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日记:“我看不到自己或整个印度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_风闻

来源：华盛顿邮报

【编者按】

上周，印度专栏作者拉娜·阿尤布（Rana Ayyub）为《时代周刊》撰写了封面故事《“这里是地狱。” 莫迪总理未能领导正在加深的印度COVID-19危机》。文中写道，她已经失去了四个亲朋，“一个是远亲，一个是我的隔壁邻居，另一个是我的两个最亲密的朋友，都在30岁左右。”没想到，不到一周时间，她最亲近的亲人之一的舅舅也因感染新冠而去世了。这使她再次从记者和一个普通印度人的角度审视印度政府对印度第二波疫情的应对。

悲伤正在压垮印度。我的家庭也不例外。

文： 拉娜·阿尤布（Rana Ayyub）

4月26日，就在我为《时代周刊》杂志写了一篇关于第二波covid-19在印度造成的破坏性大屠杀的封面故事之后，我的弟弟阿里夫（Arif）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舅舅喘不上气来了，“他告诉我。“你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就在四天前，我还与我的舅舅努鲁兰（Noorulain）交谈过。在我们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认为他更像是一个兄长。他现在住在北方邦的一个村庄里。他和他的家人发烧已经有几天了，当地医生给他们开了治疗伤寒的药。

但在该村和整个邦，还有许多家庭也都有生病的人。许多人曾前往北方邦，在4月15日的地方选举中投票。拒绝取消投票使数千甚至数百万人处于危险之中，这凸显了该邦的疏忽和冷酷无情。在北方邦，已有700多名被指派执行投票任务的学校教师死于covid-19。其中有一位怀孕8个月的教师，她曾恳求不要让她承担选举任务但被拒绝。

当我听说舅舅在挣扎着呼吸时，我做了许多印度人在绝望中被迫做的事情：我依靠着我的阶级特权、我的关系、我的社交媒体平台、我的朋友网络来乞求一张病床，在一个据保守估计每天有3600人死亡的国家，病床现在是最热门的商品之一。

我也和许多被遗弃的印度人一样，也在社交媒体上尽可能地传播对氧气、血浆、抗生素和病床的需求。好心人提供了帮助，他们设法让我叔叔住进了一家私人医院；那时他的血氧量已经很低了。

我叔叔被安置在氧气支持系统上，尽管他的扫描显示他来的可能已经太晚了。神奇的是，他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病情有所好转了。他甚至在5月1日通过一个亲戚给我发了一条低声的生日快乐语音信息；他还对医院的床位表示感谢。

但我们的幸福是短暂的。

凌晨2点，当我回复生日信息时，一个视频电话打了过来。我看到我舅舅躺在地上，用力地喘气。我妈妈也来到电话旁，但很快她就晕倒了。

我对悲剧并不陌生。我曾报道过死亡，并且亲身经历过。但没有什么能让我准备好从屏幕的另一边看到我舅舅对生命的绝望，那种令人崩溃的无助感。我的母亲在晕倒之前，恳求他为了她，为了他的四个孩子（最小的孩子才12岁）而更加努力地活下去。她求他看在安拉的份上，也为了他们的母亲，尽力呼吸，因为他们的母亲那晚已经睡了，她期待着能很快再见到他。

没过几分钟，我叔叔中风了，他的肺和心脏都放弃了，他就这样走了。他成了印度灾难性冠状病毒应对措施的另一个受害者。他去世的时候，印度的电视台们正在报道五个邦的选举结果，那些地方鲁莽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政治集会，增加了第二波疫情的传播。

但我叔叔在许多方面也是幸运的。他多活了几天，他有尊严地死去。而印度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人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北方邦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进行报道的记者阿伦·夏尔马(Arun Sharma) 一天内给我发来了456次葬礼的视频。夏尔马告诉我，印度农村地区的破坏规模完全没有被报道出来。来自当地的报告强调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印度19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人数很可能比官方数字高出许多倍。

在北方邦，政治压力正试图让民众蒙在鼓里。就在我在推特上为我叔叔申请床位或氧气瓶的同一天，该邦的人民党首席部长尤齐·艾迪特亚纳斯（Yogi Adityanath）威胁说，如果医院报告氧气短缺，就要起诉他们。

当我写完这篇专栏时，我得知我38岁的表弟里兹万（ Rizwan）刚死在北方邦的一个村子里，离我叔叔住的地方不远。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印度人的家庭没有人死于covid-19。我感到悲痛欲绝，但与那些不得不在停车场或街道上埋葬或火化其亲人的家庭的痛苦和折磨相比，我的这种悲痛显得微不足道。

我看不到自己或整个国家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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