在近代日本的文化语境中起初仅仅是指西方对古代东西交通线的称呼，具有不同于日本固有地理认知的西方建构色彩。与此相对，日本更熟悉与亲近的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的“西域”，并主要指新疆天山南北路的狭义西域。在20世纪前半期，日本的“西域”与西方的“丝绸之路”虽然在地理位置上有所重合，与各国探险家及史学家的关注点也颇多相似，但是日本一直将“西域”作为自我对中国内陆地区的指称，将其看作日本应该了解、研究甚至“保护”其免受西方侵略并与西方进行对抗与竞争的“点”，使之容纳在近代日本的亚洲格局建构之中。

　　然而，这种建构随着日本的战败而破产。战败翌年，日本东大寺正仓院的对外开放，开始将西域古代文明与现代日本之间连起一条线。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与学界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下，日本的“西域”开始向本土化的“丝绸之路”转化。这条连接古代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的“丝绸之路”在井上靖为代表的日本作家以及NHK纪录片《丝绸之路》为顶峰的大众热潮的推动下，向东扩展至河西走廊与长安，向西包括中央亚细亚、西亚、中东，直至埃及与罗马，并向南形成了包括印度、东南亚在内的海上丝绸之路。从而使“西域”从一个被观看的“点”，逐渐延伸为几条“线”，最终演变为“日本的丝绸之路”，融入于现代日本通过强调东、西联系而构建的主体性世界地理格局之中。

　　中国学者黎跃进（2018）、日本学者色川大吉（转自松本清張等，1977:214-225）等人都梳理过日本近代的几次“丝路热”。二者的划分大体相同，结合本文中的叙述，可概括为20世纪初期以大谷探险队为代表的“探险热”、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日本东洋史学家为代表的“学术热”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直至80年代以文学创作、大众读物、电视节目以及多种艺术形式共同交织而成的“大众文化热”。但是，如果我们认清了近代日本文化语境中从“西域”向“丝绸之路”的演变，那么所谓的“丝路热”实际上应该分为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前的“西域热”与战后至昭和末年的“丝路热”两大部分，二者无论在名称、地域，还是在样态、性质等方面都不尽相同。这种不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从知识性的实证认知向浪漫性的审美建构的转变。限于篇幅，关于二者差异的具体分析将另文阐释。

　　日本跨越了战败后的颓废与无力，又通过文艺创作与电视媒体向历史丝路致敬之后，平成期以来的日本也在致力于构建属于自己今天的“丝绸之路”。2014年2月19日至4月5日，日本在巴黎日本文化会馆举办名为“蚕绊——皇室养蚕与古代丝锦及日法丝绸交流”的展览。同年，拥有140余年历史的日本第一家近代纺织工厂富冈制丝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近代日本不仅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纺织技术，还在19世纪中叶“捐赠法国蚕种和丝线，使欧洲摆脱了因欧蚕染病遭受的灭顶之灾”（王敏，2016a:75）。另外，“平成皇后美智子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亲自养蚕和举办祭祀。她认定这也是保护和传承文化之一环”（王敏，2016a:75）。从保护与继承古法，到拯救西方丝织业，最后引进西方技术发展近代纺织。当代的日本在这样的自我文化建构中，更加主动积极地建立自己与西方的现代联系，或许他们的目的在于将今天的日本变成“丝绸之路”的起点。

　　注释：

　　① 藤田佳久（2000:87）称之为“伊犁路线”。

　　② 渡边哲信的《中央亚细亚探险谈》首先连载于日本的朝日新闻，后收录于《丝绸之路探险》（長沢和俊，1966）。渡边哲信与堀贤雄均写有《西域旅行日记》，前者先是收录于《新西域记》（上原芳太郎，1937），之后部分收录于『シルク·ロード』（長沢和俊，1966）；后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得到发表，部分内容曾在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会刊第2、第4和第5号上公开，之后部分收录于《丝绸之路探险》（長沢和俊，1966）。（上原芳太郎.1937.新西域記[M].東京：有光社.）

　　③ 此人为当时伊犁将军长庚的顾问（井上靖 司馬遼太郎，1998:181）。（井上靖 司馬遼太郎.1998.西域をゆく[M].東京：文藝春秋.）

　　④ “满州事变”为日本对“九一八事变”的叫法。为保持所引资料的原貌，直接对译。

　　⑤ 原著涉及西域的章节还有《西域胡商重金求宝的故事》《再论胡人求宝记》《胡人求宝补遗》《隋唐时代伊朗文化输入中国》，由于篇幅所限，1961 年由《世界教养全集》再刊时被删除。

　　艺术内容与特点：以抽象的形式表现淮河丰富的内涵，饱含对淮河的热爱。把流动的水当做作品的重要造型元素，使作品动静结合，巧妙地适应了淮河的主题。在抽象体面转折与肌理变化的作用下，水的流动呈现出无限丰富的面貌，或舒缓、或激越、或跳跃、或婉转…，从而使作品成为水的乐章，水的史诗。自然石的参与，使作品拥有了虚实相生的意味。铁锚与铁索的元素，象征淮水奔向大海，以及面向文明的意义。

　　⑥ 指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0年4月-1981年3月出版的《Silk Road丝绸之路》（第1-6卷）。该丛书配合电视片发行。1983年“丝绸之路（中国以外篇）”播放后，NHK又出版了配套的6卷本丛书。

　　参考文献：

　　[1] 井上靖.1959．敦煌[M].東京：講談社.

　　[2] 井上靖.1977．遺跡の旅·シルクロード[M].東京：新潮社.

　　[3] 井上靖.1982．遺跡の旅·シルクロード[M].東京：新潮社.

　　[4] 井上靖.1987.天平の甍[M].東京：新潮社.

　　[5] 井上靖.1997a.井上靖全集第27巻[M].東京：新潮社.

　　[6] 井上靖.1997b.井上靖全集第28巻[M].東京：新潮社.

　　[7] 井上靖.1998．井上靖シルクロード詩集[M].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8] 鳥山喜一等.1967.世界教養全集18[M].東京：平凡社.

　　[9] 長沢和俊.1966.西域探検紀行全集第9巻シルクロード探検[M].東京：白水社.

　　[10] 長沢和俊.1968.シルク·ロード[M].東京：校倉書房.

　　[11] 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協会編.2006.日中文化交流（創立五十周年記念特集）[M].東京：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協会.

　　[12] 羽田亨.1936.岩波講座 東洋思潮5[M].東京：岩波書店.

　　[13] 羽田亨.1948.西域文化史[M].東京：座右寶刊行會.

　　[14] 藤田佳久.2000.東亜同文書院中国大調査旅行の研究[M].東京：大明堂.

　　[15] 古田敬一.1971.シルクロードの歴史と文学[M].東京：第一法規出版株式会社.

　　[16] 松岡譲.1943.敦煌物語[M].東京：日下部書店.

　　[17] 松本清張等.1977.私のシルクロード[M].東京 大阪 北九州名古屋：朝日新聞社.

　　[18] 間野英二.2008.「シルクロード史観」再考――森安孝夫氏の批判に関連して[J].史林，(2): 402-422.

　　[19] 三杉隆敏.1968. 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を求めて[M].大阪：創元社.

　　[20] 郭雪妮.2013.战后日本文学中的“长安乡恋”——以井上靖的长安书写为例[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110-115.

　　[21] 何志勇.2020.中日文化交流视阈下的井上靖研究[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2] 黎跃进.2018.“丝绸之路”与中日文学、文化交流[J].东方丛刊，(2): 29-44.

　　[23] 斯文·赫定.2010.江红 李佩娟译.丝绸之路[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4] 宿白.2010.新疆考古发现与西域文明[J].文史知识,(1):4-7.

　　[25] 王敏.2016a.日本与丝路文化——值得关注的日本认识中国之原点[J].对外传播， (6): 73-75.

　　[26] 王敏.2016b.中日法与丝绸之路的互惠关系[J].东北亚外语研究，(4):77-82.

　　[27] 羽田亨.2005.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 (外一种）[M].北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