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比多生快生更紧迫_风闻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美国梦”。

在各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经济体社会无不呈现老龄化的时代，在一个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数十万计的中老年人竟然死于非命 ——最有效应对大灾难的社会保障屏障，究竟在何方？

我们真正做好迎接未来挑战的准备了吗？

国家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将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结构的巨大变化以及如何赡养老人。国家政策的制定将越来越多地考虑继续扩大中产阶层和占比不断增加的老龄人口的权益保障等等。

“35岁现象”表明，人口结构的变化显然尚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更为重要的是，人口结构改变—— 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 —— 已经使经济增长，甚至争取一段时间恢复性高速增长 —— 成为需要优先解决的头等大事。只有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才能解决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和即将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才能满足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的经济需求，以及年轻人口难以抑制的消费欲望。

几乎可以肯定，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将有别于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不管促进消费的愿望和呼声多么高涨，这种增长将主要基于资本投资，而不是基于消费拉动。但是，这种经济增长必须保持较高的速度，即使只是让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维持不变，所需的经济增长率也必须高于21世纪伊始至2018年之间大部分时间的经济增长率。且这种增长必须是在一种严格控制之下的增长。属于有益的增长，而非有害的增长。

然而，我们主流的经济学仍未摆脱已经过时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家究竟是财政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货币经济学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经济学模式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国民经济模式。他们认为，宏观经济事件，即政府的方针政策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生产率、资本投资或者资源配置等微观经济现象。即使这种说法正确，单一国家政府的决策也已经不能作为一种宏观经济模式来发挥这种作用了。事实早已证明，如今只有世界经济（而非国际经济）才可以被称为真正的“宏观经济”。

经济学家和经济领域的实践家，也许必须像100年前的物理学家们一样，彻底转向微观模式，大力提倡以微观经济学尤其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

由于人口结构上的巨大变化，我们需要面临重大的经济需求。不仅需要大幅提高所有有生产过程的生产率，还需要进行适当的管理，以确保经济以相当高的速度保持真正的增长 —— 既不是畸形的增长，也不是通货膨胀，而是经济容量、经济产量和经济性能等方面的真正增长。

人口结构尤其是就业人口结构的改变，还需要充分地关注劳资关系和人力资源管理。不能再指望利用“制度”——无论什么样的制度 —— 来处理工人、知识劳动者及服务劳动者和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了。

国家人口结构上的变化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也将会对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角色产生重大影响，还会对国家与发达国家和众多后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尤显国家经济增长紧迫性。

未来30年，越来越多的个人储蓄将会变成“伪储蓄”—— 用来赡养正在迅速增多的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口（以及部分虽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身体以及智力状况尚好但却丧失就业机会或劳动意愿的老年人口）——的“转移支付”。所以资本并非很充裕，而是会短缺。

尽管国家的物质资源供应实际上并不会出现短缺，甚至是能源资源的供应也将很充足，但是物质资源的成本，特别是清洁的水源、清新的空气资源、能源资源的成本则可能居高不下，甚至节节攀升。

与之同时，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总产量必须迅速提高，否则人们的生活水平将会受到影响。快速提高的抚养比，资本短缺的情况可能会比人力资源短缺更严重，而不是相反。资本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必须高于人力资源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与过去的30年已明显不同，人力资源生产率越来越多地意味着知识劳动者的生产率。然而，过去的30年，我们并没有为提高所谓知识劳动者的生产率付出太多的努力。

不仅劳动力的构成正发生显著改变，人们的就业地点也发生了变化。每当谈及生产率，我们通常都会想到私营部门。事实上，除各级地方政府外，教育、医院等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即非营利机构）就业岗位的增长同样史无前例。

我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数量持续增长的知识劳动者的生产率在过去的25年里有大幅的增长，如今的教师、医务工作者、研究人员以及管理人员的生产率未必高于我们的前辈。未来20年，至少超过1/3的城镇就业岗位和绝大多数城镇新增就业岗位都只需要知识劳动者。

无论在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还是在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宗旨的政府机关，对知识劳动者的管理都需要采用全新的观念和方法 —— 这向所有管理人员提出了新挑战。提高生产率，需要不断挑战公共服务机构传统的、根深蒂固的管理习惯和管理哲学。首先应接受挑战的是各级地方政府 —— 尤其是经济后发展地方老龄化加速地区的地方政府必将面临来自不同方面的社会和政治压力 —— 即使对这一问题有清醒认识，真正实施起来也困难重重。

最近20年，社会上几乎每年都会有种宣言和预言“低增长”的论调甚嚣尘上。事实上，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长年的低增长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出现长年低增长那将意味着史无前例的被动，甚至引发灾难。而在每一次的“投机十年”中，狂热的人无不认为经济会无限增长且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改进，即使没有加剧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紧张关系，它对劳动者、工作团队、工作任务和老板之间的关系也几乎未受到任何积极正面的影响，这一点本来也是可以预见的。让劳动者“当家做主”后，工业社会的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事实证明不过是一种天真幼稚的幻想。

比经济因素更重要的是心理因素，即完全由工作绩效本身决定的人际关系和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正如幸福的婚姻或不幸的婚姻不是由民法、婚姻家庭法造成的一样，融洽积极的工作关系或恶劣消极的工作关系也不是由"制度"决定的。

将问题完全归咎于“制度”，可以让人获得相当大的心理安慰。不良的“制度”的确可以破坏和谐的组织人际关系。但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只能在关系发生作用的场所 ——即工作和劳动的场所—— 才能实现。正如不能将恶劣的劳资关系和人际关系归咎于“制度”一样，也不能将它们归咎于“人性”。员工渴望的并不是“幸福”，而是责任和成就。

尽管解决工业社会出现的问题仍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这种努力却不可避免、无法推卸。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警示无疑非常明确。任何管理者、知识工作者都不能再以等待“制度的变革”为借口来逃避自己的管理职责了。

任何争论都毫无意义，唯有行动。在机构内部解决上述问题将成为管理者和知识工作者 —— 无论他们是在管理一家企业，医院、学校或者其他任何一公共服务机构 —— 义不容辞的责任。

摘录参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

1、为什么会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很简单，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这两个要素下降导致老龄化。生育率下降导致每年出生的人数在减少，补充到低年龄组的人口减少。而死亡率下降意味着寿命的延长，年龄结构顶端的人口越积越多，这个就是老龄化的过程。

2、从1990、2000、2010、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都反映了这个事实，农村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也就是说农村老龄问题会提前爆发，这必然会对三农问题带来影响。在农村的建设方面，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村凋敝化这种现象会越来越突出，这会对未来的农村建设活力产生影响。

3、在医疗卫生方面，中国人的长寿水平不断提高，但存在长寿不健康的问题。现在的预期寿命在77岁以上，但健康预期寿命只有68岁，也就是说至少有8到9年的寿命时间是带病。

4、有人说调整生育政策是为了应对老龄化，实际情况是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很有限。很简单，想单纯依靠调整生育政策来引导未来生育率走向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生育率政策是一个外生性的变量，对于降低生育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对提升生育率，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过特别成功的案例，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五年的生育效果也是证明。未来有可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或者实行更加宽松的生育政策，但不要指望生育政策能带给生育率有多大的回升。生育率的回升不取决于生育政策，而取决影响生育率的内生性变量。

5、指望延迟退休来缓解养老保障金的压力，我觉得那不太可能实现，而且延迟退休也会有副作用，可能增加了充分就业战略落实的竞争性。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双面性，不可能只有好处没有缺点。老龄问题的本质是经济发展，老年人问题的本质是民生。经济发展是干什么？经济发展是做蛋糕，把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这样才有可能为应对老龄化的一系列的社会公共政策提供经济支撑、财富保障。否则应对老龄化、发展教育等等就是纸上谈兵，就成无水之源。

6、不要陷入到“人口决定论”的陷阱。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的要素，但绝不是国家兴衰的根本性或决定性因素。看2018-2020年全世界国家创造力的指数，会发现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比较靠前，但它们的的少子化、老龄化水平也很高，老龄化和国家科技创新能力这两个指标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中国，很多人说少子化和老龄化使得科技创新能力弱了，这有点双重标准。少子化会影响整个国家未来的人才规模，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不要把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趋势与将来科技能力创新直接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