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联合国的最初岁月（上）_风闻

作者简介    

过家鼎笔名佳丁，中国著名资深翻译家，外交部外语专家，曾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外交部翻译职称评定委员会主任、中国驻马耳他大使、中国驻葡萄牙大使。

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联合国即应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然而，在美国的操纵下，解放后的22年中，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为台湾当局所窃据。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2758号决议通过了恢复我国合法席位、驱逐台湾当局代表的提案。我国政府当即决定组派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联合国接受中国的席位，并参加正在进行中的第26届联大。11月2日，我接到以翻译组负责人身份参加代表团工作的通知，出发日期是11月9日。

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的组成是比较精干的，除了团长、副团长、代表和副代表外，工作人员包括调研员、翻译、秘书、记者、医生、报务员、厨师、司机、公务员等，共六七十人。

当时，我国在美国没有使馆和任何代表机构，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尚未消除，纽约对我们来说是人生地不熟。这一切将为我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对此我们是有充分估计的。

▓ 七十年代的北京街头

我们翻译组的几个人要负责所有的口译、笔译工作，包括打字、校对，直至印刷、装订等，而且我们必须准备一下飞机后即开展工作，没有一个先遣筹备的过程。

这在我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和出访活动的经历中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各种工具书、字典要带上；十几年的《北京周报》合订本要带上；我国政府历年的重要声明中、英文本要带上；打字机要带上；还要带一些基本的文具用品……在准备过程中，生怕有一丝疏忽或遗漏，当时真恨不得把北京的翻译机构全部搬去，只有这样才能放心。

然而，远途飞行，行李重量有严格的限制，因此我们不得不将随身带的资料和书籍一本一本地检查，一件一件地落实，把公用物品放宽到最大限度，把私人用品压缩到最低限度，个人的正式服装只带了两套，最后还是放弃了好几大箱子的物资。

▓ 周恩来总理的等国家领导人前往机场送行

11月9日清晨，我与一部分同志先去机场检查托运行李，行李辎重确实相当可观。厨师们把炒菜用的铁锅、炒勺和菜刀都带上了，公务员把理发工具也带上了。大家都怀着十分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全力以赴，准备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做好本职工作，为祖国争光。

11月9日上午9点半，代表团全体成员在首都机场整装待发。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周恩来率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来为我们送行。首都几千名群众敲锣打鼓，手舞鲜花也前来欢送我们。周恩来同代表团全体成员合影留念，然后一一握手告别。周恩来在同三位厨师握手时还特别叮嘱他们，要注意控制饮酒。

机舱门关了，飞机开始在跑道上徐徐滑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向我们挥手致意，按惯例一直到飞机离开跑道飞上天空之后才离去。机场的人影消失了，代表团的人员才各就各位，安顿下来。这样隆重热烈的欢送场面给我们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同时也使我们每个人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不知不觉，专机已到了上海。

在上海机场，又受到地方上一次极其盛大的迎送。我们在机场上吃了一顿午饭，稍事休息，即登机前往巴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为代表团准备了住所。我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被任命为代表团副团长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从渥太华赶到巴黎，与代表团会合。我们在巴黎休息了一天一夜，改乘法航班机前往纽约。

美国记者早在舱内恭候

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的消息，是当时全世界的头号新闻。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后将成为新闻记者追逐的对象，对此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为此，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团长在机场的讲话，并印好了书面的英译文，准备下飞机后立即散发。

▓ 沃尔特·克朗凯特

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们登上法航班机时，头等舱里早有3位不速之客在恭候我们了。为首的那位，年近花甲，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主持人，名冠全美的沃尔特·克朗凯特。另2人扛着电视摄影机。

克朗凯特等对中国代表团的行踪了如指掌，知道中国代表团哪天将从巴黎乘哪班法航飞机前往纽约。因此，他们预购了紧靠我国代表团领导的头等舱座位，便于当场进行采访。

飞机上乔冠华欣然接受了他们的采访，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问题的内容无非是中国对初进联合国的感想、中国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看法，等等。这在当时确实是中国政府的重要表态，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

▓ 1971年11月11日，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纽约肯尼迪机场。

纽约时间11月11日下午，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当大批记者蜂拥而至的时候，大概没人注意到沃尔特·克朗凯特的新闻小组已悄悄离去。果然，当晚人们打开电视机的时候，这次飞机上的采访以及中国代表团抵美的其他镜头，便有声有色地出现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电视荧屏上。

前来机场迎接的有：联合国礼宾司司长、纽约市政当局的代表、一些友好国家的驻联合国代表等。一大批爱国华侨也赶到机场，挥动着自制的小型五星红旗欢迎我们。当然，迎接我们的不全是鲜花，也有一批反对派冲着我们摇旗呐喊，但是我们听不见他们喊的是什么，因为他们的声音早已被欢迎我们的人声所淹没。

到机场迎接我们的还有到纽约打前站的3位同志。他们早到了3天，已经预先为我们安排了住所，租好了汽车。我们的下榻地点是麦迪逊马路43－44街之间的罗斯福旅馆。

这是罗马尼亚代表团的朋友根据我们的委托为我们预订的。每年联大期间，曼哈顿的旅馆十分拥挤，罗马尼亚朋友在接到我们的电报之后，一两天内便订好了旅馆，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代表团的安置和初期遭遇的安全问题

中国代表团进驻纽约是中国官方人员首次来到美国开展正式的外交活动。当时，尼克松尚待访华，中美两国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对我们来说，美国还是一个敌对国家。在代表团人员离开北京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接见代表团的部分人员。毛泽东把去联合国进行工作和斗争比喻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周恩来谆谆教诲大家振奋精神，全力以赴地投入联合国的外交斗争，决不辜负祖国人民对大家的重托。他还提到应该尽早地在纽约购置住房，在联合国安顿下来，努力钻研业务，做好工作。他甚至还询问房价，嘱咐代表团的领导要迅速置房，不可犹豫。

▓ 中国代表团成员1971年12月摄于罗斯福旅馆。图源：《外交才子乔冠华》

我们所住的罗斯福旅馆位于曼哈顿东区，离联合国总部只隔两条马路。我们的驻地在14层楼。我们将这一层楼的70多个房间全部包了下来，一部分作会客之用，其余每人一间，就这样暂时安顿下来。

鉴于当时中国代表团的处境和纽约的环境，我们对安全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因为代表团没有专职的警卫人员，所以我们把负责保卫的任务全部交给了纽约市警方。

纽约市政当局对我们的安全十分重视，特派了双倍的武装警察到我们所住的14层楼昼夜值班。我们为警察专辟了一个房间，俨然是设在我们卧室门口的一个岗亭。警察每班2人，24小时从不间断。

值班时，一人面对电梯而坐，监视着每个从14层楼电梯口出来的人，一人坐在房间里，闲时看电视。两班交接时凑成4人，还打起了桥牌。我们的办公室与宿舍和他们紧靠在一起。因此，一天24小时的活动全置于他们的监督之下，失去了基本的隐私权，既不自由，也不方便。保卫保密成了我们的头等大事。

为了保证安全，规定从14层下楼必须两人同行，出旅馆步行必须3人同行。为了防止窃照，我们在卧室里用床布把镜子遮起来；为了防止窃听，我们从不召开带有实质内容的工作会议，有些问题在走廊里轻声交换意见，重要意见用文件或写在纸上传达。乔冠华团长曾自嘲地说：在罗斯福旅馆可以“到处拉屎”，但“无地放屁”。

▓ 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

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在纽约工作了近50天，经历了印巴战争在安理会和联大的激烈辩论，于圣诞节前结束工作，返回北京。代表团40余人留下来常驻纽约，开始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建团和日常工作。当时，罗斯福旅馆14层楼的客房空了一半，但我们没有将空房退租，只是等待购置新房后搬家。

与此同时，我们派人四处寻房。经过4个多月的时间，看了几十处的住房，终于找到了位于百老汇马路第66街林肯中心对面的一幢旅馆，共10层楼，有200多套房间，100多个车位。经请示国内，周恩来亲自批准以485万美元现款一次付清了房价。

▓ 作者（三排左二）出席1972年的联合国安理会。

1972年1月，中国代表团去巴拿马出席安理会讨论拉美问题的会议。这是安理会第一次在纽约以外的地点召开会议，也是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刚恢复后全面介入安理会工作的经历。

由于巴拿马未与我国建交，在巴拿马没有中国使馆，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一切都要依靠自己，因此代表团的组成既要精干，又要全面。

为了保持与国内的联系，及时请示报告，又带了两名机要员及必要的设备。我们住在巴拿马的高级饭店里，两名机要员在房间里搭起了防止窃照的帐架，日夜工作，房间里一直有我团人员看守，连打扫卫生的服务人员也不得进入。

▓ 效果图

我们从巴拿马返回纽约，就获悉代表团发生工勤人员王锡昌被害的不幸事件。原来，在此前的一个星期六晚上，王锡昌为代表团人员放映电影完毕回房睡觉后，就猝死不起。第二天，代表团将王锡昌送往医院检查，对尸体进行了解剖，仍查不清死因，尸体暂存医院冰柜。这件事惊动了周恩来和毛泽东。

我们立即根据指示写信给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要求美国有关当局立即进行彻底的调查，以查明死因和凶手。美方答应责成纽约当局与中国代表团配合追查凶手。

过了两个多月，我们接到纽约市医院的通知，说王锡昌是喝了含有尼古丁的饮水引起了神经中枢麻痹而死亡。我们当即取回了一小杯死者的胃液，连同一杯他生前喝过的饮水，交信使一并送回国内。

国内有关部门的检测结果与美方医院的结论一致。原来是凶手在王锡昌饮水的壶里投入了剧毒的尼古丁。幸运的是，凶手没有找到代表团全体公用的烧水壶。如果将尼古丁投入这个公用的大水壶里，那么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尽管我方一再催促美方协助破案，美方也允诺与我方配合，但由于情况复杂，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清楚的回答，成了历史之谜。

王锡昌的骨灰送回国内后，被追认为烈士，追悼会在八宝山隆重举行。外交部几位部、司领导以及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的部分国内人员均出席了哀悼仪式，向这位年轻的常驻代表团工作人员致以最后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