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振钰：我所见证的“特异功能”热潮_风闻

澎湃新闻专访申振钰，聊她所见证的“特异功能”热潮。

【以下是与申振钰的对话】澎湃新闻：这次“熟蛋返生”事件你有关注吗，当时看完后自己是什么感受？申振钰：很可笑，这些所谓的实验报告不断在网上有所发表，只是在最近才暴露出来，郭萍所在的职业培训学校开展一些关于“意念识别胎儿性别”、“原子能量波动速度”、“超感知潜能全脑”项目，这些其实都属于所谓“特异功能”的范畴。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兴起特异功能热潮，到现在，实际上压根就没断过，只不过是起起落落。我感觉很无奈，因为我现在已经84岁了，我学术生涯中的一半时间都在从事反伪科学、反特异功能的学术工作，这是个长期的工作，一辈子的事。

澎湃新闻：再次看到关于伪科学的研究，会失望吗？申振钰：挺失望的。我的一个观点是这个东西在少数人的圈子里，他们愿意把自己耗费在这个领域，把这种流行了几百年都根本得不到验证的领域当一个科学现象去研究，有人就是会愿意一辈子贡献给这种无谓的科学研究，那是他们个人的事情。我更关注会造成的社会影响，如果造成很负面的社会影响，说实话它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本身的问题了，实际上是文化、社会层面的一种倒退。

澎湃新闻：你之前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特异功能研究？申振钰：1979年3月《四川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大足县12岁农村小朋友唐雨的报道，说他能用耳朵辨认字和鉴别颜色，我4月份就开始介入这个事件。后来四川医学院派专家团队来考察，对唐雨进行了为期8天、25次的调查测试。这25次测试除6次偷看未成，拒绝测试外，其余19次都是偷看认出的，结果证明唐雨“耳朵认字”是假的。

上世纪70年代末，“耳朵认字”的相关报道。1981年10月9日到10日，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出面，召开了“尊重科学，弄清真相”的人体特异功能问题座谈会，会上，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共同发起建立了“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由我担任该调查组的负责人，负责对“特异功能人”进行具体的调查实验。

我们调查研究组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四川医学院对声称有特异功能的儿童录制了一个500多分钟的测试录像带，我们送到国家科委。这个录像带里这些“特异”孩子表演里作弊、偷看的手段，看得特别清楚。我们再整理成55分钟的一个带子，按照科委的指示，发送给相关部委观看。

澎湃新闻：你为什么一开始就反对特异功能？申振钰：我是在首师大的物理系毕业，又在北大进修理论物理两年，是纯牌的理科背景，长期受到严格的实验要求和严密逻辑推理的训练，我很重视科学事实的实验验证的判据和规则，所以一开始就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

澎湃新闻：那“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具体要做哪些工作？申振钰：调查联络组大体上做了三个部分的工作：第一部分就是出一本调查研究资料，除了刊登国内各地关于“特异功能”的表演和所谓的实验报告，还介绍国外的所谓超心理学，中国就叫特异功能的历史和发展状况，我们翻译了各国关于超心理学百科全书条目的解释和发展状况。实际上，就是十九世纪流行于欧美的灵学或者叫作心灵学研究，现在就叫超心理学。第二部分是发表我们的观察和实验报告，我还专门带了国家科委和中科院研究生院的一个测试组到云南、湖北这些地方测试、调研，科学院心理所负责人带着一个组走北边，去黑龙江、辽宁、吉林。

在这之前，我曾经多次去参加搞特异功能的人所谓的实验和表演，北京当时有两个最知名的（“特异人”），王强、王斌，新华印刷厂一个工人的两个女儿。第三部分是关于一些理论论战和处理群众来信。我们人体特异功能调查小组一共出了十本调查研究资料。

澎湃新闻：王氏姐妹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她们的表演是谁组织的？申振钰：1981年，北京某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因为对方知道我对特异功能持反对的态度，所以也是为了说服我，在北京市委党校大院里观看的王氏姐妹，之前也看过报道说两人不仅能用身体的各部位认字，还能做到思维传导，俩人只要一接触就能通过意识告诉对方试样里的字。

澎湃新闻：后来你对她们做了具体实验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申振钰：试样由做测试的对方科研人员提供，我们都算是观众，当然，观众也可以写一些字，折叠起来或放在火柴盒里，然后让两姐妹去猜里面是什么字。测试期间两人不停地走来走去，从不在一个固定地方，而且手里拿的试样不断变化位置，一会儿放在腿上、一会儿放到耳边、一会儿又放到腋下，时不时还要再看看现场观看的叔叔阿姨，对他们使点眼色或鬼脸，当时会场上也有很多人鼓掌，但由于我严格按照特异功能研究者的方法紧紧盯着她们，所以我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种场景，俩姐妹不停地在会场里来回走动并且把试样放在身体的不同部位，目的还是在寻找偷看的机会，包括逗大家笑也是为了分散注意力，但其实只要盯紧点就能很容易发现。

澎湃新闻：你提出你的观察和质疑了吗？申振钰：我和对方科研人员也表达了我的想法，测试者后来提出给两姐妹套上一个类似洗照片暗房里的窗帘，上面还有很多窟窿。然后把我们写的这些纸样交给王强、王斌，俩孩子拿到这个火柴盒之后，我就盯着她们看。她们还是一样，把火柴盒（拿）在身体不同的部位移动，两个手不断地交换，把火柴盒一会儿放在胸前，一会儿放在大腿上，眼睛就瞟着你，眨巴眨巴不断看着你，好像还用眼神来企图转移你的目光。我还看到她两个双手交叉，我想就是在窗帘背后试图打开火柴盒呗，再去寻找带窟窿的地方，想办法用眼睛去偷看。

澎湃新闻：这其实就属于作弊，还是视觉功能。申振钰：是的，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不存在非视觉的认字，其实还都是眼睛的功能。后来我们还跟着北京师范大学某教授，到他的特异功能实验室做了试样，我们从字典里取随机翻出的字，把试样放在装胶片的暗盒，到家里去测试这两个孩子。大概在他们家待了不到两个小时，10个暗盒她们说都看完了。回到实验室拆封，一个一个打开，全是错的。

王氏姐妹和唐雨的“特异功能”最后被实验证伪。

澎湃新闻：所以这场表演其实是以失败告终。在你看来，那些表演或实验成功的案例有哪些共同之处？申振钰：第一种是偷看，也就是还是视觉的功能；第二种是协同作弊，比如有同事给特异功能的孩子提供的试样是一些他们不认识的字，他们就会描述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图画，然后由主持人来帮着解释（再让他们猜）；第三种是猜中的，特别是在特异功能早期的时候，人们都愿意写“人、口、刀、手”这些非常简单笔画的字，这些小孩子脑袋也都属于挺聪明的，他就能猜出你写的啥。我在早期现场看表演的时候，看到写字的人当着孩子的面，稍微背一点或者斜一点，就以为他们看不见了，其实孩子能够通过你手的动作感觉到你在写些什么。

澎湃新闻：实地调研过程中有遇到过困难或阻力吗？后来结果如何？申振钰：在云南调查时受阻了，我们待了一个多月，（当地）都不给安排一次测试，拒绝我们的理由是因为我们都是反对特异功能的人，而我们身上也带有一种“抵制特异功能的能量”，叫“反能量”。那个时候做这种验证的工作很困难的。其次，反对特异功能时，国家科委才拨给我5万块钱，这和研究特异功能的人（拥有的财富）相比是很少的，他们一搞就是几十万，我们到各地去调查都没人给钱，都是单位拿事业费、研究经费去支持我们做这些工作。

最后这项工作在当时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因为当时研究特异功能是主流，反对的是少数人，我们都把这些调查研究资料叫“抽屉著作”，写了也发表不出去，公开出版社没人敢给你出。所以我这些东西直到20年之后，“法 轮 功”事件之后，才能得到发表。比如《中国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资料》《国外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资料》《中国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

澎湃新闻：可以说那时候特异功能的热潮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申振钰：到1982年4月20日，中央某部门下发了一个文件，文件精神是不要公开宣传特异功能，5月又作出重要批示，也就是三不方针：不宣传、不批判、不争论，特异功能特别风靡的时代就暂时停止了。

但是这个三不方针恰恰是给从“特异功能”向“伪气功”过渡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所以后面迟迟都不能消退，一直到国家1999年取缔邪教“法轮功”之后，伪气功等特异功能热才算暂时消停。

澎湃新闻：特异功能热潮的影响范围也很大。

申振钰：是的，几乎全国各省都有“特异人”出现，波及的范围很广，各个社会阶层、学术领域都在兴起特异功能研究。（有人相信）用特异功能来看病，后来1984年，“气功大师”严新冒了出来，号称自己使用气功参与了大兴安岭火灾的灭火工作、还能用意念拦截原子弹等，当时人们都很相信啊。澎湃新闻：你后来还看过哪些“特异人”表演？

申振钰：像张宝胜、张宏堡、严新、张香玉这些“大师”的表演我都看过，（他们）以气功的名义，但这个气功内涵完全还是特异功能。只不过已经开始叫神力了，都不能做试验了。

他们都跑到北京来，我去实地听过严新的带功报告（编注：传功人运用自己的“功力”，使听众边听边受其“功力”的影响），太热闹了，在白石桥那个体育场，现场一片乱，“大师”让哭就哭，让笑就笑，让跑就跑，让跳就跳。其实是心理暗示，我都没有感觉，觉得就是在忽悠瞎扯。

张宏堡当时在外专局礼堂做的报告还吸引了部长、将军和大学教授来旁听；张宝胜表演时说自己能把别人的肉挖下来，中途跑到卫生间把肥皂藏在指甲盖里，因为肥皂有点像肉嘛，但事后都证明这些人都是骗子。据另一实验组的同事反映，他们做的实验结果，全都是当事人作伪作假。

澎湃新闻：那个时代为什么特异功能能受到这样的关注？申振钰：大的背景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之后，中国开始走向改革开放。从学术界来讲，那时候比如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比如库恩的思想，各种各样西方的东西都被翻译介绍进来。但当时我们跟西方隔绝得太久了，有很多好的东西，同时也有很多糟粕被介绍到中国来，比如说西方的灵学、超心理学等。

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还是改革开放初期，还在讨论真理标准，好像什么都是很新鲜的东西，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小的背景就是这个小孩唐雨的事，其实本来就是两个小孩玩戏法，孩子回去和家长说，家长当时也觉得瞎扯淡，但时间久了，唐雨父母不知道怎么也觉得这孩子是有点特殊的地方，就报告给了农村的小队里，从小队反映到公社，公社再到县里、省里，一级一级反映上去，最后上报了中科院和国家科委。那个时候每天都有新的特异儿童新闻报道出来。澎湃新闻：怎么会有这么多特异儿童？

申振钰：主要还是利益驱使，当时社会环境就是这样的。我大学毕业了好几年，在大学教了几年书，一个月56块钱，一拿拿了20年。但那个年代一个孩子表演一次（特异功能），会给他们营养补助，每表演一次都发30-50块。所以当时很多人家，一有孩子说有这个功能，家长就赶紧往上报，往科协、科委、科学院、各级政府报，科学院每天都能接到全国来的“特异人”上百例，一两年里就涌现出“特异人”2000多人。

澎湃新闻：“特异人”是为了利益，你觉得公众也为此着迷的原因是什么？申振钰：除了上面提到的特定时代背景外，还包括政府支持、科学家和科研院所做背书、媒体传播推动等原因。还有从众效应、名人效应，我们现在这种怀疑的精神始终没有树立起来。另外这些骗局的违法成本太低，所以这个现象始终不断。

澎湃新闻：这一点我一直觉得挺奇怪的，你提到科学家会做背书，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支持研究特异功能呢？申振钰：科学本身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领域，有些现象还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但是科学理论，必须是可重复、可验证的。可是你要去做实验证明也很困难，他们都不参与、真正去获得实验成果，而是功利主义驱动，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名堂去申请课题，跟国家要钱，另外也有一些科学家沽名钓誉。这些人在科学界都有相当的影响，也会吸引一部分知识分子加入这个队伍。再有一种就是纯粹的草根科学家，他们有经济利益的需求，去编造或者用一些手段来哄骗大众，那时候大众对科学的认知是很少的。中国科协每一年都有一个关于公民科学素质的课题报告，现在总的来看，与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些国家相比，中国人的科学素质低于世界水平。

澎湃新闻：既然无法经过实验证实，为什么现在仍然会有人相信？申振钰：因为特异功能的哲学逻辑是100次实验不成功，不代表第101次不成功，他就是经验论嘛，他会说还有101次、还有1001次、10001次。这也就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做特异功能的研究，因为他们的理论就是，你做不出来并不代表现象就不存在，这也给了骗子可利用的空间。

北工大曾经做了一个“特异人”发出红外线能够使物体移动的实验报告，邀请我去看，然后我揭露他们这个实验报告不严格性在什么地方。但因为我是反对者，人家说我是专门在挑毛病，说我也带有一种功能，干扰了“特异人”的功能发挥，只要这些不相信特异功能的人去，做的实验都不会成功，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经验论。所以揭露他们，是很困难的。

澎湃新闻：特异功能热给今后一段时间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申振钰：它非常影响老百姓素质的提高，使得追逐神秘现象和各种愚昧迷信活动在各层面传播、流行，影响是深远的。四川的唐雨长大后说，年轻的时候把自己的精力都耽误在了表演上，没学到什么本领。

申振钰简介70年代末80年代初，申振钰在中国科协下辖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辑部任副主任。1979年10月，在时任自然辨证法研究会理事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的主导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联络组”，申振钰成为联络组的负责人。1989年，她调入了中国科普研究所，依然关注着“特异功能”的信息。经过长达20年大量实地调查实验后，她得出结论，“那些特异功能是不存在的”，并留下了上百万字的历史资料。1999年，邪教组织“法 轮 功”被取缔后，国家下发了一系列文件，这场二十年来由特异功能引起的争论才暂且告一段落，同年，经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推荐，申振钰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科学与无神论》杂志任常务副主编，负责历史文章的收集发表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