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韩国当首任大使_风闻

作者简介    

张庭延 曾任中国驻韩国首任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北京市政府外事顾问、山东大学韩国学院名誉院长。

我于1992年9月出任中国首任驻韩国大使，至1998年8月离任，在汉城（今首尔）工作近6年。这6年，中韩关系结束了长期隔绝的状态，掀开了新的一页。

受命出任中国首任驻韩大使

自1958年，我从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毕业进入外交部后，一直和朝鲜半岛事务打交道，除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外，曾三次到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工作，先后任随员、三秘、二秘、参赞，最后离开平壤是1989年。

在那里，我结识了不少朋友，也习惯了那里的生活和工作。但现在我要去的是朝鲜半岛的另一边，它与半岛北方曾长期处于敌视状态，并与我国台湾有过近40年的“外交关系”，这对我来说，完全处于一种互不承认的状态。

▓ 1992年8月24日，时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同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在钓鱼台国宾馆签署中韩两国建交联合公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国对外活动日益增加，国际交往迅速扩大。

1992年3月，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回答关于中国与韩国关系问题时，称中国与韩国建交没有时间表。这实际上是一个信号。4月中旬，韩国外务长官李相玉来北京出席亚太经社会第48届年会，钱其琛会见了他，双方商定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接触。

经过在北京和汉城举行的几轮秘密磋商，克服了障碍，达成了协议。韩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通过对话和协商实现和平统一。经过双方首席代表草签，8月24日，钱其琛外长和李相玉外务长官在钓鱼台国宾馆正式签署建交公报。

▓ 1992年，在汉城的临时官邸。图源《世界知识》

9月5日，杨尚昆主席发布命令，任命我为中国首任驻韩国大使。

9月12日，我起程赴汉城履新。当时两国刚刚建交，尚未开辟班机航线，去汉城只能绕道香港或东京。我选择了香港这条稍近一点的路线。

从香港到汉城，又飞行了近3个小时，傍晚时分，飞机平稳地降落在金浦机场。机场休息室已挤满记者，我刚走进去就被围了起来，有的忙着拍照，有的迫不及待地提问。对此我虽有思想准备，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次日，几乎各报均登载了我到达的消息和有关内容。

当晚，我在汉城市内梨泰院区一处建筑落脚。这是一幢二层小楼，楼前有一小小的庭院，绿草如茵，侧面还有一个小游泳池。1991年4月，中国贸促会驻汉城代表处租下这幢房子，首席代表徐大有就曾住在这里。

中韩建交后三天，即1992年8月27日，中国驻韩国使馆举行开馆仪式，五星红旗就在这个院中升起。这里成了我的临时官邸。

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宾客如云

1992年9月15日，天气分外晴朗。我递交国书的时间定在上午11时。10时许，韩方派礼宾车来官邸接我。10时半，我乘坐的礼宾车到达外务部，同前一天拜会过的仪典长张暄燮简单交谈递交国书的程序后，即同车去青瓦台总统府。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递交国书的服装问题。按韩方礼宾规定，大使及陪同的外交官应穿燕尾服，以示庄重。可我们没有，做也来不及，更主要的是中国外交官还不兴穿。韩方答应给我们借，我们觉得不合适，也没有同意。最后决定穿民族服装中山装，我是带着深色中山装去汉城的。

11时整，递交国书仪式开始。我随着礼宾官走入一间大厅，卢泰愚总统正站在大厅中央等待，我缓步向前，双手向他递交了国书。

▓ 1992年，作者与卢泰愚总统会面。图源：《世界知识》

9月20日我返回北京，准备迎接卢泰愚总统访华。

9月27日至30日，即在中韩建交一个月后，韩国总统卢泰愚应杨尚昆主席的邀请访问了中国。这也是几十年来韩国总统第一次访华。

陪同卢泰愚总统访华后，我们夫妇俩匆忙赶回汉城，准备主持10月1日国庆招待会。这是新中国在汉城举行的首次国庆招待会。

使馆内部商定，为扩大影响，邀请规模要适当扩大一些。但比较犹豫的是招待会地点问题，因为当时使馆尚无馆舍，办公租的是现代集团的写字楼，我的临时官邸又很狭小，都不适合举行招待会，只有到饭店去举办。

汉城大饭店很多，著名的有新罗、乐天、希尔顿等，均为五星级。经了解，外国驻汉城使馆不具备条件在馆内举行招待会的，也多选择这几家饭店委托办理。而且这几家饭店知道我们要举办国庆招待会，纷纷表示愿意承接，其中以乐天饭店最为积极。最终，我们选定乐天饭店二楼大宴会厅为国庆招待会的会场。当天，饭店为这次招待会也颇费了一番心思。

招待会那天，我们夫妇和使馆的主要外交官站在大厅门口迎接客人，握手寒暄，向道贺的嘉宾致谢。出乎意料的是，当天宾客来得十分踊跃。按韩方惯例，各馆国庆招待会，韩国外务部只指定一位长官代表政府参加，而这天韩方财务部长李龙万、商工部长官李凤瑞、科技部长官金镇玹、法务部长官金淇春和外务部次官卢昌熹等出席，各国使节夫妇也大多出席，约有300多人。

我在任6年，举行了6次国庆招待会，除韩方有不成文的规定，总理、外长不出席此类活动外，国会议长、副总理、政府长官、政党党首都出席过多次。

南北首脑会谈夭折

1994年7月9日中午，我去汉城市中心的新罗饭店参加韩国内务部长官崔炯佑为我国代表团访韩举行的宴会。

刚进饭店一楼大厅，内务部的官员就急匆匆地走到我面前说：“金日成去世了。朝鲜方面12时通过广播宣布的，7月8日去世，确凿无误。”这时崔炯佑长官走进大厅，同我说：“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这天午宴，大家心不在焉，食不辨味，草草结束，各忙各的去了。

我怀着不平静的心情回到使馆，习惯性地打开电视，关于金日成逝世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节目中还不时出现军事分界线北方一侧下半旗和放哀乐的镜头。这样的“特别节目”片刻不停，一直持续到深夜。我又一次感受到韩国新闻媒体的巨大威力。

▓ 金日成（左）访华与周恩来、邓小平会谈。资料图

这天夜里，我久难成寐，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第一次见到金日成是20世纪60年代初，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国驻朝鲜使馆工作，任大使翻译，陪同大使去参加金日成与使团会见。自上世纪70年代起，我几乎每年都有机会见到来京的金日成主席，为他会见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做翻译。

金日成猝逝，使人们期待已久的南北首脑会谈夭折。这是分裂半个世纪以来南北达成的第一个首脑会谈协议。促成此事虽主要是南北双方各自的内部因素，但美国总统卡特的穿针引线也功不可没。

卡特自1991年以来曾多次得到朝方的访问邀请，但一直因时机不相适宜，担心空手而归而未前往。此事拖到1994年6月，当时朝美核问题谈判离最终解决仅有几步之遥，卡特看准机会，经与朝方磋商，并获美政府同意，于6月15日抵达平壤，16、17日同金主席举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会谈。

会谈中，金主席要卡特去汉城传话，他愿与金泳三总统会晤。当卡特通过板门店来到汉城传递这一重要的信息时，金泳三当即表示同意。

在随后举行的南北副首相首脑级磋商中，双方很快确定会晤地点、日期和随行人员等具体事宜。正当人们在对这次会谈可能打破南北半个世纪僵局抱以巨大期待的时候，金日成主席的意外逝世又使一线曙光瞬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