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辨是非，不打“派仗”——也谈如何看待印度疫情_风闻

       印度疫情爆发，我们要不要伸出援手？准确地说，其实我们已经伸出援手，那又应该怎么看？

       这问题在国内似乎引起了不少争议。不少人还因此恶语相向：你骂我“狭隘民族主义”、“幸灾乐祸”、“毫无人性”；我骂你“圣母婊”、“道德绑架”、“纯属犯贱”。

       为什么我用“似乎”呢？

       因为我认为，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人民这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严重分歧。 试想一下：

       你面对一整个医院欲延残喘而不得，几乎是引颈待毙的印度新冠患者，而你手里恰好有能救他们性命的氧气瓶、呼吸机，你给不给他们？

       一百个中国人，恐怕有九十九个会回答：“给。”

       剩下那一个，最多就是担心“真能给到他们手里吗？”——以印度政府和“精英”这次表现出的颟顸、伪饰、无能，这样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

       我国向印度伸出援手，其实就是在做几乎每个中国百姓只要身临其境或设身处地都会去做的事情。有人说“死一个人，是死了一个人；死十万人，就只是个数字了”，但这句话即使真的有点道理，也决不说明人真的应该对十万人的死无动于衷，而是说：要了解自己对某些问题真实的想法，不应该仅仅对着纸面上的数据高谈阔论，而应该面对真实的情境，或者至少应该有对真实情境的想像力。

       有人声称“我不同情印度人，谁让他们去年中国艰难战疫的时候，不但幸灾乐祸，而且落井下石，迎合西方一起反华，在边境制造冲突？”

       但你如果问他：

       “那印度政府轻忽疫情，置老百姓生命健康于不顾，酿成印度疫情今日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样的做法对不对呢？”

       相信他的回答也会是“当然不对”。

       相信他也不会说“这是大大的好事，阿三多死几个才好呢。”

       而这就可见：他还是不愿意看到印度人民成千上万地枉死——他指责印度政府的昏乱、狂悖、失责、渎职，乃至有时也批评不少印度百姓的愚昧、麻木、任人摆布，其实不都是基于这一点吗？

       我读了关于印度疫情的几篇争议较大的文章（例如复旦大学沈逸的），都并没有发现对印度人民有什么真正的恶意。

       那些有争议的部分，无非是义愤于印度反华政客的恶劣行径，也不满于印度许多人任由反华政客挑唆、绑架。

       而在这些争议中，也凸显了当代中国真正的复杂性：

       中国抗疫的出色表现，其实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医疗体系及背后的经济体系都有公有制为主体和骨架；意识形态上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锻炼出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不少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群众都从这次抗疫中进一步确认“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因为在毛主席时代，面对各种灾难，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可是另一方面，由于几十年来对社会主义话语的疏离，我们自己对这一点往往失去了自觉性和敏感性，甚至一旦察觉自己身上社会主义的“烙印”，反而会感到这是“落后”的、令人羞愧的东西。

       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拍的很多刑侦题材影视剧，总是想把内地警察拍得和香港或西方警察一样，好像只有这样才“专业”，才“高大上”。反倒是1996年的港剧《刑事侦缉档案3》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

       到北京与内地警方合作办案的香港警官张大勇一起吃饭时，问北京的刑警队长乔进：

       “乔队长，我怎么从来没看见你笑过？内地的同行怎么都是这样呢？其实做人最重要是开心……”

       乔队长回答：

       “笑不出来啊。人民把生命财产都托付给我们公安来保护，我们这个工作责任重，压力大啊……”

       这个回答在我们内地观众听来有些“官腔”和生硬，但剧中的张大勇他们却很敬佩。而这短短的一句话，其实也寄托了那时香港的编导们对内地政府和警察的印象： 有点刻板，有点憨直，但纯朴、忠诚、讲原则，有情怀，有政治头脑——尤其是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人民警察”、“人民公安”。

       这次抗疫，其实让我们再次确认了我们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国家，一个让那个名叫“人民政府”的政府感到“责任重、压力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当我们自己不愿意或者不好意思这样来阐释和表述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遗忘这些。那么，中国这次抗疫的优异表现，如果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只能解释为中国人的“种族”或“文化基因”的什么“先天优势”了。

       应该说，中国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是积极的、健康的。但正是因为这种社会主义话语的“失语”，导致了我们不少人虽然并不是民族沙文主义者，但在表述上却会出现各种混乱，因而可能为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所利用。

       比如像我刚才讲的，中国人民并不仇视印度人民，但为什么网上却有那么多指责中国人“排外”、“幸灾乐祸”的声音？而被指责的那些群众呢？他们也感到很委屈，因为他们也不过是表达了不忘去年边境冲突牺牲的解放军战士的意思，并未主张对印度人民见死不救。于是他们就会愤懑，并发泄到那些他们认为的“圣母婊”身上，甚至被激出更多更极端的表达……

       有历史经验的人对此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文革时，很多“群众斗群众”的派仗，就是这样被挑起来的：并没有根本分歧的双方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斗得不亦乐乎，而得利者，则另有其人。 在社会主义中国，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高度统一的，这个统一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

       在反对帝国主义包括反对印度资产阶级的扩张主义的斗争中，必须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

       人民群众是没有根本分歧的，然而极少数别有用心者就另当別论了。

       他们的惯用伎俩，就是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混为一谈： 一方面，用“不能得罪美国人民、印度人民”为名，主张对这些国家的反动统治者及其侵略扩张政策妥协投降；

       另一方面，当这种公开的投降主义引起群众义愤而难售其奸之后，又装扮成比谁都“爱国”的样子，抛出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谰言，夹杂在人民群众的朴素爱国言论中，企图以此惑乱人心，混淆视听，让中国在国际斗争中陷于孤立和失败，这就为他们下一步又转而鼓吹民族投降主义制造了最好的口实。

       面对这样极端复杂的斗争局面，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也必须认真学习，掌握好马克思主义这一最有力的理论武器。有了这副望远镜、显微镜、照妖镜，亿万人民群众才能真正广泛、持久、巩固地团结起来，社会主义中国才会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